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以这首诗上示范课，课后，我已经走出很远，一位语文老师快步追上我，对我说：“韩老师，你肯定是农民的儿子！”我说：“你如何知道？”他说：“从你朗读的真情以及你理解的深入中知道。”他说对了，我爸爸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儿子，是我人生的位置。脚下的土地，是我的根脉所系。
韩军播音员水平的普通话，超一流的朗诵技巧，都为他的朗读增色，但打动听众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他对去世的父亲——农民的深厚感情。
附文1：
“三”为什么在成语中遭贬
挑三拣四、丢三落四、推三阻四……你注意到了吗？这些含“三”和“四”的成语多为贬义。
细翻成语词典，发现成语里不光三和四有这个问题，三和其他任何数字只要一碰头，基本上贬义居多。例如，“三长两短”“三心二意”“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难道问题出在“三”上？
让我们来考证“三长两短”的来历。“三长两短”之所以指灾祸、事故，是因为其出处与棺材有关。据《礼记》中记载，古时在棺木上不用钉子，而是用皮条把棺材底与盖捆合在一起。横的方向捆两道，纵的方向捆三道。横的方向木板短，纵的方向木板长，所以才有“三长两短”的说法。
如何解释这些语言现象？再让我们从常识中去求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三”是很特殊的数字，它往往表示数字的极限，即已经到头了。《道德经》中讲：“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讲到三就不往下说了，后面就是无穷大。《曹刿论战》中也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们强调说“再三”，不说“再四”。中国人喜欢用“三”说事，好像提到了“三”就提到了一切数字，加之中国人的习惯，喜欢成双成对，喜欢整五整十，而“三”是一个奇数，不齐整、不规矩、不稳定，因此传统上人们习惯拿“三”来指一些不好的事。久而久之，有“三”的成语就变得贬义越来越多，褒义越来越少。
中国的语言文字博大精深，一个数字中也蕴含了典故在里面。好好学习我们的语言吧，她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附文2：
中国足球的病因
中国足球长期疲弱不振，是因为未找到其主要的病因。
当代的青年学生，大都喜欢足球。可以说，中国拥有全世界人数最多的球迷。但令人遗憾的是，足球冲出亚洲的口号喊了整整一代人，留下的仍是除了遗憾还是遗憾。更令人诧异的是，我们都知道“足球是圆的”，也就是说，足球比赛的结果很难预测，以弱胜强的战例并不鲜见。但是十多年来，我们就是打不过水平差距不很大的韩国队，屡战屡败，以致从上到下都患了“恐韩症”。更不可思议的是，以1∶5的大比分惨败给泰国队。
为治疗此痼疾，我们搞了足球俱乐部，改革了联赛制，不见效；请了外国球员，不见效；又请了外国教练，还是不见效。后来，连裁判都请老外，仍然不见效。为什么不见成效呢？治标未治本，主要是未找到病根，未找到足球上不去的本质原因。足球上不去，原因很多，照我们看，一是文化传统的制约，二是球队文化水平低，三是腐败。
先看文化传统的制约。受道家文化的影响，中国人从事体育运动偏向“自娱”，自我娱乐，而缺乏古希腊人在严酷环境下锻炼的精神。我们津津乐道，足球是中国发明的，远在宋代，高俅就是踢球的健将。但高俅踢的是足球吗？是类似于女孩子踢的毽子！又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温良恭俭让，中国人特别怕碰撞，隔一道网子的项目相当不错，如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篮球就差多了，足球就别提了。由于是自娱，在无碰撞的前提下，我们的足球表演艺术还真不低，颠球可以从东海之滨一路颠到北京城。可是，一旦真枪真刀地比赛就傻眼了，不知道怎么踢。
其次是文化素质低，以致应变能力差。20 世纪50年代的国足队员是大学生，如苏永舜，北大生物系学生，当时可与波兰队、匈牙利较量，亚洲队不在话下。随后，陷入一个怪圈，对专业技术的要求超过了对文化素质的要求，导致足球队员文化水平每况愈下。反观我们的近邻，韩国、日本队员直接来自高中和大学，素质明显高出一截。文化水平低直接导致不能领会教练的意图，不能用脑子踢球，应变能力差。
最严重的是腐败。部分队员吃喝嫖赌，俱乐部打假球，裁判吹黑哨、官哨，足协官员甚至足协主席赌球，收受巨额贿赂。很难设想，一支缺乏上进心、没有文化、精神萎靡的球队能真正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第三节 思维的速度和谨严度——诸葛亮舌战群儒
思维的速度指的是大脑进行信息加工的迅速程度。某些情况下，我们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制订对策和计划，否则就有可能遭受损失或者挫折。
思维的谨严度指的是思维谨严的程度，即对思维对象的仔细观察，准确的记忆，以及思维过程的严谨无误。
显然，思维的速度与思维的谨严是矛盾的。思维速度加快时，就易产生疏忽和错漏，而谨严的思考又需要大量的时间。解决这个矛盾，应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或者以速度优先，或者以谨严度优先，或者速度谨严度兼顾。
1．思维的速度
思维的速度常常表现在对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上，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写了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敌事。面对暗怀投曹之心，拘于一孔之见的东吴儒士大臣的唇舌挑衅，诸葛亮谈笑风生，其言辞犀利，妙语连珠，如对张昭；或冷嘲热讽，如对薛综；或慷慨激昂，如对虞翻；或鞭辟入里，如对程德枢；还巧言相激孙权、周瑜，从而为火烧赤壁，大败曹军奠定了基础。这也是不可多得的口才佳话，表现了诸葛亮敏捷的思维能力。
我们还知道一个真实的故事。一次，德国大诗人歌德在魏玛公园散步时，在一条窄得仅容一人通过的小路上，碰见一位把他的所有作品都贬得一钱不值的批评家。
两人面对面站着，批评家出言不逊：“我是从来都不给蠢货让路的！”
“我却正好相反！”歌德微笑着站到了一边。
精彩的对比，幽默的语言，都出自敏捷的思维。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以应变能力强、能言善辩著称。1972年5月，在苏美最高级会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纽约时报》记者马克斯·弗兰克尔就“程序性问题”提出疑问：
“基辛格博士，到时候，你是点点滴滴地宣布呢，还是倾盆大雨成批发表协定呢？”
基辛格为了讥讽《纽约时报》，说：“瞧，马克斯同他的报纸一样，多么公正啊，要我们在倾盆大雨和点点滴滴之间选择一个，所以，无论我们怎么办，总要湿透的。”
记者们愣住了。
基辛格不慌不忙继续说：“我们打算点点滴滴地发表成批声明。”
全场哄堂大笑起来。
记者用比喻的手法，向基辛提出一个两难的问题，谁知道辛格反应极快，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幽默而睿智的回答，表现了作为一个外交家特有的机敏。
某些时候，在某种情况的逼迫下，情急生智，思维可异常加速。《三国演义》中，记载了一个民间流传甚广的故事：
曹植是曹操的第三个儿子，魏文帝曹丕的兄弟。他从小就非常聪明，曹丕当了皇帝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想把曹植除掉。于是，便以曹植未奔父丧为由，要曹植在走7步内，以“兄弟”为题，但又不得有“兄弟”的字样，赋诗一首。在这紧迫的危难关头，曹植自然只能边走边想，凭借他敏捷的思维，终于在7步之内吟出了脍炙人口的诗句：“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诗歌托物言志，情真意切，让曹丕羞愧难当，使曹植免于被杀。
《逆风飞扬》的作者吴士宏，多次谈到她初到IBM面试的精彩表现。那是1985年，当时还是个小护士的吴士宏，抱着学了一年半的许国璋英语，就壮着胆子到IBM来应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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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轮笔试和一次口试，吴士宏都顺利通过。面试进行得也很顺利。最后，主考官问她：“你会不会打字？”
“会！”吴士宏条件反射般地说。
“那么你一分钟能打多少？”
“您的要求是多少？”
主考官说了一个数字，吴士宏马上承诺说可以，因为她环顾四周，发现现场并没有打字机。果然，考官说下次再考打字。
实际上，吴士宏从未摸过打字机。面试结束，她飞也似的跑出去借了170元买了一台打字机，没日没夜地敲打了一个月，双手疲乏得连吃饭都拿不住筷子，从而奇迹般地达到了考官说的那个专业水准。
如果吴士宏反应迟钝，那么，进入IBM的机遇当失之交臂。
思维的加速主要有两种办法：纵向推进和横向变换。“纵向推进”，就是沿着一条思路演进，不变换路线，直到找出合适的答案或对策。它要求思维有深度，如吴士宏。
“横向变换”，则是不断变换思路，直到找到合适的答案或者对策。它要求思维有广度。
战国时，齐将田忌与齐王赌赛马，孙膑出了主意，“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之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之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之下驷”，终使田忌三盘两胜，得金五千。这就是横向转换思维的妙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