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日之后，巴黎市举行了竞技会、灯会和舞会，延续结盟节。在遍布铁栅、刑具和瓦砾的巴士底狱旧址，人民载歌载舞。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监狱旧址，会成为歌舞欢乐的场地。庆祝活动结束后，人们专门制作了纪念章，代表们也随后返回。结盟大会的召开，暂时停息了各党派之间的敌对行为。
会后的阴谋活动
结盟大会以后，小规模的阴谋活动又在议会内外开始了。奥尔良公爵结束流放，刚回到巴黎，就有人控告他和米拉波是10月5日和6日事件的主谋。于是，夏特莱裁判所继续调查审理这一已经搁置的案件。不过由于无法证实，宫廷这次急于求成的攻击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愚昧。议会本来就没有打算护短，但由于查无实据，便宣布不应追诉。对这起不成功的诉讼程序，米拉波严厉谴责，对他的控告也不攻自破。
宫廷又想了别的办法破坏议会。他们收买一些写手，撰写了诋毁议会的文章在议会门口出售。大臣们则出面谴责并反对议会的做法。昔日的权贵内克尔不甘寂寞，希望逐步改革的他与议会的想法也并不一致，不愿意服从议会的命令，便通过向议会递交备忘录的方式表示反对。不过，最终他发现自己的努力毫无用处，便在1790年9月4日辞职，离开巴黎。
被取消爵位的贵族也对革命怀有敌意，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们认识到在国内煽动人民难度很大，便想采用一种“曲线救国”的方式：到国外去，通过联合外部势力干涉法国内政，最终卷土重来。但是逃亡之前，他们也不放弃在国内可以煽动反革命的一切机会。
军队也已经发生了分裂。新的军事条例规定，把从前授予贵族的军阶改为授予从军时间长的人，这对士兵而言是有利的。大部分军官却不欢迎新的制度，当被迫宣誓忠于国民、法律和国王时，有的人选择了逃亡，有的人选择拉拢士兵希望能自成一派。手下兵多将广的布耶侯爵显然属于后者。在不得已同意宣誓之后，他想方设法让军队忠于自己。一方面，他努力减少军队和公民的接触，防止军队染上反抗思想；另一方面，他谨言慎行，努力用自己的德行感化士兵，使他们拥护和爱戴自己。而在别的地方，军官却不是这样。他们不顾士兵的反对和舆论界的反映，克扣军饷，隐瞒军需账目，最终激起了士兵的反抗。1790年8月，南锡有三个团的士兵反抗军官，遭到了布耶的率兵镇压。巴黎人民对士兵十分同情，他们认为士兵是爱国的，而布耶却是一个阴谋家。一时间群情激奋，纷纷集会，要求控诉主张镇压的大臣。好在拉法耶特及时出手，平息了群众的不满。这时的议会，努力化解反革命和无政府状态带来的攻势。
看到国民议会面临困境，反革命团体得意万分。他们认为，无论群众是否支持议会，旧制度都将很快恢复。僧侣也在推波助澜，为了阻挠出售教会财产，他们甚至使售价高出原定的价格。平民摆脱了什一税，也获得了债权保证，自然和主教的政治主张并不相同。于是主教们便改用“教士法”来煽动教会的分裂。实际上，这项法律既不涉及教规，也不涉及信仰，并且已于12月26日获批通过。主教们却不这么认为，声称这项法律侵犯了教权。教皇也极力怂恿主教们反对僧侣世俗化。主教们决定反抗这项法律，不认可未经教皇同意设立的教区，也不认可以世俗方式任命主教的制度。
“教士法”引发的分裂
议会不但没挫败反革命联盟，反而使他们更加团结。事实上，如果最开始议会不强制撤换那些反对派神父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后果了。议会认为，僧侣们出于自身考虑，一定会赞成宣誓，凡拒绝宣誓的，必须撤换其职位。主教们却以为，所有教士都会和他们一样拒绝宣誓。结果议会和主教们都失算了。主教和教区司铎在宣誓问题上的选择并不一致，而是有的宣誓了，有的拒绝宣誓。拒绝宣誓的自然被换掉，新的继任者走马上任，并接受了奥顿和利达主教的任命。但是，被撤职的僧侣并不甘心，留在原来的教区继续发号施令，煽动人们违反法律。利益和制度之争最终演变成党派之争。僧侣分成反对派和宪政派两个派别，互相攻击对方为叛徒或异教徒。宗教也成为满足私心和私利的工具。
人民群众没有卷入这些纠纷中，但成为各派团结争取的对象。各派开始利用俱乐部的方式影响群众。俱乐部原本是私人会社，主要用来议论政府措施、国家大事和议会法律。这些讨论除了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外，没有任何权力。第一个俱乐部产生于凡尔赛宫，是布列塔尼地区的代表成立的，成立初衷只是商讨他们的步调，后来他们在雅各宾修道院里开会，便得名为雅各宾俱乐部。它的规模逐渐发展壮大，会员范围从市政人员扩展到普通公民，并在各省陆续建立了分部。它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强，除对议会外，对市政府和人民群众也开始产生影响。雅各宾俱乐部逐渐发展成为新兴势力，并开始领导合法势力，左右社会的发展。
这时的雅各宾俱乐部，已经变为一个群众集会的场所。看到俱乐部性质的改变，一部分元老离开了，创立了一个类似原来俱乐部的协会，称为89年俱乐部。它在议会中占有优势，领导者是西哀耶斯、夏普利埃、拉法耶特、拉罗什富科等人。拥有人民基础的雅各宾俱乐部的领导者则是拉梅特和巴纳夫。看到这两个拥护新制度的俱乐部，反对革命的贵族一派也成立了俱乐部与之抗衡，先是叫作“无党派俱乐部”，后来又更名为“王政俱乐部”。他们想采用分发面包的方式争取群众的支持，但是群众视之为反革命机构，根本就不接受，还多次扰乱俱乐部的会议。1791年1月，这个俱乐部迫于群众的压力被市政当局查封，终于寿终正寝。
米拉波之死
由于国王几位姑母的出走，群众变得十分不安，他们担心宫廷正准备另一次出走。为防止国王从与杜伊勒里宫相通的万森城堡的望楼出走，群众纷纷到万森去拆除望楼。这种担心不是毫无来由，反革命分子正想趁乱把国王劫走。就在这时，国王被冲进杜伊勒里宫的六百多名武装人员劫持，他们企图挟持国王出走。拉法耶特及时率领国民自卫军赶到，挫败了敌人的阴谋。群众被驱散，宫中的反革命分子也被缴械。经历了这次事件，人们对路易十六可能的出走更加警惕。当路易十六要到圣克卢去时，群众和禁卫军便出面阻拦。为防止国王出逃，议会在宣布国君不可侵犯的同时，也宣布了国王不得出亡国外，否则立即失去王位。
当时有很多的逃亡者，议会想用颁布法令的方法来制止逃亡，却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任其逃亡，将会威胁国家安全；如果严加管制，又成了对人权自由的侵犯。基于不同的利益出发点，议员们分为三派，一派人袒护逃亡，一派人只关注人权，一派人又只关心国家安全。三派势力对制定什么样的法令各持己见。有人提出一个办法，剥夺所有逃亡者的公民权，没收他们的所有财产。米拉波认为，这项提议过于苛刻，好像与以严酷着称的《德拉古法典》一样。就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而言，还没有严峻到必须采取这种手段的地步，议会最终没有采用这个办法。几天之后，也就是1791年3月2日，米拉波因操劳过度不幸离世，全国上下一片哀悼。巴黎人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把他安葬在以“国士墓”命名的伟人公墓。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革命。他的勇敢精神，帮助革命取得了成功；他的冷静判断，帮助革命少走弯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议会中有什么争执不下的讨论时，人们还不自觉地望向他曾经的座位。米拉波的死，对革命来讲未必是件坏事。因为他既想巩固王位，又想加强革命。实际上，万一他真的行动起来，不是王权压倒革命，就是革命消灭王权，想要两全其美，根本是不可能的。
从1789年10月5日、6日到1791年4月，国民议会完成了对法国政坛的改组；宫廷方面，在进行了阴谋活动的同时，企图出逃外国；特权阶级方面，在没落之后，十分想恢复往日的荣耀，他们企图推翻新制度，恢复旧天地。贵族方面，更是抓住一切机会反对革命，包括怂恿临时法院抗议高等法院复会、挑拨各等级反对废除省制、策划新的选举扰乱各郡的组织、要求议会解散、煽动军官叛变等。然而他们的反抗全部失败，于是不得不逃亡国外，发动欧洲其他国家来反对革命。僧侣方面，极端不满对教会财产的处理办法和有关教会的新制度。为了反对新制度，他们制造暴动，甚至利用宗教分裂来掀起暴动。这段时期，各派的分裂日趋明显，反革命势力积极筹备国内战争和国外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