《黑寡妇街》（小说）苏汶、《在文艺领域内的党的政策》画室译、《文学底现阶段》周星予、《放火的人们》（诗）江近思《寓言安华》、《最近的戈理基》升曙梦、《戈理基是和我们一道的吗？》绥拉菲莫维支。
这七篇文章，除了那首诗从此没有下落之外，其余的后来都曾在别的刊物上发表了。现在看看，觉得最有趣的倒是那末一篇，恰恰说明了一九二七、八年顷的左翼文学刊物了。当我把这一包纸型重又郑重地包拢的时候，心中忽然触念到想把它印几十本出来送送朋友，以纪念这个流产了的文学月刊。
我觉得应该换一个地方逛逛了。于是我离开了这个安置旧杂志的书架，不消三步，就到窗槛边的壁隅了。那里有一只半桌，桌子上安置着一只帐箱，是父亲的东西。我曳开帐箱门来一看，里面并没有什么帐簿算盘之类，不知几时藏在那里的，一个盛贮印章的福建漆盒安逸地高隐着。我不懂得印石的好歹，但是我很喜欢玩印章。这趣味是开始于我在十五六岁时从父亲的旧书箱中找到一本《静乐居印娱》的时候，而在一二月以后从神州国光社函购的一本《簋斋藏古玉印谱》使我坚定了玩赏印章的癖性。这福建漆匣子的二三十枚印石，也是祖传的几件文房具之一，差不多都是“闲图章”，如“花影在书帷”，“我思古人”，“正在有意无意之间”，辞句倒都还有趣，只是石质并不很好，而且刻手也不是什么名家，除了我把它们当作“家珍”以外，讲赏鉴的博雅君子是不会中意的。说到印章，我还有一个故事，可资谈助。那是在之江大学读书的时候，每星期日总到“旗下”去玩。走过明德斋那家刻字店，总高兴去看看他们玻璃厨里的印章。有一天，我居然花了八毛钱买了一块椭圆形的印石。不知怎么一想，想到有个杭州人曾经刻过一块图章，文曰“苏小是乡亲”，便摹仿起来，叫刻字店里的伙计给我刻了“家姊是吴宫美人”七个字阳文篆字。这是想拉“西施”做一家人了。放了年假，把这颗图章带到家里，给父亲看见了，他就大大的讪笑了我一场，羞得我赶紧来磨掉，现在连这块印石也不知哪里去了。
隔着一行蛎壳长窗，紧对着这帐箱，高高地在一只竹架上的，是一个七八年不曾打开过的地球仪箱子，于是在这里边，我又发现了一本民国十一年四月中华书局同人进德会出版的《进德》杂志。我翻开来一看，原来它已不是《进德》杂志，而是我的贴报簿了。这上面所剪贴的大概是十一二年间的《申报》《新闻报》《时报》上的长篇新闻纪事和文艺作品。当时固然为了它们有趣味，所以剪下来保留起来，而现在看看，却是格外有趣味了。在《进德》杂志中的《说平民和平民主义》那篇文章的第二页上，粘着几篇溥仪夫人作品。此外凡所粘贴的东西，都是绝妙好辞，不能一一抄录，只得仿八景之例，记下了八个名目；第一，黎黄坡《电原文》。第二，《清宫烬余物品目录》。第三，巴黎通信《春城葬花记》。这是名女优莎拉。蓓尔娜夫人之死的记事，附有夫人遗容与绝笔铜图一帧。第四，李昭实的捷克通信《百衲治化谈》。第五，黎明晖小姐的《说糖》。第六，刘三致黄任之书《论四时花序》。第七，辜鸿铭《论小脚美》。第八，《美国之麻将潮》。这八景实在可以代表了民国十一二年间上海各大报的精华。尤其是申报上的李昭实和王一之的欧洲通信，真是很美丽的文字，可惜以后竟无人继起了。
我把这地球仪的箱子重又搁上了书箱顶之后，才想起我的白金龙不知剩下在那一家别墅的茶几上或那一座凉亭的石栏上了。走回头路一寻，原来在玩弄印石的时候搁在那帐箱旁边了。大半枝烟全都烧完，兀自的有余烬在那里熏蒸着。这时，太太泡好了一盏新买来的红茶送进来，酽酽的怪有温暖之感。抽烟品茗的欲望打消了我的旅行趣味，何况两足虽未起趼，而两手实已沾满了埃尘乎？好！我回去罢，正如小说中所说的“话休烦絮，瞬息便到了家门”。于是，我又坐下在藤椅中了。
施蛰存驮马
驮马
我第一次看见驮马队是在贵州，但熟悉驮马的生活则在云南。那据说是所谓“果下马”的矮小的马，成为一长行列地逶迤于山谷里，就是西南诸省在公路出现以前唯一的交通和运输工具了。当我乘坐汽车，从贵州公路上行过，第一次看见这些驮马队在一个山谷里行进的时候，我想，公路网的完成，将使这古老的运输队不久就消灭了罢。但是，在抗战三年后的今日，因为液体燃料供应不足，这古老的运输工具还得建立它的最后功业，这是料想不到的。
西北有二万匹骆驼，西南有十万匹驮马，我们试设想，我们的抗战乃是用这样古旧的牲口运输法去抵抗人家的飞机汽车快艇，然而还能支持到今日的局面，这场面能说不是伟大的吗？因此，当我们看见一队驮马，负着它们的重荷，在一个峻坡上翻过山岭去的时候，不能不沉默地有所感动了。
一队驮马，通常是八匹十匹或十二匹，虽然有多到十六或二十匹的，但那是很少的。每一队的第一匹马，是一个领袖。它是比较高大的一匹。它额上有一个特别的装饰，常常是一面反射阳光的小圆镜子和一丛绿色的流苏。它的项颈下挂着一串大马铃。当它昂然地在前面带路的时候，铃声咚咙咚咙地响着，头上的流苏跟着它底头部一起一落地耸动着，后边的马便跟着它行进。或是看着它头顶上的标帜，或是听着它的铃声，因为后面的马队中，常常混杂着聋的或盲的。倘若马数多了，则走在太后面的马就不容易望到它们的领袖，你知道，驮马的行进，差不多永远是排列着单行的。
每一匹马背上安一个木架子，那就叫做驮鞍。在驮鞍的左右两边便用牛皮绳绑缚了要它负荷的东西。这有两个作用：第一是不使那些形状不同的重载直接擦在马脊梁及肋骨上，因为那些重载常常有尖锐的角或粗糙的边缘，容易损伤了马的皮毛。第二是每逢行到一站，歇夜的时候，只要把那木架子连同那些负载物从马背上卸下来就行。第二天早上出发的时候，再把它搁上马背，可以省却许多解除和重又束缚的麻烦。
管理马队的人叫做马哥头，他常常管理着四五个小队的驮马。这所谓管理，实在不很费事。他老是抽着一根烟杆，在马队旁边，或前或后地行走。他们用简单的，一两个字——或者还不如说是一两个声音——的吆喝指挥着那匹领队的马。与其说他的责任是管理马队，还不如说是管理着那些领队的马。马哥头也有女的。倘若是女的，则当这一长列辛苦的驮马行过一个美丽的高原的时候，应合着那些马铃声，她的忧郁的山歌，虽然你不会懂得他们的意义——因为那些马歌头常常是夷人——会使你觉得何等的感动啊！在荒野的山林里终日前进的驮马队，决不是单独赶路的。它们常常可能集合到一二百匹马，七八个或十几个马哥头，结伴同行。在交通方便的大路上，它们每天走六十里，总可以获得一个歇站。那作为马队的歇站的地方，总有人经营着马店。每天日落时分，马店里的伙计便到城外或寨门外的大路口去迎候赶站的马队，这是西南一带山城里的每天的最后一阵喧哗。马店常常是一所两层的大屋子，三开间的或五开间的。底下是马厩，楼上是马哥头的宿处。但是那所谓楼是非常低矮的。没有窗户，没有家具，实在只是一个搁楼罢了。马店里的伙计们帮同那些马哥头抬下了马背上的驮鞍，洗刷了马，喂过马料，他们的职务就完了。马哥头也正如一切的西南夷人一样，虽然赶了一天路，很少有人需要洗脸洗脚甚至沐浴的。他们的晚饭也不由马店里供给，他们都随身带着一个布袋，袋里装着包谷粉，歇了店，侍候好了马匹，他们便自己去拿一副碗筷，斟上一点开水，把那些包谷粉吃了。这就是他们的晚餐。至于那些高兴到小饭店里去吃一杯升酒，叫一个炒菜下饭的，便是非常殷实的阔老了。在抗战以前，这情形是没有的，但在这一两年来，这样豪阔的马哥头已经不是稀有的了。
行走于迤西一带原始山林中的马队，常常有必须赶四五百里路才能到达一个小村子的情况。于是，他们不得不在森林里露宿了。用他们的名词说起来，这叫做“开夜”。要开夜的马队，规模比较的大，而且要随带着炊具，差不多在日落的时候，他们就得在森林中寻找一块平坦的草地。在那里卸下了驮鞍，把马拴在树上，打成一围。于是马哥头们安锅煮饭烧水。天色黑了，山里常常有虎豹或象群，所以他们必须捡拾许多枯枝，烧起火来，做成一个火圈，使野兽不敢近前。然而即使如此警戒，有时还会有猛兽在半夜里忽然袭来，咬死几匹马，等那些马哥头听见马的惊嘶声而醒起开枪的时候，它早已不知去向了。所以，有的马队还得带一只猴子，在临要睡觉的时候，把猴子拴缚在一株高树上。猴子最为敏感，到半夜里，倘若它看见或闻见远处有猛兽在行近来，它便会尖锐地啼起来，同时那些马也会得跟着惊嘶，于是睡熟的人也都醒了。
在云南的西北，贩茶叶的古宗人的驮马队是最为雄壮的。在寒冷的天气，在积雪的山峰中间的平原上，高大的古宗人腰里捎着刀和小铜佛，骑着他们的披着美丽的古宗鞍的马。尤其是当他们开夜的时候，张起来的那个帐幕，使人会对于这些游牧民族的生活发生许多幻想。
二万匹运盐运米运茶叶的驮马，现在都在西南三省崎岖的山路上，辛苦地走上一个坡，翻下一个坡，又走上一个坡，在那无究尽的山坡上，运输着比盐米茶更重要的国防材物，我们看着那些矮小而矫健的马身上的热汗，和它们口中喷出来的白沫，心里会感到怎样沉重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