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议略
渠有变迁，法有得失，世有因革，然后臆见出而议生焉。议成而君行之谓之命，否则空言也。是故议之通塞存乎上，政之利害系焉。诗曰：“询于刍荛。”孔子曰：“多闻而识之，知之次也。”乃辑《漕议略》。
《禹贡》冀州：夹右碣石入于河。兖州：浮于济、漯，达于河。青州：浮于汶，达于济。徐州：浮于淮、泗，达于河。扬州：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荆州：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豫州：浮于洛，达于河。梁州：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雍州：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
朱子曰：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实取转漕之利、朝会之便。故九州之径，皆言达河，以纪其入帝都之道。
丘氏曰：《禹贡》于各州之下，列“贡赋” 之后而叙其各州之水达河之路，达于河，即达京师也。然当时贡赋皆驾舟筏浮水路以达于河，盖亦后世漕运之法也，但未明言其为漕耳。然叙水路于“贡赋”之后，每州皆同，意自可见也。
汉兴，高祖时漕运山东。
张良曰：关中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
按：此秦犹为行师，至良所论，乃给国都也。
孝文时，贾谊上疏。
其略曰：天子都长安，而以淮南东道为奉地。镪道数千，不轻致输，乃或越诸侯，而遂调均发征，至无状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输者不苦其繇，繇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数十钱之费，不轻而至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也。
按：此汉都关中，固已资淮南以为奉地，不特唐、宋以来然也。
元光中，大司农郑当时议开漕渠。
吕祖谦曰：汉初高后文景时，中都所用者省，岁计不过数十万石而足。是时，漕运之法亦未讲也。到得武帝，官多徒役众，在关中之粟四百万犹不足以给之，所以郑当时议开漕渠，引渭入河，盖缘是时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讲。
官多而不切于用者，可以减其冗员；徒役众而无益于事者，可以省其冗卒。如是则食粟者少，食粟者少则可以省岁漕之数。漕数日省，则国用日舒，民力日宽矣。丰国裕民之策莫先于此。
绥和二年，诏求能浚川疏河者。据《汉书 沟洫志》校。
贾让奏言，其略曰：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国居民，疆（里）［理］土地必（导）［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汙泽，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遊）［游］波宽绥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囗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囗，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行）［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境，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於）［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宫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域）［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于故大堤之内复有数重民居其间，此皆前世所排也。河从河内黎阳至魏郡昭阳，东西亘有石堤，激水使环，百余里间，河再西而东，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余）［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大］山，东薄金（提）［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林）［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折）［析］砥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河）［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尊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干。且以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之法，然亦救败术也。可从（其）［淇］囗以东为石堤，多张水门，其水门但用土木。今作石堤，势必完安。冀州渠首尽当仰此水门，旱则闭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水门分河流。通渠则填淤，加肥禾麦，更为（杭）［秔］稻，转漕船便，此三利也。民田适治，河堤亦成，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若乃缮完故堤，增（裨）［卑］（浅）［培］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永初七年，安帝调滨水县谷输敖仓。虞诩为武都太守，先是运道艰险，舟车不通，驴车具载，僦五致一。诩乃自将吏士卒行川谷数十里，中皆烧石剪水，开漕搬道，以人僦直，雇借佣者，于是水运通利，岁省四十余万。
魏齐王正始四年，司马宣王使邓艾行陈颍以东至寿春。艾以为田渠水少，不足以尽地利，益开河渠及通漕河之道，可以大积军粮。宣王从之，乃开广漕渠。东南有事，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
晋谢玄为前锋都督，既平兖州，玄患水道险涩，粮运艰难，用都护闻人奭谋，堰吕梁水，树栅立七埭为派，拥二岸之流，以利运漕，自此公私利便。
石季龙谋伐昌黎，遣渡辽，曹伏将青州之众，渡海戍蹋顿城，无水而还，因戍于海岛。运谷三百万斛以给之，又以船三百艘运谷三十万斛诣高丽。季龙将讨慕容皝，具船万艘，自河入海，运谷豆千百万斛于安乐城，以备征军之调。
隋文帝开皇三年，以京师仓廪尚虚，议水旱之备，诏于蒲、陕、豸虎、熊、伊、洛、郑、怀、邵、卫、外、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又遣仓部侍郎郭韦瓒于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四十石经砥柱之险达于常平者，免其征伐。其后以渭水多沙，流有浅深，漕者苦之。四年，诏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赖之。七年四月，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漕运。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朝集使、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裴耀卿“漕议”，据《旧唐书 食货志》校。曰：“江南户囗稍广，仓库所资，唯出于租，更无征防。缘水陆遥远，转运艰辛，工力虽劳，仓储不益。窃见每州所送租及庸调等，本州正月、二月上道，至扬州入斗门，即逢水浅，已有阻碍，须停（当）［留］一月以上。三月、四月以后，始渡（河）［淮］入汴。河干浅，又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囗，即逢黄河水涨，不得入河。又停一两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停滞日多，得行日少，粮食既皆不足，欠折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习河水，皆转雇河师水手，更为损费。伏见国家旧法，往代成规，择制便宜，以垂长久。河囗元置武牢仓，江南船不入黄河，即于仓内停贮。［巩］县置洛囗仓，从黄河不入漕洛，即于仓内安置。爰及河阳等仓，节级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则随近运转，不通即且纳在仓。不滞远船，不忧欠耗，比于旷年长运，利便十倍。今若且置武牢、（船）［洛］囗等仓，江南船至河囗，即还本州，更得其船充运。并取所减脚钱，更运江淮（及）［变］造义仓，每年剩得一二百万石，即［望］数年之外，仓（原）［廪］转加。其江淮义仓，多为下湿，不堪久贮，若无船运，三两年色变，即给贷费散，公私无益。”耀卿为京兆尹，京师雨水，谷价踊贵，奏曰：“宜省庶司扈从，令诸州及三辅先有所贮，且随见在发重臣分道赈给，计可支一、二年。徙东都，广漕运，以实关辅。待稍充实，车驾西还，即事无不济。人以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万国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为秦中地狭，收粟不多，倘遇水旱，便即匮乏。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廪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以此车驾少得安居。今宁平日久，国用渐广，每年陕、洛漕运数倍于前。少有饥乏，降诏哀矜，躬亲支计，救其危急且犹不及。陛下幸东都，以就储积，为国大计，不惮劬劳，皆为下人而行，岂是故欲来往？若能更广陕运，支入京仓，廪常有三二年，即无忧水旱。今日天下输丁若有四百万人，每丁出钱百文充陕洛，五十文充营窖等用，贮纳司农及河南府、陕州以充其费，租米则各随远近，任自出脚送纳。若能开充漕计，变陆为水，则所支有余，动盈万计。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发进，吴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当）［留］。日月既淹，遂生隐盗。臣请于河囗置一仓，纳江东租米，便于船回。从河囗即分入河、洛，官自雇船，在运者至三门之东置一仓。既属水险，则于河岸傍山车回运十数里，至三门之西，又置一仓。每运至仓，即（船）［搬］下贮纳。水通（既）［即］运，水细便止。渐至太原仓，溯河入渭，更无停留，可省巨万。（巨常）［臣尝］任济、宣、冀等（二）［三］州刺史，询访故事，隋亦在京师沿河皆有旧仓，所以国用常赡。若以此行，用利便实深。”帝入统，寻以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敕郑州刺史及河南少尹萧（照）［炅］，自江淮至京以来险古（“古”疑为“固”）仓节级贮纳，仍以耀卿为转运使。始置河阴县、河清县，置柏（岸）［崖］仓，三门北山十八里陆行，以避湍险。自江淮西北溯鸿沟，悉纳河阴仓，自河阴候水调浮漕送含（喜）［嘉］仓，又取晓习河水者递送纳于太原仓，所谓北运也。自太原仓浮渭，以实关中。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脚（三）［四］十万贯。耀卿罢相后，缘北运险涩，颇有欺隐，议者又言其不便，停费。
代宗广德二载，刘晏领漕事。
丘氏曰：自古称善理财者，首刘晏。然晏岁运之数止百一十万石尔。然当时运夫皆是官雇，而所用佣钱皆以盐利，非若今役食粮之军，多加兑以为费也。今米石加兑五六，是民之纳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斗，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一升半。且军在卫所，既支月粮，及上运人有行粮之给，而一夫岁运不过三十石，通其所加免及所支给者而计之，则多于所运之数矣。盖费一石有余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费不与焉。又，晏所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为一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则是三百五十人，驾十船运米一万石。较之今日十人驾一船，一船载米三百石，通三十船运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米少一千，而不甚相远也。惟所谓囊米之说，今日尚有未行。纲米所以耗损，运卒所以困毙者，坐此故也。史谓晏转运粟百一十万，无斗升溺，然当时未闻有加兑也。其所费乃大江大河，而又随处转运，非但若今长运于窄浅之漕渠者，何以能无溺哉？况今加兑浮于所运之半，而岁岁有所损溺，官军（陪）［赔］偿，举债鬻产，无有已时，所以然者，正坐剥浅之费广，挨次之日多，不幸而沈溺，颗粒无余也。为今之计，宜如刘晏之法，所运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浅涩，暂舁岸上，过浅而复舁归舟。或分载小舟以过浅，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而沈溺，捞而出之，不致全失，纵有浥烂，亦可他用也。说者若谓囊米恐舟浅不能受，夫既实满，艎中宜加之艎板，之上护以竹簟、苇席，以蔽雨水。其后船毁再造，量加大之可也。然则米皆用囊，如费将益多何？夫囊以布为之，可用数年，有山处可用竹篾，近江处可用蒲苇，其所费所失亦为省矣。
德宗贞元四年，李泌奏言。
其略曰：江淮漕运，自淮入汴，以甬桥为咽喉，地属徐州，邻于李纳。若纳一旦复有异图，窃据徐州，则失江淮矣。请徙张建封镇徐州，割濠、泗以隶之，则淄、青惕息，而运路常通，江淮安矣。上从之。
今徐州设兵备亦类此。
八年，中书侍郎陆贽奏请减京水运储蓄军粮事宜状。据陆贽《翰苑集》卷十八“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缘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