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论述了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恩格斯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的认识阶段和先前的一切阶段一样都不是最后的。”即是说，我们现在所取得的一切认识都是不完善的，是相对真理。恩格斯又说，我们所处的每一阶段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认识材料，并且要求每一个想在专业内成为内行的人去进行极深刻的专门研究”。也就是说，在相对真理中包含着绝对真理的“颗粒”，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绝对真理。
其次，阐明了真理和谬误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真理和谬误相互对立。在确定的范围内，真理和谬误的对立是绝对的，二者不能混淆；另一方面，真理和谬误的对立是相对的。超出一定范围，真理和谬误可以相互转化。
（三）批判杜林的永恒道德观，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的基本观点（ 21—26段）
杜林把形而上学的真理观应用到道德领域，得出了超历史、超阶级的道德观。他认为，道德原则是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社会、一切民族和一切阶级的，这种道德观不仅是唯心主义的，也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倾向。恩格斯对杜林的这种道德观进行了深入的揭露和批判，论述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基本观点。
1．批判杜林的永恒道德观，阐明道德的历史性和阶级性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道德观错误的同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基本观点：
第一，没有抽象的永恒不变的道德，道德不是超民族、超阶级、超历史、超社会的东西。第二，道德属于社会上层建筑，一切以往的道德归根到底是当时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第三，在阶级社会里，道德具有阶级性，不同的道德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第四，道德是不断发展的，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已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才会出现全人类的道德。
2．揭露杜林道德观的荒谬性
杜林认为，在动物中有一部分天生就是善的（有角和蹄的动物如牛、马等），而另一部分天生就是恶的（长有爪和绿眼睛的动物，如猫和狐狸等）。人也和动物一样，一部分人天生就是善的，一部分人天生就是恶的。杜林离开阶级和阶级斗争来解释善恶的起源，是十分荒谬的。恩格斯批判地讽刺道，按杜林的观点，猫就是恶，恶就是猫，那么魔鬼也必然具有猫的特征，只能长爪子和绿眼睛，而不能长角和蹄。那么歌德在枟浮士德枠里面把靡菲特这个魔鬼描写成黑狗精，而不是把他描写成黑猫精，是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恩格斯这里讲恶的起源问题，是为了进一步批判杜林的永恒道德论。杜林离开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把道德看成是超阶级的永恒的，那么在善恶问题上必然不了解恶的起源和本质。所以，恩格斯在最后点出了这个问题，从而进一步揭露了杜林永恒道德论的荒谬性。
思考题：
1．杜林的形而上学真理观有哪些特征？恩格斯是怎样论述认识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绝对和相对的关系的？
2．恩格斯是如何论述真理和谬误的辩证关系的？试举例说明真理和谬误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
3．为什么说杜林的道德观是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怎样理解道德的历史性和阶级性？
［原典］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马克思
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前两章构成本分册的内容。我面前的全部材料形式上都是专题论文，它们是在相隔很久的几个时期内写成的，目的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至于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就要看环境如何了。
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过在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 年间，我作为枟莱茵报枠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 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枟莱茵报枠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枟莱茵报枠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枟奥格斯堡总汇报枠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枟莱茵报枠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 年巴黎出版的枟德法年鉴枠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 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自从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枟德法年鉴枠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枟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枠 [18]）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与我合著的枟共产党宣言枠和我自己发表的枟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枠 [19]。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枟哲学的贫困枠 [20]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我用德文写的关于枟雇佣劳动枠一书，汇集了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讲演，这本书的印刷由于二月革命和我因此被迫离开比利时而中断。
1848年和1849年枟新莱茵报枠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学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不列颠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但是使我所能够支配的时间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谋生的迫切需要。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英文的美国报纸枟纽约每日论坛报枠 撰稿（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只是例外），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时时间断。然而，由于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的论文在我的投稿中占着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
我以上简短地叙述了自己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的经过，这只是要证明，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卡尔· 马克思
1859年1月于伦敦
载于1859年在柏林出版的原文是德文
枟政治经济学批判枠一书选自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枠
第13卷第7唱11页
［导读］
一、枟枙政治经济学批判枛序言枠写作的时代背景
枟枙政治经济学批判枛序言枠（以下简称枟序言枠）是马克思1859年1月为枟政治经济学批判枠第一分册写的序言。
19世纪40年代，欧洲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科学世界观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为此，马克思开始制订自己哲学和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1857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它预示着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马克思决定在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到来之前完成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原理的创建，1858 年8月至1859年1月，马克思对他的研究进行了总结，以枟政治经济学批判枠为名出版了其中的第一分册，并写下了这篇著名的序言。
二、枟枙政治经济学批判枛序言枠的基本内容
枟序言枠全文共七个自然段，内容极为丰富，其中第四段马克思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经典阐述，是枟序言枠的核心内容。
（一）马克思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次序和方法（1—2段）
马克思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的次序来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和实质的。为此，他先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无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然后再研究这三大阶级统一于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必然结成的关系，进行对外贸易，最后形成世界市场。
马克思科学研究方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是，不是先说出结论，而是通过大量事实材料的剖析和研究，再得出结论，这就是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方法。因此，马克思把他给枟政治经济学批判枠起草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来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碍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