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我说“音乐的”，为的是提醒注意诗同音乐和造型艺术的双重亲缘关系。也就是说，由于这双重亲缘关系，诗或者模仿某一确定的对象，如造型艺术所做的那样，或者像音乐那样，单纯产生某一确定的情感状态，并不需要某一确定对象来达到这个目的；因而诗可以称为造型的或者音乐的。因此，后一名称不仅仅指诗中那种就题材而言确实是音乐的成分，而主要是指诗不把想象力局限▲▲▲感伤诗人，尤其是在那些使用哀歌诗体的诗人中，只有很少的近代诗人和极少的古代诗人才能够同我们的克洛普施托克相比。凡是超出生动的形体的界限和个性的范围以外在理想领域内所能达到的东西，都已经被这位音乐的诗人得到了①。如果有人否认他具有素朴诗人用以描绘他的对象的独特的真实性和生动性，那么这些人事实上对他就太不公道了。他的许多颂歌，他的戏剧和《救世主》中的若干段落，以恰到好处的真实性和优美的外形表现了他的对象；特别是在他描述的对象是他自己的心灵的地方，他就常常表现出自己的伟大的天性和可爱的素朴。不过，他的长处并不在此，这个特点毕竟不可能贯穿他的整个诗的领域。按照上述规定来看，《救世主》作为音乐的诗是那样美妙，然而作为造型的诗来看，它的缺点又是那样多，因为在造型的诗里人们希望看到的是确定的形式。在这篇诗里，人物也许是充分确定的，但是对知觉来说并不是充分确定的；只是抽象的智力创造了这些人物，而且只有抽象的智力才能够把他们辨别出来。他们是一些抽象概念的极好的例证，然而他们不是个性，不是活生生的形象。诗人终究应该诉诸想象力，而且他应该通过明白确定的形式去控制想象力，可是在这里，想象力被给予了太多的自由去决定这些人和这些天使、这些天神和这些恶魔、这个天堂和这个地狱以什么方式成为感官的对象。现有的是一个轮廓，在这个轮廓内理智必须思考它们，可是固定的界限却是假定的，在这个轮廓内想象力
[25]. 爱德华·杨格（1683—1763年），英国诗人，在他的诗篇《怨诉或夜思》中创造了感伤主义的所谓“墓地诗”的早期典范之一。———译注
[26]. 这里席勒指的是狂飙突进派对克洛普施托克的崇拜，尤其是所谓哥廷根联盟的代表们对他的崇拜。———译注
[27]. 席勒在这里列举了许多第二流的作家，他们在当时都享有颇大的名声。乌兹（1720—1796年），诗人，他的长诗《辩神论》给青年席勒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丹尼斯（1729—1800年），诗人，模仿克洛普施托克，翻译了《莪相》，著有感伤主义的长诗《弹唱诗人西涅德之歌》。盖斯纳尔（1730—1788年），瑞士诗人和画家，欧洲罗可可式艺术的最大代表之一，他的感伤主义的《牧歌》在18世纪的德法等国享有盛名。席勒在这里提到他的散文诗《阿贝尔之死》。雅可比（1740—1814年），诗人，《伊里斯》杂志的主编。盖斯坦贝格（1737—1823年），诗人和剧作家，他的悲剧《乌哥尼诺》在狂飙突进派文学的形成上发生过影响。何尔蒂（1748—1776年），哥廷根联盟最著名的抒情诗人，主要写有哀歌性质的作品。戈斯金克（1748—1828年），哀歌诗人。———译注
[28].指《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1795—1796年）。———译注
[29].指《少年维特之烦恼》。———译注
[30].例如，阿德隆先生把它定义为“对动人的和柔和的情感的偏好，没有任何理由性的目的，并且不超出适当的界限”。———阿德隆先生是很幸福的，因为他的情感产生于一个目的，而且完全只产生于理性的目的。———原注
[31].的确，我们不应该使某一类读者失去他们那一点儿快乐，如果有人能从布鲁茅尔先生的肮脏的笑话中得到启发和快乐，这对批评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批评家至少应该以某种尊重来克制自己谈论那些始终被良好的审美趣味理所当然忽视的作品。尽管应该承认这些作品中的真正才能和诙谐，但是，这二者越是没有净化，就越是令人痛惜。关于我们德国的喜剧我什么也不想说。诗人们是描绘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原注
[32].和感情结合起来；因为画面的纯粹感性的炽热，形象力的丰富，是远远不够的。因此，《阿丁哈罗》（或《极乐岛》，威廉·汉斯的长篇小说，出版于1787年———译注），尽管表现了一切感性的力量和火一般的色彩，仍然是一幅既没有真实又没有审美价值的感性漫画。不过这部奇怪的作品，作为对于单是欲望所能达到的诗的活力的例证，将永远是值得注意的。———原注
[33].指维兰德。———译注
[34]. 如果我在这类作家中间举出《阿伽同》和《俄拜侬》等等作品的不朽作者（指维兰德———译注），那么我必须十分清楚地声明，我是不愿看到他和这些人混杂在一起的。他的描绘，甚至在这方面最令人担心的描绘，都是没有物质的倾向的（如一个轻率的批评家最近擅自讲的那样）；《为爱而爱》以及其他许多素朴的和天才的作品都反映出一个优美和高尚的灵魂的显著特点，它们的作者是完全不可能有这样的倾向的。但是，我觉得，他肯定是遭遇了完全特殊的不幸，因为他的写作计划迫使他采用这些描绘。那制定他的诗作计划的冷漠的理智向他要求这些描绘，而他的情感很难赞许和接受这些描绘，以致我觉得在描绘的处理中仍然可以识别出冷漠的理智。描绘中的这种冷漠在进行批评时恰恰是对它们不利的，因为只有素朴的感受才能在审美上和道德上证明这种描绘是正当的。但是，是否允许诗人的纯洁感情在制定写作计划时遭受那种实现计划的危险呢？ 一个计划如果不损伤读者和诗人的纯洁感情，如果不迫使两者注视高尚的情感所乐于避开的题材，就不能加以实现（我目前可以这样认为），像这样的计划一般能不能叫作诗的计划呢？ 这是我所怀疑的，而且我很想听一听聪明批评家的意见。———原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