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陈明
陈明：
我从昨天起病了，现在还躺在床上。又是那个可厌的感冒，现在已经退热了，准备下午起床。我为什么会病的呢？一半是由于前天骤冷，一半由于感情把我压倒了。我要告诉你，我对宋村有了感情，我在大前天晚上的代表会上，哭了。我说了我对于那些穷苦者有了被子，有了袄，有了瓮后我的高兴；我说了我对于那些不满意得了绿票的同情；我可怜他们的觉悟不高，我恨我工作做得不仔细，教育不深入；我说了我对于满圈的同情。当我走到他房子里的时候，我只在他炕上找到一床破席和一床破被，一口破箱子里有几件小孩衣服，我才明白为什么当他在贫农团盖着没收来的地主的被子时，是那样的在炕上爬来爬去。可是他连一张纸也没往自己家里拿呀！当评阶级评到他家里，他坚决而迅速的说了“三等贫”。他母亲因为家里人多钱少，就没有买被子，只买了一些旧棉花套。他感觉别人对他提意见是不公平的。我说我不责备他，一个刚刚培养出来的农民干部能这样就已经非常好了。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忍不住眼泪就流了出来，我非常感动，代表们也受了感动。本来对扩军工作表示沉默的，也就热烈地讨论起来了。昨天开小组长会，布置扩军工作，号召参军，我扶病参加，做了一段热烈的讲话，在我讲话后，有两个人自动报名参加，我更兴奋透了。我爱他们！可是这里面没有满圈。满圈没有报名，却矛盾激动到极点，在会上不知说什么好，拥抱了这个又拥抱了那个。我看他百分之百想去，可是他是他父亲最爱的幼子，他怕他父亲。会后他回去给父亲说了，提出自己的要求，但被父亲骂了一顿。下午他颓唐地坐在我房子里。晚上，散了会他在纠察队大声地唱着秧歌。那时夜已很深，我叫了两次张来福，想去制止他；张来福他们都睡得很熟。后来我也想，他有烦恼，让他唱吧。我躺在床上一直听了两个钟头，呵！这淳厚的人呵！
昨天下午和今天上午我都躺着（昨晚仍去开了会，我觉得不去开会舍不得什么似的）。躺着也不想什么，总觉得能写首诗也好。我这个人实在太感情了，你说是么？
明天我们开大会欢送参军的人，同时广泛的号召，有一个仪式，很热闹。你和肖白商量，看他肯来么？你如果能来，带一个照相机来也好。
绒布很好，可惜现在无用。棉裤拆了无用，可惜，放在那里吧。黑绸衣怎么能改祖慧的衬衣呢，莫名其妙。××买这么些东西，退还给你，叫你做手帕用吧。
问候你，亲你，希望你好！
丁玲
廿五号（1948年）
（注：写此信时，丁玲正在河北省获鹿县参加土改工作。信中提到的“绿票”，指分地主浮财时发给贫雇农的票证中可分浮财较少的一种。“张来福”是工作组的勤务员。“肖白”即李肖白，时为《晋察冀日报》的记者。）
丁玲小传
丁玲（1904—1986），原名蒋伟，字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社会活动家。
1930年5月，丁玲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成为鲁迅旗下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左翼作家，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拘禁在南京。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罗曼·罗兰等国内外著名人士，曾发起抗议和营救活动。敌人对她威胁、利诱、欺骗，企图利用她的名望为国民党做事，都遭到拒绝。同时她积极寻找地下党组织，终于在党的帮助下，于1936年9月逃离南京，奔赴陕北，成为到达中央苏区的第一位知名作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欢迎。
在苏区，丁玲历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席等职务。创作出《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许多思想深刻的作品。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鼓舞下，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用文艺形式积极反映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1948年，丁玲写成著名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2年荣获苏联斯大林文艺奖金，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各国读者中广泛传播。
新中国建立后，丁玲致力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先后任《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和《人民文学》主编等职；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妇联理事、中国文联委员和党组副书记、全国人大代表等社会职务。繁忙工作之余，她写出了大量散文和小说，并扶植了许多文学新人。
1955年和1957年，丁玲两次遭受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被错划为“反党小集团”、右派分子，下放到北大荒劳动12年，“文革”中又被关进监狱5年。粉碎“四人帮”后，丁玲的冤案逐步得到平反。1984年，中央组织部颁发《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彻底推倒多年来强加给她的一切不实之词，肯定她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丁玲在晚年，不顾体弱多病，勤奋写出了《魍魉世界》、《风雪人间》等100万字的作品，创办并主编《中国》文学杂志，热情培养青年作家。
1986年3月4日，丁玲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名人婚恋
丁玲与陈明
1917年，陈明生于江西鄱阳湖畔，父亲为儿子取名陈芝祥。
1934年，陈芝祥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一二·九”时，他是上海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创始人和组织者之一。193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离开上海，奔赴延安。从此，他开始使用笔名陈明，将自己的本名陈芝祥留在了白区。
1937年5月初，陈明看到了宝塔山。他从上海经北平、太原、西安来到延安，成为抗大十三队的一名学员。那一年他正好20岁，青春年少，风华正茂，浑身上下洋溢着一股勃勃生气。
1936年6月18日，苏联作家高尔基病逝，延安文艺界举行了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会，介绍高尔基的生平。晚上是文艺演出，在文艺演出的节目中，有一个是田汉根据高尔基小说《母亲》改编的同名独幕剧，正在抗大十三队的陈明扮演剧中的儿子巴维尔（伯夏）。
陈明那挺拔的鼻梁，机敏的眼睛，带磁性的嗓音和娴熟的演技，引起了一位女观众的注意。她30出头，一双聪慧的大眼睛，像聚光灯一样紧紧盯着陈明，放射出欣喜的光彩，她就是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丁玲。她觉得这个小伙子表演好，台风好，很会表现人物，这样的人才，当年在延安并不多见。演出结束了，她和吴奚如夫妇一起走回住处，路上，还为剧情激动着，她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激动过了。她回味着剧情，回味着舞台上那一幕幕场景，情不自禁地在内心里轻轻呼唤着：“伯夏！伯夏！”伯夏是剧中巴维尔的爱称。
后来，丁玲一直把“伯夏”作为对陈明的爱称。
不久，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后召开第一次会议，丁玲和宣传股长握手时，一下子就认出了这是“巴维尔”。在四目相视的一瞬间，他俩都感觉到一种热流漫遍了心田。
在西战剧团里，他们每天行军、演出，朝夕相处，相知日深。1938年春天，西战团去西安。丁玲带着几个人先行，去打前站。从涧关车站上火车的时候，陈明胃部疼痛，脸色灰白，头上直冒虚汗，大家张罗着想找副担架抬他，却一直找不到。丁玲见了，把身上的挎包塞给身旁的同志，一下子就把陈明背了起来，噔噔噔踏上火车，直奔卧铺车厢。
卧铺车厢里坐得很满，丁玲找到乘务员，给陈明找了一个空铺位。把陈明安顿好，丁玲松了一口气，她又找来止疼药，给陈明吃下去，看到他的病情稍微稳定，才回到硬座车厢去。火车在沉沉夜色中向着西安开去，乘客们大都入睡了，丁玲却毫无睡意，她一直在惦记着陈明。
车到西安，丁玲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陈明送进医院，又拿出自己的津贴，托人去买布料和棉花。晚上，忙完一天的工作，丁玲就着电灯，一针一线地给陈明缝起了新棉裤。因为她看到陈明的棉裤在工作中磨烂了。她特意把裤腰裁得长一些，把棉花絮得厚一些，这样可以暖胃。
陈明拿到了棉裤，深感意外，他轻轻地抚摸着，厚厚的，软软的，穿在身上一定很暖和。他领悟出丁玲对他那种超过一般同志的感情，除了母亲，还没有哪一个女人给予过他这样细致深厚的爱呢，一阵热流在他的心头荡漾开。就在这不知不觉中，爱情的种子悄悄地萌生了。
他们在西战团一起生活了十个月，在这十个月里，丁玲和陈明相识了，相知了，也开始相爱了。他们的关系发展得很快。他们不回避也不掩饰：革命同志之间真诚的感情，是很纯洁很正常的，有什么不好意思呢？陈明问：“你为什么爱我？”丁玲回答说：“和你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变得年轻了。”
1938年7月，西战团凯旋而归，在延安经过三个月的休整，再次开赴晋察冀敌后进行宣传演出活动。丁玲没有率团出去，留在延安，陈明因胃病还没完全好，也留在延安参加学习。当时，丁玲住在山下，陈明住在山上。每天，丁玲把设法买来的鸡蛋和牛奶送上山去，给陈明增加营养。
陈明心中明白，丁玲送来的不是牛奶，分明是她的执着的爱情。他实在不敢接受。在他看来，年龄并不是他们的阻碍，而是他越来越觉得，她无论是成就还是地位都太高，自己配不上。他甚至自责自己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他只能敬重她、崇拜她。他情不自禁地在日记里写道：“让这些日子快过去吧。”
1939年陈明担任了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大队的大队长，这个大队又称烽火剧团。陈明带着烽火剧团长时间地在边区各地演出。丁玲则在1939年11月调离马列学院，任陕甘宁边区文艺协会副主任。
陈明总觉得自己不能接受丁玲的爱，这份爱太沉重，可是他又忘不了她，也不忍心伤害她。他想逃避。于是，他长时间去边区巡回演出，试图让时间来冲淡这浓浓的情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