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一家
开各类晚会主题歌之先河，也开歌手重在参与之先河。尤是《天下一家》，因迈克尔杰克逊等大牌巨星的引亢，让中国第一次对摇滚歌手刮目相看（虽然摇滚歌手也分左中右），他们不再是吸毒、爱滋、同性恋的代名词，倒成了“社会的良心”。《天下一家》的好听类似于《国际歌》，只是这个世界除了“起来”还需被拯救，特别是对非洲灾民的拯救，后来的《明天会更好》和《让世界充满爱》应是源出于此。这也是我们国家会养一批歌者舞者的原因。而汉城奥运会上的《手拉手》更是在体育的大背景上达到了一种虚拟的和平与友爱。还有什么比五大洲的手拉手更重要的呢，体育超越政治经济和军事在那一刻几近神话。好在那一年没有伊拉克和科索沃危机，否则圣火将不圣，奖牌就会等同于死亡通知单和抚恤金证书。但是此类歌是多么动听啊！摇滚也可以慢慢地摇，可以摇到人的心灵上去，正如我们的一部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一无所有
崔健当年在北展吼出一无所有时，着军装裤管高卷，一付桀傲不驯的样子，这一傲已十二年，王朔都已改邪归正“看上去很美”，崔老兄还真的是“一无所有”？从情歌意义上升到哲学高度，这是永远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而崔老兄则是脚下的路在走啊，心中的水在流啊。如果谁跟时间扳手劲，占有或抛却一切的精神和物质，那么一无所有便是永恒的命题。现在我们把范围缩小，崔健是不是会永远一无所有？摇滚的精神适不适合中年人，崔健能不能也像金斯堡那样“垮掉垮到老”，这都是个问题。再缩小话题，崔老兄会不会在电视上露把脸，究竟谁能坚持到底不妥协，这看样子是跨世纪的问题了。上不上电视，这可以看作是真假摇滚的试金石。你看那些个伪摇滚，在电视上蹦呀跳呀，有些看上去也很美，但他们对摇滚的背叛，无啻是对生命的背叛。当然也会有人说，老崔这样硬撑着活得也不赖呀，既有面子又有票子，也挺滋润的。红旗下的蛋也能孵出人民币，商业演出也不排斥真假摇滚，这就够了。这个时候谁还喊一无所有，那就是矫情了。而如果一个人能矫情矫到老，那就成雅皮士了。
Dj（唱片骑士）
与传统的骑士相比，他们的风度跟彬彬有礼无关，他们以一种技术的身份切入都市的夜生活。一般来说这是些染发而又“染”些什么东西的夜之精灵，在褪下精神的包袱之后，紧身衣裤是最能代表灵魂的部分。他们能揪紧一颗欲望的心，并且让身体在音乐中一次次地超低空飞行。身体是可以不听脑袋指挥而任意摇摆的。我们听从他们，就像我们屈服于自己的欲望；我们甚至臣服于某一种舞姿，就像我们迷恋蝴蝶的色彩。他们是前卫的，肤色国籍也是多元的，他们能主宰一次夜生活的质量，甚至能决定迪厅酒吧啤酒挂杯的程度，而在这之后当然是利润的驱动。一批又一批的迪迷就是奔心仪的Dj而去的。他们是另类，跟具体的技术相比，更重要的是自由奔放。
朋克
又称崩克。首先吸引我们的是外形，确切的说是一种发型，兼有冷抒情和装饰意味，跟披头士不同的是，他们的头发一根根地像刺猬一样耸起，这和他们的歌一样硬朗冷峻，像金属的外表和质地。其实就某一种歌的类型来说，朋克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也提供了一种流行，而流行本身也就是一种模棱两可的价值取向，甚至就排斥了“价值”可言。当我们现在在酒吧或大街上碰到具有朋克装束的人时，我们在想，他有朋克的精神吗？如果有，那么它又是什么呢？你很难解释大头皮鞋穿在一个男人身上和一个女人身上有什么作用，特别是在其热无比的夏天，你会想到这跟朋克有关系吗。比如说当你看到臧天朔，你会认为他是一名朋克吗？朋克会唱我祈祷吗？
Rop（一种跟说唱有关的演唱方式）
首先是介于说和唱之间的，其次也就是雅和俗之间的，再其次就是在听得清楚和听不清楚之间的。
你能听得清崔健的《解决》和《飞了》吗，但你绝对听得清“咱们老百姓今儿个真呀真高兴”。往十年前去说，哥哥在岸上走的尹相杰就是唱Rop出身的，但绝对唱不出让你亲个够的名气。为什么，因为在我们这里，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善于解构。你不是说摇滚流行吗，那我高着嗓子喊就也成摇滚起码也是西北风了。所以你不难理解，Rop在我们这就跟快板书和三句半一样地深入人心，它不仅仅是口语化的通俗，而是一种完全放弃了精神的通俗，这是摇滚跟Rop的最大不同处，也是崔健和孙国庆之类的区别。消解了批判精神，一切所谓的艺术就只剩下服务功能了，而最好的服务也就莫过于咱们老百姓今儿个真呀真高兴。但是仍有可能，老太太还是听不懂，怎么办，那只好说了，独白旁白诗朗诵，如果有起鸡皮疙瘩的，说明也有生理反应了，这跟近距离地欣赏时装内衣展是一回事情。据说Rop在国外深受黑人同胞的欢迎，一个道理那都是属于普罗大众的。
嬉皮士(HIPPIES)
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也就是小球推动大球的那个经典版本，当时周恩来总理接见球队，跟美国队员迪恩（西恩？）谈话，谈到了嬉皮士问题，表明了我国最高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的宽容式的理解，而那个留长发的美国队员也成了嬉皮的“样子”。很多年之后我们想，不知这有没有搞错？因为从所有的图文资料看，嬉皮并非嬉在外表，而在其生活的观念和方式，用我们的表述那就是玩世不恭、游戏人生，这中间当然包括性伴侣的选择，这是和性革命、学生运动、广场音乐会和吸毒共生共存的亚文化现象，就像今日的所谓新新人类，是跟卡通、上网、麦当劳和CD分不开的。而比较有意思的是，嬉皮士并未嬉到老，这些家伙到了八九十代竟也成了成功人士或居家男人，也即所谓的雅皮士，看样子青春荷尔蒙多多少少是起主宰作用的。而雅皮雅到老完全有这个可能，因为人类发明了伟哥。
雅皮士(YUPPIES)
大约在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谈话之际，雅皮士一词在中国媒体悄然出现。有不少文字描述雅皮士“当下”的生活境况和未来发展趋势，大约一年之后，“雅皮士”一词又在媒体销声匿迹。原因不得而知，大概是有悖国情吧，就像摇滚不能在电视上露面而Rop可以大行其道一样。而留在我们印象中的雅皮士其实也就是白领的代称，在外资企业给资本家打工，收入颇丰，情感多元化，家庭丁克化，属于两手都比较硬的人。后来也有人说，这些食利者正逐渐成为社会的保守力量，貌似前卫，实为中庸。同一个词，在中外的语境中差别颇大的当然也不是雅皮士一个，比如性解放（或性革命）、摇滚等等。外来词登陆后能迅速本土化，必然融入本土语境，虽然媒体也很难提供“中国的第一个雅皮”，但年收入五十万美元和年收入五万人民币肯定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虽然我们也可以发出“可以请你喝下午茶吗”诸如此类的邀请，但是请记住，在喝了下午茶，谈完人生和理想之后，你还必须回到自己的那个草窝。中国的“雅皮士”就是面临两难境地：挂领带有风度，但呼吸欠舒通；不挂领带也可以不刷皮鞋，但脚趾头找不到家了。
鲍勃·迪伦
现代音乐的大偶像，基本上是属于听说过没见过的人物，这顶帽子从记事起就戴在罗大佑头上，后戴在崔健头上，以后又戴在XXX在头上，戴在谁头上就意味着反抗反叛有号召力有人文精神（歌词写得特别棒）。
当我们见到此人，是去年春节在葛莱美颁奖典礼的转播典礼上，一张纵欲过度的老脸，虽还抱着吉它，可声音再没有从前那种“咆哮，哀鸣和拖长音”的感觉，有人便说这真是寿长取其辱，猫王不在了，他给人永远是一张英俊的脸。但这样的话只能说说老鲍，要是国内哪个歌星，肯定会跟你急，跟你对簿公堂。
但是每对有广场集会，有战争以及和平时期的“战争”，总会有人唱起他的《大雨将至》：我要在大雨降临之前回家去/那里人口众多可都是一贫如洗/那里毒弹满是他们的水域/那里的家园邻居是肮脏的监狱/那里饥寒难耐灵魂被抛弃……迪克斯坦在他的《伊甸园之门》时评价这首歌说：这是个人想象力，不是集体心理。
不知所云。
[墙](The Wall)
第一次听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ed)乐队的这张经典唱片时，只记得一句歌词：26个电视频道里全是垃圾——那是1979年也是一个春天，文联还是作协的一次全国大会中宣布：文艺的春天来到了！据新华社报道，许多同志情不自禁流下热泪。
再过十年，柏林墙被东西两个德国推倒，已显过气的平克们重“火”了一把，球球巡回演出每一场的高潮都是一种场景：轰！泡沫塑料的墙（布景）哗啦啦倒成废墟。再后来看同名纪录片，让人想起《猜火车》等“愤怒电影”，据说这是一路货色。
有关墙的喻意众说纷纭。
重金属(Heavy Metal)
创作是一种永远也控制不了的行为，它表示内心的许多东西，有时候是寄托，有时候是信仰。而摇滚乐的信仰是什么呢？从披头士、滚石一路而下，一直到重金属，摇滚才跟传统划清界限：不是节奏，不是旋律，仅仅是噪音和失真。
打一个比方，大力弘扬主旋律，但一点点个人情调无伤大雅，但有人反旋律不论主次，这几乎等于自绝于人民。可奇怪就奇怪在重金属于到80年代末便一统天下：邦·乔维(Bon jovi)，AC/DC、枪炮与玫瑰(Cuns & Roses)，一个个大名鼎鼎，最后，不论软摇滚、蓝调摇滚、迷幻摇滚全部败下阵来，在波普艺术与摇滚的接口地带，在榜首歌曲和销量冠军座位上的，只剩重金属。
重金属重到什么程度？一言以敝之：白金，双白金，三白金。
眼睛蛇
女子乐队名称。亦可称原配夫人俱乐部，因为几个乐手的老公都是玩摇滚出身，皆有资深经历，她们便也一起玩，老公玩老公的摇滚，老婆玩老婆玩老婆的摇滚。且以女性牲而定位为“眼睛蛇”，但唱来唱去就是没有一首好听的，其实摇滚十年也没有几首好听的，因为摇滚的标准不在于好听。好在这几个女子不是女性（权）主义者，要不一上升到王小波遗孀要银河的水平，那还怎么得了？另一位女子摇滚高手蔚华唱“太阳升”时，能感觉到即使一万个邓丽君也会香销玉殒。而眼睛蛇又是极不甘作陪衬者的，她们煸情而不矫情，每次亮嗓子前，都要问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大约摇滚歌手都要这么来一句的。作为听者有时会窃想，要是让骆玉笙、赵丽蓉（已作古）等才奶奶级别的唱摇滚或Rap，肯定大受欢迎。而对女子摇滚乐的妈作俑者，我们惟有在远远的地方表达默默的敬意。毕竟要请四人一桌牌也是不容易的，何况把自己称作眼睛蛇而非茉莉花。
梦回唐朝
你可能已忘了谁是谁，忘了子丑寅卯，但你忘不了四条汉子的梦回唐朝。那张精美的招贴，被刀削过的脸仍有柔美的线条。那个后来去了天堂的张炬，好像只是西出阳关，去走一趟丝绸之路，就像张骞出使西域，要赶在国庆之夜焰火升腾之际，在广场唱“梦回唐朝”，在高音升到悬崖峭壁之后又来一个蹦极或急速坐索道而下，这是唐朝和唐朝乐队的迷人之处。那种民族化本土化的努力，虽然夸张而苍白，但总比蜜糖+巧克力式的民歌要阳刚得多，也为后来的朱哲琴们探了探路。在那些吃歌手吃乐评饭的口里，唐朝又称重金属，强悍的分贝能让你的双耳插翅飞走。很难设想，我们与李白是活在同一个时代，唐朝常常提醒着，他们踏过重金子属的高统靴。
中国火
那个时候还没有同桌的你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一个叫张培仁的(Landy)就这么点了一把中国火，摇滚之火就这样从防空洞地下室一直烧到磁带专柜前。以红色为基调，以革命为背景，以崔健带动准崔健和后崔健们，其中我们应该记住的名字是窦唯、张楚和何勇们，虽然他们的面孔很模糊，虽然摇滚的旗帜大多以拼盘的形式冷盘热炒组合而成。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燃烧一把——如果有一天一个姑娘这样对你说，你就会感到中国火之于中国摇滚，就像炸药之于枪炮。
北京杂种
一部电影片名，张元的开山之作；一批摇滚人的集体生活实录，介于纪实和虚构之间，崔健、臧天朔、窦唯都露了面；也是一群摇滚人及其他自由职业者的昵称或蔑称，跟褒贬无关，就像“操”、“傻X”，会在这种语境中反复脱口而出一样，当然它跟伪摇滚拉开了距离，即头发长的不一定是摇滚，酗酒吸毒更不是摇滚。但是摇滚(Rock)究竟是什么，是一呼百应，是灯光熄灭之后的火机摇曳（多么有象征意义），是一次现场的集体性发泄，是生理层面的禀栗高潮，还是精神层面的顶礼膜拜？没有人能告诉我，没有人会一辈子喜欢摇滚，包括这些北京杂种们。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摇滚就像一把刀子，当它出手时，要不伤了自己，要不就剁了这个社会。
宛若处女(Like a Virgin)
这个世界谁当总统其实与我们无关，但是如果没有了麦当娜，我们对女性的认识可能会退19世纪。这个演唱时经常做出自渎（自慰）动作的女人，这个并非非靠自渎而散发性感魅力的明星，以一曲《宛若处女》打动全世界的真假处男处女，不是因为旋律，而是因为歌名。因为自己“处”不“处”只有自己知道，而麦当娜是不是处女（在演唱此曲时）竟是全球歌迷关心的焦点。她的一盘演唱会录相带《与麦当娜共床》，在经过了多少只手的传递拷贝之后，也曾经在我们这个城市流传。哪里像今天，一切都可以买到，“宛若处女”也可以买到，因为我们的手术已经很先进了。
关于麦当娜应该补充两点：一是警察曾警告她，如果演出时再做自渎动作就禁止她上台，此女人竟说我是艺术家，表演是我的天赋权力，禁不禁是你们的权力——此话可认为麦当娜是一名精神处女；二是麦当娜出演《阿根廷，请别为我哭泣》竟大获成功，在电影上做起了阿根廷的国母庇隆（贝隆）夫人，这告诉我们，每个女人都可通过努力走向圣洁。
恋曲1980
跟后面的恋曲1990和2000系列相比，最好的还是1980。1990过于卡拉OK了，且因为有粤语版（许寇杰首唱）乌溜溜的一出口，感觉有气无力；而2000则上天入地气魄很大：远攀入云层里的喜马拉雅/北望孤独冰冷如西伯利亚……这样一来好像就不是恋曲而是离骚了，即使还恋也是刑场上的婚礼的档次了。而1980很朴素上口，你不属于我/我也不拥有你/姑娘世上没有占有的权利/或许我们分手就这么不回头/至少不用编织一些美丽的借口。当然美丽的借口总是需要的，递个条子吹个口哨以及抱个红棉牌木吉他自弹自唱。
早期的罗大佑对恋情是一刀两断式的，决没有想到抽刀断水水更流。而我们和恋曲的关系则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正如罗大佑在1983年的最后一天的演唱会上说的“最后一个与你相互取暖的夜晚”。恋曲在我们刚刚普及卡拉OK运动时，它的命运可想而知，它大多受机关和乡镇企业干部所欢迎，点播率总是最高的，其他的有《在雨中》《花心》和《爱拚才能赢》，“爱拼才能赢”最受欢迎，因为怎么听都是“爱嫖才能赢”。
童年
都说是罗大佑的歌伴随着一代人的成长，其实在我们的经历中，当听到《童年》时大学都已经毕业了，此种恍若隔世之感不仅仅是我们童年记忆的缺失，更是一代人欢乐的匮乏，如同精神和物质的匮乏，这也如同歌中所唱的感觉是一样的：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
此歌是打着台湾校园歌唱的幌子登上大陆舞台的，有朱明瑛还是成方园首唱，在台湾，则有张艾嘉首唱。当时有关方面删了如下一段：福利社里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
看得出，此种删节在当时是多么必要，小孩子初恋、不良漫画、乱吃零食，就是在今天也不会被允许。因此当此歌后来出“全本”时，人们听着好像真有一种初恋的感觉，但就是想不起来，隔壁班的女孩究竟叫什么名字。据背景介绍，罗本人创作此歌时，正是新旧两段恋情交迭时期，那往往会写出好东西，因为在恋人眼里，撒娇和真实没有什么两样。
鹿港小镇
在罗大佑的创作中，这首歌所包含的意义非其他情歌类能相比，虽然会唱此歌的人并不多，在卡拉OK的菜单上也很少见到。但是罗大佑之所之成为罗大佑，或者说早期的罗有台湾音乐教父之称的话，那么全因为有像《鹿港小镇》这样一批充满独特声音的歌曲，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将他和美国的鲍勃·迪伦联系在一起。“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在如此矛盾的心理中，在小镇向城市化过渡的夹缝中，文明的传递和香火的传递就成了一个永恒的话题。像《鹿港小镇》这样类型的歌曲还有《现象七十二变》《之乎者矣》《盲聋》等，而到了九十年代的后期，这样的歌曲就不见了，于是有人也调侃罗大佑为罗大油了。
但是你不可能要求人一个永远充当黑色反叛的角色，毕竟“垮掉垮到老”的也只是极个别的例子。
未来的主人翁
这首歌的背景其实是跟《鹿港小镇》一样的，都是在面临高楼林立都市化现代化面前如何保持农业文明的优点。这一点上，罗不可能是哲学家，他只能扮演一个诗人的角色，反抗文明的失落，特别是在这社会转型期，从资料看，这种转型台湾比起大陆要早近二十年。“我们不要被你们发明变成电脑儿童/我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我们不要一个被现实生活超越的时空/我们不要忘怀变成钥匙儿童……”这也不要那也不要，他要什么呢？阳光青草泥土开宽的蓝天——太简单不过了。其实从文明的进程看，他的认识不能说是进步而反要算是落后的。但是人总要有情绪要发泄，我的小鸟没有了，我的菜田没有了……所以今天当事过境迁来看罗，当局对他的“感冒”是很自然的，只是他永远站在个人和国家民族的关口来看问题来写歌，这就很有份量了。
注意，罗大佑有不少儿童题材的歌，这跟另一位叫侯德健的歌手相似，他们都是从《搭错车》出来的，写过同题歌，据说侯德健现在澳洲看相算卦。
光阴的故事
一个诗人如果不写光阴不感叹时间之流逝那就很难成为诗人，而一个歌手如果像诗人一样思考问题，那就会给人带来超值享受了。就像有人撰文所说的那样——光阴里面有故事，故事用诗一样的语言写出，这就是功力了。一贯的长句、意象的叠加、抒情的风格，这是罗大佑所最擅长的——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在流逝中感受永恒，这样的歌在罗的创作中有不少，特别是融进了校园歌曲、乡村民谣等元素，乐器也是简单的木吉他，这差不多是得到一代人认同的双保险，后来老狼朴树走的基本是这个套路——浪漫、伤感以及小小的温馨。
此歌最早也是由张艾嘉演唱的。去年张艾嘉导演并主演电影《心动》，有人认为还有“张罗之恋”的影子。
爱人同志
此歌跟“恋曲XXXX”一样出名，但不易学唱。此歌常出现在一些莫名其妙的电影中，如海外拍“文革”的电影，常用此音乐作背景，如《棋王》。“在这批判斗争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要学习保护自己……”然后叫一句“爱人同志”，绝无我的“亲哥哥”或假民谣中“抱一抱抱一抱”那样的味道。这首歌中的调侃之味，或许并不为大家所接受，那种政治波普的意味只有文化人能欣赏，文化人看罗大佑是将他当“斗士”看的。因为也难怪，我们唱惯了颂歌或只对靡靡之音有所提防，没想到唱歌也可反社会（罗的背景是反台湾的专制）。后来人们取其“同志”意，将同性恋者称之为“爱人同志”倒也颇为贴切。而且颇有点走上正道的味道，让人想起红色恋人。至于同志为何有同性恋一义，有待考证。
[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汉语的一点小小魅力，全在这歌这歌词中体现出来了。本来只是语序的一点小小变化，却起到大大的震荡。一机关干部回忆大学时代听到此歌的第一感觉是，就像是甜蜜的初吻，产生了一种情不自禁的渴望和冲动。因为照常规套路，是我的手穿过你的黑发，我的眼穿过你的心情——这也够厉害了，但什么都以“我”开头就俗了就滥了，《穿过》一上来就是一个动词，动词，有动感有生命，何况“穿过”具有较强的穿越感和穿透力，不是抚摸不是其他，而到了中间，“我再不需要再不相信再不介意”——这种穿透力就更强了。从此歌可以看出，罗是能讨女孩欢心的，能写出这样的情歌，此生也足矣。
注意，高晓松《同桌的你》中“谁将你的长发盘起”也跟长发有关，《鹿港小镇》也有“梦中的姑娘依然长发盈空”一句，其实这反映了不少男人的长发情结，抚摸欲望和穿过的想像。
滚滚红尘
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句子结构有点类似于《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不是说起初你不经意和我不经事，但是到了“终生的所有也不惜换取刹那阴阳的交流”就有点拗口了，就像同名电影中的男女主人公，且不说什么汉奸之恋，但总有点别扭，这一点不如《半生缘》。应该承认罗大佑写商业歌曲也是高手，但是跟他的那些充满反叛和抗议精神且只有他自己唱得最好的的歌相比，他的商业歌曲总有点缩手缩脚，后期他主要从事电影作曲，不少歌他把词曲都包办了，所以词和曲的配合问题有时不得不朝商业的路上走。即使在不少经典情歌唱中，也有不少雕凿之处，这跟早期的《童年》不能相比。
明天会更好
男起头一句，众附和；而后女起头，众再附和；如此反复，从舞台到人生，皆是明天会更好。此歌开演唱会众歌星登场之先河，在国外是《天下一家》。在抽掉了“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的背景之后，“明天会更好”就沦为各类慈善晚会的保留节目，还有两首就是“东方之珠”和“让世界充满爱”（郭峰的作品）（后者还被滕文骥拍过一本同名电影，有一女子裸背的镜头）。其实什么语词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明天会更好”就是一句废话，就像“人都是要死的”是真理一样，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你就能知道什么是音乐的力量和通俗的趣味。我们承任有些歌会成为广告，有些歌会沦为点缀。但是谁都不会接受一首摇滚男女起头又众人附和的情景，套用一句老话，这只能是打着摇滚反摇滚，即打着明天反明天。
东方之珠
背景是写香港问题的，但却不露一点政治的痕迹，这是罗成熟的表现。随着九七回归，此歌成了各大小演唱会上的保留曲目，虽然差不多场合都是卡拉OK的伴奏带，即使是让刘德华那英来唱，也唱成了献礼歌曲，说明此歌并不好唱。其实此歌在1986年就已发表，并由港星关正杰首唱，现在谁都不记得关了。罗处理此类题材的长处是以小见大，营造气氛。他先有一个“东方之珠”的意象，然后抓住海港/拥抱/胸膛等相关意象，将政治化的东西处理得恰到好处——东方之珠我的爱人，最后落在了爱人，还是一个情歌的外壳。套用北岛的诗意，对于罗大佑：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情歌是通行证，反叛是墓志铭。
音乐工厂
音乐和工厂，本身是两个概念，就像灵感和流水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对冤家对头。好多关于理智和感情、异化和同化的文章，其实都是在说这些事。但是社会已经不是阿炳的二泉映月时代了，我们挂在口头上的包装、炒作和企划等其实都跟工业和工厂有关了。光盘时代没有什么是不能刻制不能复制不能生产的，这就使得所谓的灵感更重要了，为什么，因为伟大的工厂更需要伟大的音乐。
明天会更好
男起头一句，众附和；而后女起头，众再附和；如此反复，从舞台到人生，皆是“明天会更好”。此歌典出台北乐坛教父（很不恰当）罗大佑，从“池溏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到“台北不是我的家”，什么歌都写得漂亮唱得一般。而当卡拉OK进入千家万户之后，你再“教父”我们也要把你解构掉，在抽掉了“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的背景之后，“明天会更好”就沦为各类慈善晚会的保留节目，还有两首就是“东方之珠”和“让世界充满爱”（后者还被滕文骥拍过一本同名电影，有一女子裸背的镜头）。其实什么语词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明天会更好”就是一句废话，就像“人都是要死的”是真理一样，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你就能知道什么是音乐的力量和通俗的趣味。我们承任有些歌会成为广告，有些歌会沦为点缀。但是谁都不会接受一首摇滚能男女起头又众人附和的情景，套用一句老话，这只能是打着摇滚反摇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