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年幼的我来说，这幢舒适的住宅和海德公园村就是我的整个世界：共有三层的住宅楼宽敞明亮，四周环绕着优质护墙板和狭长的阳台，房顶上有一个可以眺望大海的平台。房子周围是修剪整齐的花坛、草坪和各种高大的树木。房子右边有一个暖房和被高大的铁杉树密密地围了起来的玫瑰园，左边有冰窖、谷仓、厩棚、葡萄园。我的活动室设在三楼，透过百叶窗可以看见如茵的青草，漫过远处低缓的山岗、成群的牛羊，以及父亲亲自培育出来的良种马，稍远处是一片片翻耕的田地和整齐的牧场。从楼顶平台放眼望去，哈得逊河的美丽景致一览无余。平静的水面上白帆点点，更远处是湛蓝的大海。楼房和庄园里还住有家庭教师、厨师、保姆、女仆、车夫、马僮、雇工，出入我家的大都是同我的家族和德拉诺家族关系密切的人。
在我的心中，父亲就是自己的偶像。他举止文雅，留着满脸络腮胡子，脸上总是带着温和的笑容，穿着带马刺的鞋子，头戴圆顶硬礼帽，手拿短柄马鞭，并且手头总有500美金。这一切都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所以我很喜欢和父亲玩儿。一到夏天，我就随着父亲去巡视庄园、骑马、骑自行车、打猎，去河边钓鱼、游泳、划船。
我喜欢从房子的斜坡向下滑着玩，带着弓箭在树林间漫游，去草地和丛林间摘草莓。冬天，我和伙伴们跑到哈得逊河畔去观看大人们把大块大块的冰从河里拉上岸来，然后一路吆喝着运回各自家的冰窖。我喜欢穿着雪靴和父亲去河面上溜冰、划冰船、滑雪橇。我还经常在房子里玩障碍赛马，部署我的玩具兵，我从8岁开始迷恋上了集邮，常把邮册当做课外读物，通过邮票上的画面，了解世界各地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风土人情。
我从小就喜爱动物。父母在过节和我生日的时候送给了我一匹苏格兰小矮马和良种长毛猎狗。这些动物完全由我自己照管，包括喂养矮马。我拿着父亲送给我的小口径猎枪捕鸟，并恪守诺言，对哈得逊河流域特有的鸟类每种只捕一只。如此坚持不懈地努力，不仅使我很快成为一名优秀的小射手，也使我收藏的300余种达切斯县的鸟类标本迄今仍属于最丰富之列。出于对大海的向往和海上航行的热爱，我开始收集船模、海洋书籍、美国海军历史书籍等。我10岁的时候便能在船上掌舵了，16岁时，已经能驾驶自己的帆船在芬迪湾多岩的海滩边探险了。“进入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成为一名优秀的军官”成了我最初的人生理想。
父母从我小时候就为我的成长规划了，但他们似乎并没有刻意培养我的意志力和独立性格。父亲深信，只要让孩子的脑海里时刻充满着美好的事物，心灵中不期而至的高尚境界就能自觉地抵御粗俗、懦弱和邪恶，而达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就是尽量让健康有益的自由活动充实我的身心。
海德公园村的环境和父母的教育塑造了我基于自信的平静性格。但我也有个毛病，那就是习惯事事顺心，不能够接受失败。母亲为了更好地教育我，在玩棋类游戏时，她故意不让我，一连赢了好几盘。我不能接受这个结果，发了脾气，期待着妈妈能够哄哄自己。母亲对我不理不睬，坚持让我乖乖认输，否则就不和我玩了。我不得不自己主动认输。
为了让我养成良好的习惯，母亲为我制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表：早上7点起床，8点吃饭，然后跟家庭教师学习到11点，下午1点吃午饭，午饭后到4点继续学习。只有2小时的午休和下午4点到6点之间，我才能够自由活动。下午6点后，我要倾听母亲朗读文章。
6岁的时候被母亲送到邻居罗杰斯家，和其他几个孩子跟着一位德国女教师学习。没过多久，母亲为我请了家庭教师莱因哈德小姐，教授我德文和小学课程。很快我就熟悉了德文，并且尝试着用德文书写信件。因为精神方面的疾病，莱因哈德小姐辞去了斯普林伍德庄园的工作，珍妮·桑多斯小姐接替了她的工作。桑多斯小姐来自瑞士，负责教授我拉丁文、英文、法文和欧洲史。除了文化知识，桑多斯小姐还有意识地给我讲些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让我知道外面的世界不像海德公园村这样宁静幸福，外面有着贫穷和苦难。在桑多斯小姐的引导下，我开始阅读大量的书籍，从中获取了更多的知识。
3．格罗顿中学的插班生
由于母亲萨拉割舍不下，直到1896年9月，我14岁的时候才进了寄宿学校，这就是著名的格罗顿公学。
进入格罗顿公学读书，是父亲和母亲十几年前就为我规划好的。当时他们到格罗顿拜访老朋友詹姆斯·劳伦斯，知道这里将建一所贵族学校，学制6年，专收男生。它有些类似于英国上流社会专门为富家贵族子弟进入名牌大学作准备的预备学校，如伊顿、哈罗公学。建校舍的地皮是富豪威廉·劳伦斯捐赠的。劳伦斯、约翰·摩根、菲利普斯·布鲁克斯等工商金融界的巨头是学校董事会的成员。在老朋友的建议下，父亲在学校开办前就为我在该校报了名。
格罗顿公学的创办人是恩迪克特·皮博迪博士。他出生于新英格兰最富有的家族之一，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他不愿随父进入工商界，而是在一个偏僻的矿区当了一名牧师。1883年，他来到格罗顿，这是位于波士顿西北40英里的一座小城镇。他在这里创办的这所公学规模不大，我入学的时候仅有150名左右学生。
我和海德公园村的邻居小伙伴埃德蒙·罗杰斯一起插班到了三年级。我的侄子塔迪·罗斯福比我高一年级。在班上的其他孩子中，9个来自纽约市，7个来自波士顿，2个来自费城。只要稍微看看那些姓氏，就知道他们尽属于东海岸中心城市的名门望族。
皮博迪的教育思想体系并不复杂。他十分明确他的教育目的之所在，那就是他在训话中经常所讲的，“要培养出勇敢的基督性格，不但重视智力发展，而且重视道德和体力方面的发展”。他希望格罗顿公学的这些富家子弟将来成为改善社会的栋梁之材。他曾对人说：“如果格罗顿培养的学生不从事政治并为国家作出贡献的话，这不是因为我没有敦促过他们。”他所关心的是造就一个“有行动、有信仰、思想健全的人”，而不是整日冥思苦想的学者。他本人就是这些目标的化身。他身材高大结实，满头金发，朴实单纯，是个富于传统自由主义思想的理想主义者，他把为国家服务和献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皮博迪校长把英国伊顿公学的那套管理方式搬到了格罗顿。为了强调生活简朴、锻炼意志，学校还额外规定了一些斯巴达式的生活：学生们一律住在10英尺长，5英尺宽的单独小寝室里，室内的布置陈设简陋到了极点，房门口挂着一块布帘权且当门。早晨7点起床洗冷水浴，在皂石洗涤槽里用铁皮脸盆洗漱。参加集体晚餐时要穿戴整齐，晚餐结束后要做祷告和上自习。全体学生必须在一整天里严格遵循校长规定的日程表，不得有误。
同学们对插班生并不欢迎，所以我必须冲破同学们为“新来的孩子们”设下的森严壁垒。由于我说话带一点英国腔调，还有一个年龄比我大的侄子，所以大家很快就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富兰克林叔叔”。为了惩治不守时的学生，班级里有一种惩罚手段叫做“皮靴箱”，就是先叫受罚者弯下身来，然后强行把他推进一个小柜子，让他待在里面。另一种惩罚叫做“灌水”，也得到了教师的许可，办法是在自习时间，由若干名六年级学生叫出犯规者的名字，随即把这个吓得发抖的孩子拉到附近的盥洗室，强迫他脸朝上屈身躺在水槽上面，然后把一盆盆的水倒到他的脸上和喉咙里，直到他饱尝将要淹死的滋味方才罢休。我既没有被关进“皮靴箱”，也没有被灌过水，而且第二年还获得了“严格守时奖”。
为了和同学关系紧密起来，我组建了橄揽球啦啦队，而且还担任了篮球队管理员。为了符合格罗顿公学传统规范，我尽量调整自己的言行，让自己完全融入这里。在格罗顿公学期间，我还加入了传教会，进行一些自愿者服务活动，帮助贫困人士，对社会生活有了更真实的认识。另外，格罗顿公学每年都会为穷苦孩子们举办夏令营，我也参与其中。
格罗顿公学的4年对我一生具有着深刻的意义，皮博迪博士也成为我终身敬仰的老师。在性格和思想的形成时期，能够接受他的教诲，是我人生中最幸运的事情之一。他曾在旧教堂的一次布道中讲过：“不能让青年人的生活丧失理想，一个人即使在晚年也不应当失去其童年时代的梦想。”这就是格罗顿的理想——我极力不把它忘记。
罗顿公学的学习结束时，我想进海军学校，实现自己当一名海军军官的理想，没有得到父母支持。最后，我接受父亲的建议，准备进入哈佛大学法律系。
4．钟情于哈佛的青年
由于我在格罗顿的最后一年中已经学习了进哈佛所必需的16个学分以及大学新生的一些课程。1900年9月我便直接进入哈佛大学二年级。这所学校和我们家族有着不解之缘，我的父亲和我的堂叔西奥多·罗斯福都毕业于这所学校。这里虽然没有刻意造就政治家，传授给学生的政治知识也很有限，但这里学风自由，很具有包容精神，注重培养学生们的思想和行为，所以培养出了众多政治家和总统。
哈佛大学位于波士顿附近查尔斯河畔的坎布里奇，创建于1636年，有着悠久的足以自豪的传统。波士顿这座号称“世界的中心”、“美国的雅典”的城市，以拥有显赫的新英格兰名门世家，雄伟的州议会大厦，别致新奇的图书馆、美术博物馆而著称于世。哈佛的一位历史学家说，波士顿是附在四周大学身上的一条“社会水蛭”，繁华的灯塔山的性感女侍总希望招待哈佛那些出身名门的“诱人的青年男子”。不过我对这些诱惑并不敢兴趣，我只想和我的朋友共享哈佛的一切美好。
1900年的哈佛大学，正由地方性大学发展为世界知名学府，查尔斯·艾略特在这里已经做了30多年校长。他思想开阔，在改革中不断地完善哈佛大学的教育方式。他的教育宗旨和皮博迪博士截然不同，他主张利用科技文化服务于国家和社会。他引进国外先进教学制度，改革传统课程安排，在美国推行自由选修课程制度。在开放式学风带动下，当时的哈佛大学汇集了教育界各位权威人士，其中包括美国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教授、经济学家艾布拉姆·安德鲁教授和政治学家艾伯特·洛厄尔教授等。哈佛大学的学生分成两个流派，一派是犹太商人的后裔和西部豪门青年，另外一派被看成是优秀的外地人。
在刚入哈佛的冬天我最敬爱的父亲离我远去，让我一夜之间长大，开始充当家长的角色打理海德公园村和波士顿的产业。父亲去世后，母亲让劳拉姨妈陪她在海德公园村度过了一个孤独而无聊的冬天，随即就搬到了波士顿的一套住宅，那儿距我的住处仅相隔几条街。我克制住悲伤，陪在母亲身边，给她安慰和鼓励。在暑期，我用尽量多的时间陪着母亲，陪她去欧洲旅行。
哈佛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学生中来自名门世家的富家子弟占了相当比例。一个人在社交圈和体育活动中的成就往往决定了他在校园里的声誉和地位。我正如在格罗顿时一样，身体消瘦，几乎没有拿手的运动项目。我竭尽全力，弄得伤痕累累，才好不容易地当上了一年级橄榄球队的后边锋，可是，仅仅维持了两个星期，我就被撤换了下来。我还致力于划船比赛，但也不过在校内比赛队中当一名尾桨手，终竟未能在正式队员中占有一席。为消除体育运动方面对我造成的自卑心理，更渴望得到老师和学生的认可，我便投身于课外活动，让自己有机会认识更多的朋友。
当时俱乐部种类繁多，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波斯林”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对会员的资格审查很严，会员们也是人们眼中的精英，20多年前，我的堂叔和父亲都是这个俱乐部的核心人物。所以，这里也成为我向往的地方，但是令我没想到的是我被拒之门外，拒绝的理由是我的身体太瘦弱，体育成绩不好。这件事再一次加重了我的挫败感。
尽管我心中充满悲伤，但我要强的性格不容许自己展现出沮丧和痛苦的情绪。我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学习方面。我的主修课程是英法文学、拉丁文、古生物学、地质学、美术和演讲术。我还选修了大量的历史和经济学课程。课余时间我加入了一个读书俱乐部，并担任图书管理员。在一个书商建议下，我从此喜欢上了藏书，不久之后被选为哈佛联合图书馆馆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