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期间，除四川地区仍持续铸造铁钱、流通铁钱外，宋政府还在淮南、京西、荆湖北路地区设置了一个使用铁钱的流通区域，以阻止南宋的铜钱流入金朝。为了供应这一地区对铁钱的需求，孝宗乾道六年二月复置舒州同安监，紧接着差司农寺丞许子中兼“措置淮西鼓铸铁钱”，其下张官置吏，“专一往来寻踏（铁矿）苗脉兴发”。同年六月，设置了蕲州蕲春监、黄州齐安监，七月，设置了兴国军兴国监。十二月又设置了江州广宁监、临江军丰余监、抚州裕国监铸铁钱。乾道八年九月，“定江西四监铁钱额，每崴共铸三十万贯。江州广宁监、兴国军富民监各一十万贯，临江军丰余监、抚州裕国监各五万”。其后又设有大冶、宿松、汉阳、定城等各监。虽然各监兴废时间不一，每年铸钱额多少不等，但长期以来一直向江淮地区输送着铁钱，其中最为稳定的是舒州同安监和蕲州蕲春监。自乾道六年起，这两监就开始铸造折二钱，后改为小铁钱，每监年铸造额最少十万贯，最多二十五万贯。据叶逋言：“自淳熙七年至绍熙二年上半年，同（同安监）、春（蕲春监）两监通铸过四百余万贯，七年之前及他监所铸，又未有数目。”铁钱每贯原重四斤十二两，绍熙年间增重到五斤八两。即使依据每贯铁钱重四斤十二两计算，仅同安、蕲春两监在淳熙七年至绍熙二年（1180～1191）的十二年间，每年用铁量至少也在一百九十万斤以上。再加上其他钱监的铸额，年平均用铁应在二三百万斤以上。
南宋后期，一些铸钱监陆续关闭，但至少在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蕲春监和汉阳监依然存在，只是铸钱额已失记载。直到理宗景定年间（1260～1264），仍有“江淮湖北铁冶司：改官一员，从事郎一员”（1）的记载，说明直到宋理宗景定时期，江淮湖北铁冶司仍然存在，其下也仍应有铸钱监存在。所以，南宋时期的铸造铁钱活动也是长期持续进行的。
第二个方面，是指制造铁兵器导致对铁的需求量增长。
两宋时期，宋朝北部地区先后与辽、西夏、金、蒙元对峙，战事频繁。北宋时期的北部地区包括陕西路、河东路与河北路，这一片区域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在军事形势紧张的背景下，宋政府非常重视这一地区的铁兵器生产。例如，河东路大通监是官营采矿冶铁之所，自太平兴国八年（983）起又同时成为兵器制造所，那里生产的铁料就地制造兵器坯件后，再运送到京师进一步加工成形。陕西地区，宋政府在诸州设置作院打造兵器的基础上，庆历二年（1042），由于与西夏作战，又在郧延、环庆、泾原、秦凤路各设置都作院，为西部边境提供充足的军事武器装备。其后，河北路盛产铁矿的磁、相等州也设置了都作院，以打制箭头、甲叶、枪、剑、手刀等为主，供应北部军队边防之需。
在铁兵器生产中，宋朝的第一个特点是种类多。铁兵器的种类，从宋仁宗时期曾公亮编纂的《武经总要》一书中可略见一斑，当时记载的铁制兵器已多达几十种。铁兵器生产中第二个特点是数量多。例如，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一次造长三尺余的斩马刀数万口，元丰元年一次制短刃刀五万五千把，南宋绍兴初的福州地区每月共打造箭镞十万五千支，等等。
下面以铁铠甲、铁火炮等兵器为例，看看宋代制造铁兵器对铁料的需求状况。
早在宋太祖时期，就十分重视制造铠甲，“南北作坊岁造涂金脊铁甲等凡三万二千”。北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田况上兵策十四事，指出“工作器用，中国之所长，非外蕃可及。今贼（指西夏）甲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而宋朝“自京赍去衣甲皆软，不足当矢石”，故请求宋政府“悉令工匠冷砧打造纯刚甲”，并将太祖朝制造的精好旧甲“穿贯三五万联，均给四路”。从中可见自宋太祖时期起制造的铁甲不仅数量多，质量也极好，保存了七八十年，仍可用于战阵。
进入南宋，铁甲生产远远超过北宋时期的规模与数量。南宋初期，在与金兵的作战中需要大批的铠甲，因此不仅中央各屯驻大军专设工匠打造铁甲，地方各个州府也常常接受打造铁甲的任务。
例如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下令江浙福建下辖诸州造甲五千副，其中两浙路的婺州、衢州、明州、湖州、平江府共造一千五百副；江南西路的虔州、吉州、洪州、抚州共造一千五百副；福建路造一千二百副；饶州、信州共造八百副。绍兴二年（1132）十一月壬午，宋高宗又下诏江浙福建诸州造甲五千副。即使是在隆兴和议后至开禧北伐前的和平时期，各地也常常接到打造铁甲的命令。朱熹知南康军时，“本军（南康军）恭奉圣旨，打造步人弓箭手铁甲，一年以三百日为期，两日一副，昨已打造到一百五十副了毕，申乞起发。”王炎在《上宰执论造甲》中提到：“炎窃见湖州先准省札日造铁甲一副，续准省札日造铁甲二副，且以二年为期。”蔡戡在《论扰民四事札子》中指出：“夫造甲所以修戎器也，要当优给其费，少宽其期，不惟工役暇裕，自然制作坚好。今也日课一甲，何乃急迫如是？况一甲之贵大约五十千，而县官所给止十五千，则州郡日费三十五千，以岁计之，为钱一万二千六百缗。大郡事力尚可支持，两淮凋弊之郡、浅陋之邦何所从出？”从上述诸人奏状中可知两淮、两浙、江南东路属下的一些地区都有打造铁甲的任务，每州少则每两日打造一副，多则每一日打造两副，其中以湖州地区的任务最重。淳熙年问陈俊卿判建康府时在上枢密院奏状中提到：“自顷罢兵至今十五六年，诸军造甲当已足用，而御前军器所甲匠又凡三千五百人，若以百工为一具，则以岁计之，今不啻十四五万具矣。行宫之甲见管四万，今诸郡所造，计亦不下三万，欲望试加检括，苟可足用，即逐州常年合纳甲叶铁炭之类或可间年量与裁减，亦宽民力之一事也。”可见不仅诸军造甲，地方上造甲，行在也设有御前军器所打造铁甲，打造铁甲已成为宋孝宗时期各级军器制造机构长期从事的任务之一。宋宁宗嘉定十四年至十七年（122l～1224），汪纲知越州，他在任期间，“打造器甲二千副”，三年中，平均每年打造器甲在六七百副以上，这一数量是十分惊人的。更令人吃惊的是，沿江制置大使、知建康军府事、江东安抚使马光祖在开庆元年四月至景定二年七月（1259～1261）两年多的时间内就制造了铁甲身3464领，铁头鍪1101顶，此外，还生产了大批的破甲锥枪、大朴刀、手刀、破锋刀、大斧等各类铁兵器。当然，这只是个别的现象，各地不可能都能达到这一数量。但是据《吏部条法·印纸门》尚书左选考功通用申明记载，宋理宗淳占三年（1243），枢密院札子提到，“两浙、福建州军日造铁甲，每季赴内军器库交纳。今立规模行下，大郡每季解甲五十副，小郡每季解甲二十五副，”而且要求“江东西、湖南北亦合一体行下。”宋理宗为此专门下令，“诸路安抚司行下诸郡，常切遵守，不许违戾”。以此标准计算，除广南、淮南、四川地区以外，其他地区，小.的州军每年须造铁甲100副，大的州军则须达到200副，这一数量也是十分可观的了。
了解了南宋时期铁甲的数量，再来看看铁甲的重量。南宋铁甲的重量有以下几种记载：高宗绍兴四年规定，每造一甲，全装共四十五斤至五十斤止，最重不超过五十斤。孝宗时铁甲种类和重量（包括穿结甲叶的皮线重量在内）分为三类：枪手甲每副有铁叶3145～3’782片，重53～58斤；弓箭手甲每副有铁叶2607～3088片，重47.55斤；弩手甲每副有铁叶2163～2582片，重37.45
斤。如果去掉穿结甲叶的皮线重量，三类铁甲每副平均重量大致在32～53斤之间。从上述用铁量看，如果东南各地每年打造铁甲以一万副计，所需铁料约三十二万斤至五十三万斤。
作为新式武器，铁火炮的制造主要是在南宋后期得到发展。
宋理宗时期，荆湖北路和淮南路是制造铁火炮的中心地区，广南制置大使李曾伯在《条具广南备御事宜奏》中提到：淳祜年间他在荆州时，“荆、淮之铁火炮，动十数万只”。荆州每月造铁火炮一二千只，“如拨付襄、郢皆一二万。今静江见在铁火炮，大小止有八十五只而已”。因此他请求从江淮等路借工匠来广南制造铁火炮。
除此之外，江南东路的建康府也是制造铁火炮的基地之一，马光祖于开庆元年四月至景定二年七月（1259～1261年）任沿江制置大使、知建康军府事两年多的时间里，在建康府主持制造了兵器六万多件，其中仅铁炮壳就达三万五千多只，“十斤重四只，七斤重八只，六斤重一百只，五斤重一万三千一百四只，三斤重二万二千四十四只”，合计用铁量达到十三万斤以上。
宋代由于长期处于战争时期，不仅军队和官营作坊制造铁兵器，私家小铁炉的兵器打造也十分繁忙。两浙路婺州兰溪县人范浚在南宋建炎元年（1127）所作《铁工问》中曾专门讲述了一个铁匠如何利用战争的机会靠打制兵器发家致富，现将有关内容摘录于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