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苗鸡推销员，让王智保懂得了无商不富的道理，可是这个好差事是得轮着干的，并不是终身制的，何况在农村还讲个无农不稳的道理呢，在做了两年推销员让家里有了基本的起色之后，王智保又开始务农了，这时大队干部觉得王智保是个可造之材，便要让他做生产队长，挑来挑去这也算是最佳人选了。
说起生产队的话题，王智保有说不完的话，因为他小小年纪就做过生产队的肥料员、植保员、记工员。而且王智保一直是个有心人，他不仅能讲出自己这个队的子丑寅卯，还能说出东阳这个地方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发展变迁史，而且有些估计是学者也不一定能知道的事情。
所以王智保当生产队长的这一段，自然值得一写。
打铁先要身板硬，生产队长可不是一个只说不练的假把式，除非你已经德高望重只要动动嘴唇皮就好了，好在王智保自己身板子硬，所以才敢当这个生产队长。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准确地说，智保的家在村里算不上穷人家，但他家情况特殊啊，前面已经说过，父亲在杭州城里做工，哥哥智障了，下面是两个年龄相差较大的妹妹，那么家里的正劳力就是智保一个人了，在爷爷身体还硬朗的时候，智保就跟着爷爷练起了农活。那可也是十八般武艺啊，远比我们想像得要辛苦和充满技巧的。在智保的记忆中，一长到5岁时，母亲就交给他一只篮子，一把茅草刀，干什么去呀？那就要到到河溪滩上去割草了。后来上了小学，放学后书包一扔，缸里舀一瓢凉水一喝，马上就得去割猪草了——这些都是必修课啊，哪像今天的孩子啊，一回到家要么打开电视和游戏，要么马上坐下来写作业了。
因为小智保割猪草有功，所以他也会得到特殊的奖励，那得是到过年的时候，爷爷会在烧好的一大碗红烧肉里，用竹筷夹几块最好的肉放进这个孙子的碗里，说，“伢智保是养猪的有功之臣，要多吃几块。”那时的红烧肉特别的香、特别的好吃。为什么，第一那时没有比它更好的菜了，第二那时的猪环保生态啊；第三，那可是自己劳动成果的体现啊，所以几十年过去之后，王智保每每回忆起那一段吃红烧肉的经历，总是会感慨不已，这种心情和心理，大概也部分地暗合了当今“农家乐”盛行的风潮。当然能吃红烧肉一年中也就一两回吧，而王智保自己感觉在家里受重视的地位，更是体现在平时。比如在自然灾害时，锅里根本不可能全是白米饭的，那里面总要掺进不少白萝卜、菜叶的丝丝片片，这种时候，智保的母亲总要挑挑拣拣，尽可能把米饭多一点的铲进智保的碗里，而他的哥哥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了。母亲的心都是肉长的，她为什么要这么厚此薄彼呢？母亲说小儿子聪明，做事认真，但其实智保心里很清楚，因为他得对家庭有所担当了，他是个主要劳动力了。智保对哥哥当然也是没有二话好说的，他时常会偷偷将饭粒扒拉进哥哥的碗里。
智保长到14岁，就开始跟着爷爷及长辈学农活了。那时的农活花样多，掘地、除草、翻春田、做秧田、耕田插秧、耥田……这些都不是一学就会的活，笔者有过上山下乡插队做知青的经历，特别是插秧，俗称种田的，那除了腰功好之外，还得有一点点技巧，即两只脚在往后退的时候得在一条直线上，如果退的时候歪歪扭扭，那你的秧只会插在自己的脚印上——那是插不上去的。在王智保的印象中，只有收获玉米还是个越收愈来劲的活，因为越拔越多，心里会有一点成就感的，但拔玉米根可是桩苦活，除了气力，还要一双铁手。这有点像笔者参加过的拔（剥）络麻的劳动，那个手指被络麻的汁水沾过之后，十天半月的都洗不掉，也就像抛过猪栏里的肥料，这手也是洗不干净的。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是当时一句颇为流行的话。但其实是没等这个话流行之前，王智保已经知晓了这个道理。在当时，一个人要想出点小名，或者在村里被人瞧得起，那总得有一两手拿手的功夫才行。比如你力气大，可以举起别人举不起的石轱轳，比如你篮球打得好，甚至是抢球很凶猛，或者说你摔跤很厉害，或者你在稻田里能打好多个虎跳……这些都是能令人刮目相看的，包括你唱样板戏唱得好，这都是能得到人的青睐的，特别是一个小伙子，如果有这种本事，那是能得到姑娘和小嫂们的好感的。那么王智保要想出人头第，那得靠什么呢，用今天的话来说，他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那就比干农活吧。
干农活不是花拳绣腿，所以出工不出力是学不会的；当然干农活也不是高科技，并非一定要多大的学问，你只要老老实实的学，再开动脑子举一反三，然后做的时候不怕吃苦不想偷懒，那就八九不离十。而更重要的是，爷爷在带智保的时候，是能够把全部“秘诀”都教给这个孙子的。经过六七年的磨练后，也就是到智保二十刚出头的时候，他的农活技术得到了大伙的认可，于是他的说话做事就显得有份量了。于是就有人提出来，让王智保来做生产队长。这还是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期，当时所说的生产队，就是生产小队，那基本是按自然村划分的，更早的时候是从生产小组变过来的。
在这里有必要说一说生产队、人民公社发展的历史，好在王智保自己对此也经过了一番梳理，对东阳的人民公社发展史作过一番功课的，所以笔者在这里可以做一回文抄公——
1958年9月上旬东阳在巍山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同月15日以区为单位组建的第一个人民公社--巍山人民公社成立。9月23日，县委在巍山镇召开四级干部大会，号召“迅速把人民公社的红旗插遍全县”。会后仅一星期，按区成立9个“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
村村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外加每个劳动力月发工资2.5元，部队那一套，统统用上啦。可惜啊，生产没有了责任制，农民可不像军号下冲锋陷阵的士兵。而分配却更加平均化，在干多干少一个样情况下，农民不像工人阶级那样有觉悟，经济核算制度被抛弃，农产品消耗浪费严重。
这以后又有反反复复。
一直到1962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确定以生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县委即部署各地落实“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四固定政策，试行生产队分配大包干制度，由点到面推广按劳分配加照顾，基本口粮加工分粮等分配政策。
这以后在部分公社又有起起伏伏。
到了1972年，县委重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政策，纠正并队升级的错误。生产队长相当于村长下面的自然村负责人，说大一点不大，说小也是基本核算单位的首脑，有最小的行政管理权，既管集体土地和资产，又要管土地播种、收获，再进行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分配。足额上交国家农业税，留足集体的种子储备粮，如优良稻谷、玉米、麦子品种，余下的按农户的工分累积数除以收获粮食总数，并参入农户人口年龄粮基数分配，一个生产队收获粮食种类，重量按国家牌价相乘相加为这个生产队总收入值，再除以全生产队出勤社员总工分，等于工分值，一般春季值最低0.2元为10分，一个工作日一般正劳力为10分，夏季工分值稍高一点，到了年终一般为0.45元为一工作日值。
……
以上就是王智保心里装着的一本东阳的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发展变迁的历史，虽是廖廖数言，但如果展开来写，也不亚于一部《创业史》或《艳阳天》。
生产队长当然也是中国最小的“官”，是在行政上不被承认的“官”，尤如工厂里的班组长。生产队长不是官，但他要“管”，且要管的事情有不少，一个生产队少到十几户，多到几十户，有的是自然村落，有的是经过重组变迁的，各家心里想着啥，那都得知根知底啊。
且队长要懂的事情更是不少，农业生产中的每一环每一步，就像毛泽东说的农业的八字方针：水、肥、种、植、密、保、管、工，那你得样样精通啊。
就说施肥吧。70年代初，提倡施足基肥、早施苗肥、重施腊肥，这听起来没错啊，但实际操作下来却有弊病啊，这造成了冬发不足，春发过猛，农作物到了后期极易倒伏。所以到了70年代中后期，改为“施足基肥、早施苗肥、巧施穗肥”了。
再譬如说水稻田里的水吧，顾名思义，这水稻田里自然是离不开水的，而农田灌水就讲究浅水插秧、耘过头遍露田、分孽盛期搁田、分孽末期烤田、孕穗期灌跑马水、收割前干湿田。
王智保虽说是干农活的好把手，但正如好司机不一定是个好修理工一样，何况“老革命”也会碰到新问题的，碰到新问题，你还得虚心地向老农请教。那一年小麦抽穗时，起先好好的，那些黄黄嫩嫩的小颗粒，就像春天的小花蕾似的，看得都让人喜欢，恨不得把那些小颗粒放到嘴里咀嚼，那是会有一股甜甜的清香一直会钻到心底的，但当你的欢喜劲儿还没有完全消失之时，转眼间灰黑的颜色占领了小半粒麦子，满田望去一半是黄，一半是灰，这可怎么办才好呢？于是王智保只能请教老农。老农肯定地说，那是麦子的病变，得赶快用农药，但当时农药十分稀罕，几十亩麦田要多少药啊，肯定搞不到。怎么办呢？又有人提出来，用烟梗煎汁当药或许有效，但当时的东阳，特别是横店任湖田这一块地方又不生产烟叶，这哪来的烟梗呢？
那几天，王智保醒着的时候都在做恶梦，眼里老是出现一大堆霉烂的麦子，而且这霉烂就像会传染的温疫似的，一下子队里所有的麦子都霉烂了……这时又有人悄悄告诉智保，村里的老关伯可能有办法，还是在互助组的时候，老关伯的麦田里也出现过这种病情，他好象到山上去采了点什么野草野花，捣弄了一大锅药水泼洒到田里，后来他那几亩麦田奇迹出现了，那灰霉的颜色慢慢褪尽，一大块黄澄澄金灿灿的麦子凸现在村人眼前，与四周灰里一片的麦田形成鲜明对比，大伙儿看了又是羡慕又是忌恨。
听到此信，王智保马上去登门请教。按阶级成份来说，老关伯是中农，所以平时除了低头干活总是沉默寡言的，好像什么活动什么事情都与他无关，其实那也是“阶级斗争”形势下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那几天老关伯刚好生病在家，他没有想到智保这个年轻的生产队长会亲自登门，于是他从床上抬起身子，很意外的样子。智保讲了麦子的霉菌病变，他不吭声，智保接着说，听说你会治这种病，这时老关伯还是不吭声……智保想这肯定是他思想上有顾忌，于是他说我登门请教，就是看重的你这个老社员有能耐，现在生产队有困难，你有本事就尽管发挥，有功劳给你记上一笔，有事情我这当队长的担着……
老关伯听到这里扬起了脸，紧绷的脸上有了些松动，终于开口说，队长你既然看得起我，我也是识好歹的人，明天我就陪你上山去采草药叶。
王智保见他还是一副病恹恹的样子，便说再过几天上山吧，可这时的老关伯显得比谁都急，他说再过几天麦子都要完了。
第二天，老关伯就陪着王智保走了十多里路，到山上采草药，起先费了好大的劲觅不到踪影，或许是被谁捷足先登了吧，毕竟这麦病其他地方也有。后来亏得老关伯有信心，坚持往深山走，终于在一个隐蔽的山谷里见到了一大片“宝贝”，智保一下子觉得疲乏全消，起劲的采，一点也不累。那天很晚才回到村里，面对几条狗的吠叫，王智保大吼，叫什么，连我们都不认识了？告诉你，老关伯可是个大功臣，快去舔舔他的手。那狗也乖，果真不再叫了，而是屁颠屁颠地在老关伯前后又蹦又跳，好像颇通人性似的。王智保和老关伯便连夜药熬草药，要加多少水用多大的火，老关伯都耐心指导，终于几大锅土农药水熬出来了，他还试着沾点在手上放到舌头上尝尝，一副神农尝百草的模样，他说这草药吃不死人的，而且只有尝了之后心里才更有数。
等药水凉透后，王智保急忙用喷雾器装上，背上后直扑麦田，药水洒上后，老实说心里也还是忐忑不安，睡下后又会起床打个电筒到麦田去照照。几天之后，这药水还真起了作用，好像变魔术似的，这麦穗从灰不溜秋的模样又返回青黄的颜色了，那一颗十几天来悬在喉咙口的心总算放回原处。社员们都对年轻的队长也竖起了大拇指，说他真有办法，而王智保忙推出老关伯，他说好办法是老关伯提供的。这也真是应证了一句话——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可是毛主席说的。
再来说说积肥。
杭嘉湖一带河港多，河泥是肥料中重要的一种。种田再讲究的就是肥料，当时还没有那么多化肥好买，何况真有好化肥也是买不起啊，只能买上一点点，就像后来人们烧菜用味精一样。所以只能平时多想办法多积肥，这也是一个生产队长的基本功吧。说起积肥，除了前面说的河肥，还有家肥和绿肥，再加上毛发肥和焦灰肥，所谓焦灰肥就是一层柴一层土（低丘红壤土）垒起来烧，队里有位烧焦泥土的老农民，能将红壤土垒成房屋一幢，然后点火烧它三天三夜，其实不是大火冲天，而是白烟滚滚，烟熏火燎，直到将硬土烧脆了，用大石球在上面这么一滚，嗨，那可是种玉米的好肥料。不过水稻田里还得靠人畜肥和化肥，化肥靠养猪奖励和上面分配，总嫌少了一点，所以亩产总不能太理想。
有些日子，王智保成天想着积肥的事情。有一天他向几位老农请教有没有积肥的好点子，有位老农说，他有位亲戚住钱塘江畔，那边除了罱河泥外，还兴做河泥，他说春天田里花草收割后，准备一个专用的河泥较厚的池塘，塘里水抽干，将花草用铁叉剥进塘泥中，再加上一层猪羊垃圾，让它作沤腐烂，这是适合水稻生产的有机土杂肥……
王智保试着用这个办法搞了几次，还真行，田里稻穗谷粒像吃饱喝足后的小孩，圆嘟嘟胖鼓鼓，惹人喜爱呵。
通过杀虫和积肥施肥的这几个事例，王智保更是懂得了向老农学习的重要性，再说了王智保平时为人很是低调，以低调的姿态去向人请教人家也愿意传授，这样他就处处偷学拳头，而他做什么事都仔细认真的特点，也一直伴着他几十年的工作经历。比如他总是有闻必录，有条不紊地记录和整理，所谓好记性比不过烂笔头，王智保是很信这个道理的，何况他本身不是烂笔头，这一点我们后面会讲到。好脑子，好学习，又勤奋，所以他这个年轻的生产队长做得很是像模像样的。
当队长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自己要吃苦在先，且不能叫苦不能偷懒，其实人都是怕吃苦且喜欢享受的，但当一种责任或一种信念落在人身上之后，其精神面貌的确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的。当时农村里最苦的就是“双夏”“双抢”。所谓“双夏”，就是夏收夏种，所谓“双抢”就是抢收抢种，这其实都是一个意思。这是我们南方种植双季稻的特点所决定的。那可是日做夜做赶时间，火辣辣的太阳挂在头顶，晒得空气都是热的。上午谷子上沾有露水，潮湿的谷子很重，两箩筐谷子足足超过150斤，作为队长，本来王智保是可以安排别人去挑的，自己去干稍稍轻松一点的活，“借口”并不难找。但智保偏不这么做，他坚持每天都去挑谷，那谷挑下半天来双肩就红肿，后来肩膀上的皮肉都磨破了，痛得实在难熬，但他咬牙坚持下来了，特别是临近中午的几担谷子，汗水渗入破了的皮肉里，又是痛又是热。下午气温骤升，太阳把田埂上的泥土晒得火烫，这时挑着沉重的谷担，扑来一阵阵热浪、额上流下来的汗水使眼睛都无法睁开，恍惚中肩上的疼痛慢慢麻木。擦汗的毛巾一次次被拧干又一次次揩湿，擦了流，流了擦，整个人像刚刚从水中捞上来似的，半天下来衣背上积出一层白白的发亮的盐渍，屁股上、大腿上会有一块块红斑又痛又痒……
这时他恨不得跳到清水塘里痛痛快快洗一洗，其他的社员会到田梗上的树荫下躲一会儿，那时候田旁种有树木，树荫下享受凉风是惬意的事，但王智保得忍着，谁叫他是一队之长呢，而且他又很自然地开始找到差距了。什么差距呢，就是和老农之间的差距，为什么自己身上会皮开肉破，而老农身上没有呢？是的，他们是老肉老皮，百练成茧了，而自己出现这种现象，说明还是有差距，那就更得以身作则，且不能在老农面前败下阵来的。
所以王智保只得趁歇担时快速用揭开的衣襟扇几下聊做自慰。好在那时年轻，一天下来精疲力尽，睡过一夜后，第二天又生龙活虎。等到稻割得差不多了，他又会去插秧，这就是抢种。插秧旧时有“开秧门”一说，就是插秧前一天村里人要好好慰劳自己一下，当然名头上是敬天神拜节气，要摆上几大碗好鱼好肉好果子，祈求一年丰收，这当然还是春天插秧前的一幕，“文革”时将这一切都当作“封资修”和“牛鬼蛇神”横扫掉了。插秧看起来不是重体力活，但连续半天弯着腰很难忍，初学者稍一会儿就会忍不住直起腰来。有人说插秧比割稻透气，至少还有风吹着，割稻时密匝匝的稻田将风儿遮挡住，实在憋闷得慌。插秧高手中不少是女社员，它们的忍耐力比男人强，而且这比的既是耐力又是巧劲，就像采茶叶一样。而有的男人在女人面前喜欢露一手，偏偏要跟女社员中的插秧高手进行比赛，这结果就会很难堪的。
有一次，一位叫根土的男社员像走象棋的高手似的，像要让对手“车马炮”一样，说要让两位女人先下田插秧，待到两个女的两旁已插了一大截后他才下田，起先他是插得飞快，浑身洋洋自得，说你俩瞧着，再过五分钟我就追到你们前头了，但马上他发现，两个女人此刻像开足了马力，“刷刷”地冲在前面，原来两个女人平时就看不惯他那股傲气，要玩玩他，俩人商量好，下田后起先慢一点，一旦他下来后就加快速度，所以距离是越拉越大，眼看他最终要出丑，而这位男社员偏偏是很要面子的，作为队长的智保很懂得这个社员的这种心理，于是他就在田埂上喊：“根土，大队部叫你赶紧去一趟。”根土一下还未明白过来，说，“怎么偏偏这个时候，那剩下的秧田谁来插？”智保便说你尽管去，余下的我会帮你解决的，他好象一下子看明白了智保的神色，就借机上了岸，“顺水推舟”去赶晒谷场的活儿了。智保的插秧速度在队里也排在前列，两位女人这时反倒慢了下来，友善地朝队长笑笑，这样三个人一起把秧苗插到地边。
生产队长每天晚上还得考虑明天天气晴做哪些农活，下雨天又要安排什么活儿干，季节性强的活如插秧就风雨无阻，挑猪粪就考虑天晴做的农活，重活累活让青壮年，特别是党团员去干，轻活实惠的活儿就留给老人妇女。
而更重要的是，队长办事要公道。这也是大家看中王智保能服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否则一个二十出头的人，怎么能够服一个生产队的人呢？
王智保之公道，说起来也就是“两招”。“一招”是每年秋季分红先要张榜公布。不像有的生产队长将要分的粮食钱财算好后到分配那天才报号分配，那样容易弄错后无法更正。王智保每次造好表后就张贴在墙上，由着社员们去看去议论。有一年，张大叔看过表格后跑到了王智保的家里，说他的工分好象与他自己记下的有点出入，于是智保便花了一个晚上将他记下的天数与自己掌握的工分簿对照了一番，发现原来他一天出猪圈的工分给漏记了，这样工分就少了，于是就给张大叔纠正了过来。而这第“二招”就是春节分鱼分莲藕，分东西都用大伙来抓阄抽签的方式来分配，事先把一份份称好份量，不像有的队按着人头分过去，这样因为先后顺序总会招来埋怨。王智保的办法是宁可前面麻烦一点，将东西都基本搭配好，大致上均匀了，比如说同样是分鱼，有的两条大鱼配两条小鱼，有的只能是一条大鱼配四条小鱼，而百姓也是各有所爱，特别是分莲藕的时候，粗细搭配，总是各有千秋的，要做到绝对平均是不可能的，那么只能是相对平均。智保的办法是给东西编号，一个号分成两份，一份贴在物件上，一份折成小纸片放入纸箱中，然后也不用争不用吵，看谁的手气好额头亮。
王智保自己有一次摸着了一份看上去比较吃亏的东西，邻居大娘都有点为他抱不平，说当个队长一年不知比别人多辛苦操劳了多少，却拿了最差的，而当他把这份东西拿到家里时，他母亲却笑呵呵地宽慰道：“智保啊，吃亏就是便宜。”想想也是，队长都能自觉按抓阄的法子做，纵然吃亏也毫无怨言，那么谁还会有意见呢，这不是少了许多令人头痛的纠纷吗？
王智保当队长的那几年，收成还算可以。但有些农户因种种原因还无法解决温饱。有一年麦子割起晒燥刚要分配时，一个女社员赶到队部求着提前借一点麦子度过饥荒，这给他出了一个难题，她家去年的粮食欠帐尚未还清，这样明显的倒挂户按理是没有资格再参与春粮的分配，但她家又确实困难，丈夫病在床上几年了，几个儿女尚小。全家吃饭的五张嘴，就靠她一个准劳力，她天没亮就起床，顶着星星出工，踏着月光回家，到滩边去割别人不要的瘌痢草，在地头拣哪怕很小一个番薯头。有一次看到她担着小山似的柴禾艰难地在山路上走，细雨打湿了乌黑的长发，那悲苦无助的脸，真是不忍心多看一眼。据说，她时常站在村口，只要村里哪个碾米回来，她就会伸出手去借，但没人肯借给她，那年月家家吃口都重，谁还会有多余的粮食，再顾忌到她家不可能还，至少是遥遥无期的归还，所以她只能碰壁，黯然神伤。她拎着空袋子回家，那蹒跚的背影踉跄的脚步可想而知。这时王智保便决定用点“权”帮衬她一把。“我们的制度是不能饿死一个人的。”王智保当时就这样对干部和社员们说。当她领回香喷喷的新麦子时，智保那揪紧的心也稍稍宽松一些。
所以后来有人说，智保这人良心好，几十年都这样，不管是当时做队长，还是后来出去做了其他的，包括他今天还关心着任湖田的发展——当然这也是后话了。
对那些军烈家属，王智保也一向十分敬重，除了路上碰到尊重地喊一声，逢年过节也特意上门美言几句，嘘寒问暖，如果条件许可总带上点礼品，大爷大娘也像见着了自己人一样，蛮亲热的，会谈谈生产队的事和他们的看法。东阳到外地工作的人回到村里也会关心问起生产队的收成情况，除了实事求是向他们“汇报”外，也会征询他们的意见——这也是做一个“领导”的基本素质。
唐代诗人孟浩然曾经有诗云“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这讲的是自给自足的田园场景，从智保当上生产队长那一天起，他当然是希望年年风调雨顺，国家能保证化肥、农药、农机具的供应，下面干部群众能同心同德，把个生产搞得红红火火、兴兴旺旺的，农民都能过上恬静、富足的生活，到了逢年过节，宰猪杀羊，土制的黄酒和洁白晶莹的冻米糖堆满方桌，人人穿上新衣裳，青壮年舞龙，小孩子举灯，老爷爷捋须开怀，新媳妇喜上眉梢，那是多么美好的一幅图画啊！还有东阳横店特有的大纸马用蔑扎用纸糊外面彩饰，装在会滚动的木架车上，啊，众马奔腾，蔚为壮观啊。围观的人们嚼着东阳特有的糯米滋巴，那种甜、香、糯的感觉真是无法形容啊。
但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那几年，还是一段不寻常的 岁月。那几年政治运动频繁，各种口号也层出不穷，因此无论是当生产队长还是社员，都得腾出一些精力去应付。其实谁也搞不懂那些口号是些什么道道，大家也都是雾里看花，云中望月，而且那时都是规定不准什么什么，于是大家都得排着整齐划一的队伍，都得走一条被规定好的道路，以为这样就能走向康庄大道，所以在王智保的感觉中，虽然做生产队长是踏踏实实的，但时不时还总有腾云驾雾的感觉。这种腾云驾雾，倒不是孙悟空的感觉，而是一种被抽空的感觉，所以时间一长，心中也难免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
这是王智保的真实感受。
[和谐]
家和万事兴，这是讨个吉利的说法，但家和至少是生活的底线和保证。在传统戏剧《天仙配》中，就对农业社会里中国人的婚姻和家庭作了浪漫主义的表述——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你我好比鸳鸯鸟，比翼双飞在人间。而在流行歌曲《选择》中则唱成——我一定会爱你到地久到天长，我一定会陪你到海枯到石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