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出校门，没有理由不到偏僻的羊儿洼油田去实习。
那里，是石油部下属的下属，一个基层的不能再基层的采油小队。队长姓韩，二十八、九岁，瘦高个儿，很黑。刚来几天，我就发现队上的人都怕他、恨他。但他对我却十分友好，他让我喊他老韩，别什么队长不队长的。我到队上报道的那天午后，他当着我的面，把保管员叫到队部落实我的生活起居问题：“大学生的床，领来没有？”
“领来了。”
“领来就发给他。”
保管员背着个画了眉眼、抹着口红、脑门上还点着红点儿的小闺女，上一眼下一眼地直盯我。后来我知道她是队长的爱人，全队上最漂亮的女人。
当天，那个女人领我去库房领来一张钢架结构的新床，随手可拆、可安装起来的那种，唯有床板是个整面的，如同一个大大的擀面板似的，怪平整。但我没用。
队上有个职工请探亲假刚走，韩队长安排我暂时先住在他的床上，答应过几天给我腾个单间，便于我看书。
说是单间，无非是和大伙一个样的板房，中间用砖头挡了挡，没用！隔眼不隔耳，这边打喷嚏，那边保准会吓得一哆嗦！房梁上方，一块糊不住、隔不开的大三角空间，那便是“无线电话”穿梭来往的大通道。
油田会战初期的房子全是那样。
“开会啦——！”
搁下饭碗，队上的职工正为无事可做而犯愁呢！韩队长不知站在谁的房间里大喊了一声，“无线电话”立刻传遍全队每一个角落。
大家集中在队部。男的女的分堆坐着，戳戳打打、嘻嘻哈哈地故意拥挤一气儿。
“不要讲话了。”
韩队长敲着桌子，故意拿眼睛瞪大家。待屋子里静得一点动静都没有了，他反而低头不讲了，很认真地翻起桌上的日记本。
下边，立刻又有人叽叽咕咕。
韩队长假装没听见，抬头看我一眼，说：“开会前，先把来我们队实习的大学生介绍一下。”
接下来，他把我“人才”呀、“栋梁”的，着实夸了一气。一时间，我的脸被他说得通红。但心里面被云里雾里“高抬”一番，确实还挺舒服。真怪！
随后，韩队长把日记本翻一页，又翻一页，刚要谈“正题”。突然，门外有人喊他：“韩队长？”大伙抬头望去，是食堂的炊事员。
韩队长往门外瞅一眼，仍旧转过脸看日记本。炊事员站近门旁，又叫他：“韩队长，来人啦！”
“谁？”
“羊儿洼的。”
“哪个？”
“村长。”
韩队长一拧头，把小本儿合上，起身出去了。
以往，遇到这种情况，有指导员继续主持开会。眼下，队上没有指导员。原来的指导员和韩队长不和，被韩队长给挤走了。
韩队长走至门口，屋子里顿时骚动起来，不知是谁还小声地骂了一句：“羊儿洼的村长最不是东西。”韩队长听到了，转过脸来瞪了一眼，没有言语，合门出去了。
队上大多数油井、水井，都打在羊儿洼村的田地里。油田和地方的关系一向是紧张的。话说回来，不紧张就不正常了。翻来覆去就那么点土地，一个要挖沟铺管子采油，一个要春种秋收地打粮食。油区《战报》上，三天两头报道：某某采油队的“送班车”被拦，“油路”被断，什么什么东西被老百姓一哄而抢。但这类事情在羊儿洼，还没有发生过。韩队长和村里的关系相处得不错，羊儿洼村的老百姓很少给油田添乱子。为此，韩队长年年都是“工农共建”的先进。
送走了羊儿洼的村长，继续开会。
会后，韩队长把我留下，跟我商议，让我上几个月的“小班”（倒三班）。采油队上最苦、最累的就是倒三班了。尽管我连连点头说行。韩队长还是向我作了解释，说这是厂部组织科统一安排的，云云。
接下来，我与队上的职工一样，每天白班、夜班的忙活起来了。
这天夜里，我们宿舍都上夜班。我半夜回来时，发现门被撬。开灯查看，只盗走了我竖在门后的那张新床。
“老韩！老韩！韩队长！”我高一声，低一声地敲队长家的门，急着汇报这一情况。
“什么事？”韩队长好半天才把房门拉开一道窄窄的缝。
“我的床瞎了！”
“什么床瞎了？”
他听不懂我说的苏北方言。我改口说：“我的床丢了！”
“床丢了？”
这一回，他听懂了。问我：“怎么丢的？”
“门被撬。”
“门被撬了？”
我没有回话。
“还丢了什么？”
“别的没丢。”
“别的没丢就睡觉，明天再说。”说完，他合上门，又睡觉去了。
转天，住我们左右隔壁的隔壁都遭到审问。
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我和韩队长两边坐着。唤来一个，让他像坏人一样，冲我们两站好。
“昨天夜里，你听到有人撬门吗？”韩队长冷板着面孔问。
回答：“没有！”
“真的没有？”
韩队长一拍桌子。但，对方并不害怕，更为干脆地回答：
“真的没有！”
韩队长摆摆手，示意：没有就下去。
接下来，又唤第二个，第三个……结果，都是一样的。韩队长冲我轻敲着桌边，自言自语地说：“手段，还挺高明来！”
我没言语，只想到自已床被偷了，窝囊人不说，过几天，那个探亲的职工回来了，我睡哪儿呀！
韩队长也很为我作难，可他沉思了一会儿，忽而长叹一声，说：“这样吧，你写个被盗的经过，队上给你开个证明，让保管员到厂部给你找找人，看看能不能再给你发一张新床。”说到这，他点上一支烟，挺有信心地说：“总不能叫你睡光地吧！”
我想也是这个理儿。当天，我就写了被盗经过。可好，第二天，保管员果然给我领来一张新床。
这以后，我便老老实实地睡在我自个的床上了，以防再次把床弄丢了。可时隔不久，厂部组织科就来文要调我回厂部了。我的实习期原计划是在基层锻炼一年，可那时间，我刚到羊儿洼才四个多月。我感到很意外！
韩队长却说，这是他预料之中的。
启程的前一天晚上，韩队长领我到羊儿洼村长家喝酒。他没说是为我辞行，但我心里很明白。以往，遇到类似的情况，韩队长总是安排在村里。这样队上没有什么影响。
酒桌上，大家都端起酒杯敬我。我不胜酒力，几杯酒下肚后，就感到头有些晕，想躺躺。村长看我酒量真不行，就扶我到里屋小床上休息。可我怎么也没想到，村长家的这张小床，竟和我丢失的那张床一模一样。
晚上，回来的路上，我一句话也不想讲。韩队长拍拍我，说：“以后，到了厂部，你这点酒量可不行。”
我没有吭声。
韩队长问我：“醉啦？”
我点点头，说：“醉了！”
其实，此刻，我很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