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玛丽埃塔用突然虚弱的声音请求道，“妈妈，请你下来吧。”她的声音变得虚弱，因为她担心任何嚷嚷或者哭喊都会惊动妈妈，让她蹬开椅子，把全身重量挂上绳子。不过，就算玛丽埃塔想喊，也喊不出来。她全身只有力气发出这可怜的细线一样的声音—就像在梦里，一只野兽或者一台机器正往你身上碾来的时候。
“叫你爸爸来。”
妈妈命令道。玛丽埃塔赶紧照办。她拖着灌满恐惧的双腿跑起来。穿着睡衣，在星期六早上，她跑了起来。她跑过贝瑞尔和别的孩子，他们还在斜坡上打滚。她沿着那会儿还是木板栈道的人行道跑着，跑上没铺路面、布满昨夜积起的水坑的马路。马路穿过铁轨，在山脚下与镇上的大街交叉。大街和河流之间有一些仓库和小工厂。玛丽埃塔的爸爸的马车制造厂就在其中，运货马车、轻便马车和雪橇都有生产。事实上，玛丽埃塔的爸爸发明了一种在矮树林中运木材的新型雪橇，申请到了专利。他的事业在拉姆塞刚刚起步。（后来他在美国发了财。一个喜爱旅馆酒吧、理发店、马车赛和女人的男人，但也不畏惧工作—公允地讲。）
玛丽埃塔在工厂没找到他。办公室空无一人。她跑到工人正在干活的院子，在新鲜锯末中跌跌撞撞。工人们哄笑起来，冲她摇脑袋。不。不在这。这会儿不在。不晓得。你干吗不到市中心找找？等等。等一下。你不先找点衣服穿上？
他们并没恶意。他们没觉察到出事了。但是玛丽埃塔向来无法忍受哄笑的人群。有一些地方她连路过都憎恨，更不用说进去了，原因就在于此。哄笑的男人们。因为这个，她厌恶理发店，厌恶它们的味道。（她后来和我父亲去舞会时，特意请他不要往头发上涂发胶，因为那味道会让她想起这些。）某家旅馆外头站在大街上的一群男人，这对玛丽埃塔而言简直就是一团毒药。你竭力不去听他们在说什么，可你能肯定那一准是些恶毒之语。哪怕他们什么也没说，他们也会哄笑，那同样恶毒—恶毒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毒药。玛丽埃塔在得到拯救后，才做到了从他们面前昂首走过。上帝是她的武装，她径直从他们当中穿过，没有任何东西能磕绊她，没有任何东西能灼伤她。她像但以理[2]一样安全无虞。
现在她转身又跑起来，沿来路跑回去，攀上山坡，一路往家跑。她觉得她离开母亲是个错误。妈妈为什么吩咐她走开？为什么想要她爸爸来？很可能她是打算用自己悬挂在绳子尽头，尚且温热的尸体迎接他。玛丽埃塔本该留下—她本该留下，劝说妈妈收手。她本该跑到萨克里夫太太，或者任何邻居那里求助，而不是这样浪费时间。只是她想不到谁可以帮她，谁居然会信她的话。她以为所有人家，除他们家之外，都活得太太平平，她以为威胁和痛苦这类东西根本不存在于别人的房子里，所以对别人无法解释。
一列火车正开进镇里。玛丽埃塔不得不停下等着。乘客们从车窗里看她。她当着那些陌生人的面，忍不住放声痛哭。火车开过，她继续朝山上跑去—这场面真值得一看。她头也没梳，光脚沾满泥泞，只穿着睡衣，发疯一样，脸上泪淋淋的。她跑进自家后院，看到谷仓便哭嚎起来。“妈妈！”她哭嚎着，“妈妈！”
里面没人。椅子摆在原处。绳子在椅背上晃荡。玛丽埃塔断定妈妈已经走出那一步。她妈死啦—绳子被切断，她被放下来，运走啦。
不过，一双温暖肥胖的手按上她肩头，萨克里夫太太说：“玛丽埃塔。安静点。玛丽埃塔，好孩子。别哭了。进来吧。她很好，玛丽埃塔。进来你就看到了。”
萨克里夫太太的外国口音说着“玛丽—埃—达”，给这个名字平添一种浓郁、不同寻常的韵味。她满怀慈爱。后来，玛丽埃塔住到萨克里夫家，被当成这家的女儿一样对待，而这是一个完全和她想象中的别人家一样平静舒适的人家。不过，她在这里始终没找到做女儿的感觉。
在萨克里夫太太家的厨房里，贝瑞尔坐在地板上啃着一块葡萄干饼干，和黑白两色的小猫迪基玩耍。玛丽埃塔的妈妈坐在桌边，面前搁着一杯咖啡。
“她真傻。”萨克里夫太太说。她指的是玛丽埃塔的妈妈还是玛丽埃塔呢？她掌握的英语单词不多，没法说清。
玛丽埃塔的妈妈笑了。玛丽埃塔眼前一黑。在这么个温暖潮湿的早上，哭嚎着一口气跑上山，弄得她昏过去了。她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她正从萨克里夫太太手中的汤匙里喝着黑黑的、甜甜的咖啡。贝瑞尔抓着迪基的前爪，当作一件逗她开心的礼物递过来。玛丽埃塔的妈妈依旧坐在桌边。
她的心碎了—每次我母亲都是这么总结的。这就是结局。这几个字收拢了整个故事，一锤定音。我从没问，是谁弄碎了它呢？我从没问，男人们毒药般的话都说的啥呢？“恶毒”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玛丽埃塔的妈妈没上吊，反倒笑了。很久以前，她坐在萨克里夫家的厨房桌边笑了。她的心碎了。
对于母亲的闲聊和故事，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它们后头有什么东西膨胀着，就像一个你没法看透、找不到尽头的云团。有一团乌云，或者一剂毒药，侵入了母亲的生活。当我让母亲难过的时候，我也成了它的一部分。于是我会用头撞着母亲的肚子和胸部，撞着她高高的、坚实的身体，祈求宽恕。母亲总会叫我去问上帝。可我不得不与之理顺关系的并非上帝，而是母亲。看起来，她仿佛明了我身上有一些东西，比寻常的谎言、诡计和劣行更糟糕，糟糕得多。那真是一种令人恶心的耻辱啊。我撞击着母亲的身体，想要她忘掉。
我的弟弟们却毫无这种烦恼。我从没觉得他们有。我觉得他们就像些开心的野人，无拘无束地乱逛，根本不用明白什么。当我自己有了两个儿子，而没有女儿的时候，我感觉仿佛有什么事情终于可以从此打住—那些故事，那些悲伤，那些你无法抵御亦无法解决的古老谜团。
贝瑞尔姨妈说，不要管她叫姨妈。“我不习惯当谁的姨妈，亲爱的。我甚至连谁的妈妈都还不是呢。我就是我。叫我贝瑞尔好了。”
贝瑞尔是速记员出身，现在创建了自己的打字速记公司，雇了很多女孩。她和一个男性朋友一起来，叫弗洛伦斯先生。她信上写，会搭朋友的车来。但没提这个朋友是打算住下，还是打算马上就开走；甚至没提是个男人还是女人。
弗洛伦斯先生要住下来。他是一个瘦高的男人，一张晒黑的长脸，眼睛颜色非常浅，还有个抽抽嘴角的习惯，没准是在表示微笑吧。
到头来，他成了在我和母亲贴了墙纸的房间里睡觉的人；因为他是陌生人，而且是个男人。贝瑞尔只好跟我睡。一开始我们觉得弗洛伦斯先生相当粗鲁，因为他不习惯我们的说话方式，我们也不习惯他的。头天早上，父亲对弗洛伦斯先生问候道：“呃，希望你在那张旧床上好歹能睡个囫囵觉吧？”（其实闲置房间里的床铺着羽毛褥垫，再舒服不过。）而弗洛伦斯先生应该回答说，他从没睡得比这更舒服了。
弗洛伦斯先生抽抽嘴角，说：“比这更糟的我也睡过。”
他最喜欢待的地方是他的车里。一辆宝蓝色的克莱斯勒，战后生产的第一批。座椅、地板、车顶和车门上的软垫全都是珠灰色的。弗洛伦斯先生牢牢记着这些颜色的名称，一旦你只说“蓝色”或“灰色”，他就会纠正你。
“我觉得这就是老鼠皮的颜色嘛，”贝瑞尔大大咧咧地评价道，“我告诉他这就是鼠皮色！”
汽车停在房子边的槐树丛下。弗洛伦斯先生坐在车里，摇上车窗，在奢华的新车味道中抽烟。
“恐怕我们没怎么让你的朋友快活哪。”母亲说。
“我才不会操心他呢。”贝瑞尔说。她说到弗洛伦斯先生，总好像关于他有个只有她明白的笑话似的。之后很久，我都怀疑他莫非在仪表板下的抽屉里藏了那么一瓶，时不时呷一口振作精神。他一直戴着帽子。
贝瑞尔本人则享受了双份的快乐。她不像通常的女客人那样坐在家里，跟母亲聊天，而是要求参观农场上的所有东西。她说，我得带着她四处走走，解释各种事情给她听，还要提防不要让她跌进什么肥料堆里。
我不知道有什么好展示的。我带贝瑞尔去冰屋，一块块冰像梳妆台抽屉那么大，更大的冰块埋在锯末里保存着。每隔几天，父亲就会砍下一块冰，搬进厨房，在一个锡皮盒里融化，用来冰镇牛奶和奶油。
贝瑞尔说她从不知道冰有这么大块的。她似乎热衷于发现各种事物是多么奇特、可怕，或者滑稽。
“你们到底是打哪儿弄来那么大的冰块的呢？”
我搞不清这句是不是玩笑。
“从湖上。”我说。
“从湖上！你们这儿有整个夏天都结冰的湖吗？”
我告诉她父亲如何每年冬天从湖上取冰，拖回家埋在木屑里，木屑可以防止冰融化。
贝瑞尔说：“不可思议！”
“嗯，化还是会化一点的。”我说。我对贝瑞尔失望透了。
“太不可思议了。”
我去赶牛，贝瑞尔一个人继续溜达。一个穿白色休闲裤的稻草人（父亲后来就是这么叫她的），戴一顶白色太阳帽，用夺目的红色缎带系在下巴上。她的手指甲和脚指甲—她穿的是凉鞋—都涂成和缎带一样的颜色。她戴着当时人们都戴的小小的深色太阳镜。（我认识的那些人不算—他们可没有太阳镜。）她有一张大红嘴，发出响亮的笑声，头发是一种不自然的颜色，异常耀眼，像樱桃木。她是那么热闹、闪耀，打扮得那样炫目，以至于很难判断她到底好不好看，开不开心，或者任何事情。
我们沿牛群走的小道走着，没再怎么交谈，因为贝瑞尔与牛群保持距离，忙着小心下脚的地方。等我把它们全拴进牛栏，她又凑了过来。她点了支烟。没人在谷仓里抽烟。父亲和别的农夫在这里总是嚼烟草来替代。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贝瑞尔嚼烟草。
“你会给它们挤奶吗，还是由你爸来弄？”贝瑞尔问，“那很难吗？”
我抓住母牛的奶头，挤下一点奶。谷仓猫群里的一只跑过来跃跃欲试。我把细细一股牛奶射进它嘴里。我和猫都扬扬得意。
“那样会痛吗？”贝瑞尔问，“想想看，要是换了是你的话。”我可从没把母牛的奶头和我自己身体的哪个部位联系起来过，这猥亵的意味让我大吃一惊。事实上，从此我再也无法像这样不假思索地随手抓住一个温暖、粗糙的奶牛奶头了。
贝瑞尔睡觉时穿一件缀有本白色花边的桃色尼龙睡衣。她还有一件配套的袍子。她说“本白色”，就像弗洛伦斯先生说到他的宝蓝色和珠灰色一样郑重其事。
我设法在脱衣服或换睡袍时都不暴露出身体的任何部分。这是很难弄的。我没脱内衣裤，希望贝瑞尔也这么做。与一个成年人睡一张床，对我而言真是折磨。不过，我倒是趁机研究了贝瑞尔称之为美容套装的玩意儿们。装了一团团棉花球的手绘玻璃罐、滑石粉、乳液、冰蓝色的紧肤水、小罐红色和紫红色的唇膏—看起来油亮亮的。蓝色和黑色铅笔。指甲锉板，一块浮石，散发着浓烈香蕉味儿的指甲油，装在一个贝壳形状赛璐珞盒里的敷面粉—它有个听起来像甜点的名字—“甜杏花”。
我在夏天用的煤油炉上热了一点水。贝瑞尔擦干净脸，突然像是变了个人，我几乎以为脸盆里会有片片剥落下来的化妆壳儿，就像我们浸湿、剥下的旧墙纸一样呢。贝瑞尔的皮肤现在变得苍白，遍布细细的裂纹，挺像初夏时分水坑底部渐渐干涸的发亮的淤泥。
“瞧我的皮肤变成啥样了，”她说，“节食。我过去有一百六十九磅重呢，减肥减得太快，脸整个陷下去了。不过，现在我弄到了这种膏。是用秘方做的，你在市场上都买不到呢。闻闻。你看，它闻起来一点也不香，一股子正经八百的味道。”
她用棉花球往脸上拍膏，拍来拍去的，拍到一点也不剩。
“闻起来像猪油。”我说。
“全能的上帝啊，我出了那么大价钱，可不是为了往脸上涂猪油啊。别告诉你妈我拿上帝说事了哦。”
她往水杯里倒点干净的水，打湿梳子，把头发梳湿，用手指绕起一缕缕头发，用两个交叉的发夹把绕好的发卷别到脑袋上。再过两三年，我自己也做起这种事来了。
“永远记得把头发打湿，不然卷起来一点用也没有，”贝瑞尔说，“而且永远记得要向下卷，哪怕你想要它耸起来。明白了吗？”
我卷着自己的头发时—卷了好多年—时不时想起这话，寻思着人们给过的所有建议中，我遵守得最严格的就数这一条了。
我们熄灯上床。贝瑞尔说：“真不知道天会这么黑。真不知道还有这么漆黑的晚上啊。”她喃喃低语着。我很迟钝地意识到，她是在将乡间夜晚与城市的夜晚作比较。我好奇着内特菲尔德县的黑夜是否果真比加利福尼亚的黑夜更黑。
“亲爱的？”贝瑞尔低声说，“外面有动物吗？”
“有母牛啊。”我说。
“不错，但是野生动物呢？有没有熊？”
“有。”我说。父亲有一次在灌木丛中发现过熊脚印和熊粪，还发现一棵野苹果树上的苹果全都被扯掉了。那是好多年以前，他年轻时的事了。
贝瑞尔呻吟着，咯咯地笑。“想想看，要是弗洛伦斯先生晚上不得不出门，结果撞上一头熊！”
第二天是星期天。贝瑞尔和弗洛伦斯先生开着克莱斯勒车送我和弟弟们去主日学校。那是早上十点。他们在十一点回来，带我父母去教堂。
“快跳上来。”贝瑞尔吩咐我，“你们也一样，”她对男孩们说，“我们开车兜风去咯。”
贝瑞尔穿了件缎子样的象牙色红点连衣裙，屁股那里有一道镶红边的荷叶皱褶，脚上是红色高跟鞋。弗洛伦斯先生穿了一身浅蓝色夏季西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