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2年9月21日到1793年1月21日
这个最善良而又最软弱的国王，在进行了十六年半一心谋求幸福的统治之后，在三十九岁时去世。他的祖先留给他一场革命，他本是最适合防止或结束这场革命的，在革命爆发前，他可以成为一个实行改革的国王，在革命爆发后，他仍可以成为一个立宪君主。他可能是法国唯一没有权力野心的国君，唯一具有敬畏上帝和爱护百姓这两个优点的国君。
吉伦特派和山岳党
国民公会于1792年9月20日成立，21日的第一次会议上，宣布废除君主政体实行共和，22日又宣告，国民公会从法兰西共和国元年起始。在颁布这些初步措施时，立法议会末期分裂的两党都表现出了民主作风和拥护民主的热情，但之后却继续开始内部的纷争而放弃了本身的工作。
在组织新的革命以前，吉伦特派和山岳党为了获取领导权，一直进行着明争暗斗。来自欧洲各国的压力令他们担心，如果奥地利、普鲁士和几个德意志王侯将在8月10日以前进攻法国，那么在宣布废除君主制度、囚禁路易十六和9月屠杀事件之后，其他的君王也会共同反对法国。国内的革命敌人除了拥护旧制度、支持贵族和僧侣的人外，又增加了拥护君主立宪、关心路易十六命运的人。在如此困难的境况下，吉伦特派和山岳党却未能团结战斗，而是开始了最激烈的互相攻击。
吉伦特派人由于受到事变的逼迫而成为共和派，他们纯正的意图是永远做立宪派，他们厌恶群众并且反对采取暴力手段，只做能够做到的事早已是他们的处事原则。但随着革命的发展，他们改变了最初的立场而顺应共和，而逐渐接受了这种政治制度。他们认为制度本身是好的，由于缺少适当的人实行，群众缺乏管理公务的知识和经验，因此很难确立和巩固。制宪会议进行的革命有自己的宪法和公民，是合法的。新的革命主张下层阶级来领导国家政权，因此会损害很多人的利益，在危机时期上层阶级可以依靠下层阶级却不能永久依靠。但是，第二次革命的实现又必须依靠下层阶级。
在议会中吉伦特派力量最强，在各郡的选举中占有优势，但他们却站在了错误的立场上，他们失去立宪派的援助后也没得到民主派的支持，由于没有争取到社会的上层和下层，在8月10日以后，吉伦特派成为中等阶级和群众之间的中间党派。要求共和的山岳党领导人不满吉伦特派的声望，企图打击吉伦特派并取而代之。山岳党人在知识经验和口才上不如吉伦特派人，但他们机警而果敢，采取手段时毫无顾忌。他们认为极端的民主才是最好的政府，他们将人民即下层阶级作为赞美和关心的对象。它比任何一个党派都险恶可怕，也比任何一个党派能贯彻始终。
还有一些代表则不属于任何党派，没有固定的主张，不偏不倚地对待吉伦特派和山岳党的斗争，山岳党的成员中，有因领导8月10日事件而当选的巴黎代表，有各郡杰出的共和派代表，之后又吸收了一些受到事变的鼓舞和由于恐惧而参加该派的人。他们的人数虽然少，在那个时期却很有势力，在巴黎占统治地位，当时全国第一个权力机关巴黎公社也完全效忠于它。山岳党曾试图在巴黎和其他城市之间建立一种通信联系，以便控制各郡，但由于各郡大多反对他们而没有成功。并且，各郡还利用罗兰部长发送的宣传小册子和报纸来培养群众的反对倾向。为此，山岳党称罗兰的官邸为群众思想控制所，罗兰的朋友为搞阴谋的人。
除了各市政机关的联合外，山岳党还掌握着雅各宾俱乐部。雅各宾俱乐部是法国成立最早、发展最快、势力最大的俱乐部；雅各宾俱乐部是雅各宾主义的中心，拥有无上的权威和支配权，它的名称从未改变，而实质却随着每次事变而改变。山岳党已经完全掌握了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他们利用揭发和制造矛盾的手段来排挤吉伦特派，并用无套裤党人来代替其中的资产阶级成员。在巴黎，吉伦特派只占据了一个内阁，而内阁却与公社对立，因此它已经没有势力。而此时的山岳党，已经掌握了首都的全部实力：以雅各宾俱乐部来掌握群众的思想，通过无套裤党来掌握各市区和郊区，依靠市政府来掌握起义组织。
关于罗伯斯庇尔和马拉的控诉与辩护
在宣布共和以后，两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互相争斗。吉伦特派对9月大屠杀十分愤慨，尤其反感和厌恶为大屠杀出谋划策的罗伯斯庇尔和马拉，他们出于憎恨而谴责罗伯斯庇尔，认为他鼓吹施行暴政，厌恶马拉则因为他从革命一开始就在文章里宣传杀人。实际上罗伯斯庇尔并没有可怕到实行独裁的地步，他遭受到的指责实际上并无其事，反而提高了他的声望和地位。从这时起，在法国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的罗伯斯庇尔成为头等重要人物。他在这之前作出很多努力，但总有人超越他，制宪议会时期的首要人物米拉波，立法议会时期的布里索和佩蒂翁，在8月10日革命时期的丹东，这些名望比他高的人都遭到过他的反对。处在这些着名人物中间，他只能以特异的见解来引人注意，因此表现为激进的改革者。
立法议会时期，罗伯斯庇尔的政敌都是革新者，因此他成为立宪派。从8月10日之后，他开始专心在雅各宾俱乐部击败吉伦特派，希望取丹东而代之。作为一个资质平庸、禀性浮夸的人，加上出身低微，他最后才得以出头，这对革命而言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出于自尊心，他不遗余力地追求头等地位并不择手段维持它。罗伯斯庇尔有实行暴政的一些特性：才智高于常人，锲而不舍，有爱国主义的表现和不为利诱的声望，不反对流血。他证明了乱世中的政治幸运儿除了依靠才智更有赖于行动，坚持不懈的平庸胜于缺乏毅力的天才。
吉伦特派可能出于对罗伯斯庇尔势力的预见，也许只是出于猜忌，他们控诉他犯下了共和派认为最严重的罪行。巴黎当时正因派系纷争而陷于动乱中，吉伦特派主张以法律制裁那些制造混乱、煽动暴乱的人，同时从各郡调集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保卫国民公会，并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此事。山岳党则抨击这个措施是对巴黎的一种侮辱。吉伦特派为维护这种措施，提出了由巴黎代表组成三头统治的方案。奥塞兰站出来说：“我出生在巴黎，能够代表这个城市。我认为，想在巴黎建立实行独裁政治、三头统治和护民政治政党的人，不是极端无知就是极端邪恶。如果巴黎代表中有支持这种主张的人，我们就把他赶出去！”马赛代表雷柏基附和道：“没错，议会中确实有一个想实行独裁的党，罗伯斯庇尔就是它的头目，我要向大家揭发他！”巴巴卢则出面作证支持这种揭发。
作为8月10日事件的主要发动者之一，巴巴卢是马赛结盟军的领袖，在法国南部拥有很大势力。他说在8月10日事件时，两党都想拉拢马赛结盟军，当时有人希望他联系罗伯斯庇尔，因为他是最有资格成为法国独裁者的人。巴巴卢是一个实际行动者，认为如果不打垮政敌就会被政敌击败，因此，他们一方面利用国民公会来反对公社，一方面又利用各郡来反对巴黎，希望能在敌人羽翼未丰时给予一击致命。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因为害怕分裂而不赞成采取强硬手段。
对于罗伯斯庇尔的控诉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于是将目标转向马拉。马拉曾写文章在《人民之友报》上提倡独裁政治，鼓吹实行大屠杀。当他在讲坛上为自己辩护时，人群发生了一阵可怕的骚乱。会场四处响起“叫他下来！叫他下来！”的喊声。马拉却泰然自若，待人们安静下来，他才开始讲话：“这个议会中很多人和我个人有仇。”“人人都是，人人都是！”有人打断他的话。“我提醒这些人要知道羞耻，并且奉劝大家不要对于一个曾致力于自由事业并且付出巨大贡献的人狂喊，更不要进行这种无礼的威胁，希望你们能认真听一听我的话！”人群安静后，马拉在国民公会上讲述了自己关于镇压和独裁的观点。
马拉的勇敢和沉着令出席国民公会的人大为震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曾以各种隐蔽手段避开公众的责难，并且逃脱了对他发出的逮捕令。那时，人们看到的只是他写的杀气腾腾的文章，文章里面要求人头落地，并且煽动群众进行9月大屠杀。人的头脑可能产生任何狂乱的思想，这种可怕的狂想更是在一刹那间就能产生。马拉有几种固定的想法，他认为，革命是有敌人的，为了使革命能继续进行，就应该消灭这些敌人，而最好的手段就是任命一个独裁者，让他来镇压这些敌人，这是最简单的方式。他以毫不顾忌的残酷性来大肆鼓吹这两项措施，既不考虑法律，也不关心人的生命。他还认为那些不认同这两种措施的人是残暴并且软弱无能的，对其加以蔑视。
在革命时期曾经有过一些和马拉一样残忍嗜血的活动家，但都没有像他一样对社会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他使各党早已不纯正的道德变得更为败坏，他的大规模屠杀和独裁想法，之后都被救国委员会的委员及其政府实现了。
对马拉的控诉也没有收到结果，虽然他比罗伯斯庇尔惹人讨厌，但却不像罗伯斯庇尔那样引人痛恨。很多人将他当作一个狂人，有些人则把这些争论看作是党派之间的纠纷，而不是影响共和国的重大问题。并且，清除或指控国民公会的某个成员并不是件安全的事情，即使是各党派也很难跨出这一步。
丹东没有为马拉辩护，他说：“我不喜欢这个人的脾气，他暴躁而难以相处。但为什么要在他的文章里寻找煽动暴乱的论调呢？发生动乱的原因，除了革命运动本身，难道没有别的理由吗？”罗伯斯庇尔则说他并不了解马拉，在8月10日前他曾和马拉有过一次谈话，并且不赞成马拉的暴力主张，这次谈话后，马拉认为罗伯斯庇尔的政见狭隘，于是在自己的报纸上说：“罗伯斯庇尔既缺乏政治家的眼光，也没有政治家的魄力。”相比之下，人们觉得罗伯斯庇尔更可怕，但是雷柏基和巴巴卢的第一次控诉未能奏效。
不久，罗兰部长作了一次关于法国和巴黎现状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对9月大屠杀、公社夺权、混乱制造者所进行的阴谋等事件进行了谴责。他说：“当自由事业的最忠诚、最勇敢的维护者被人看作是可恨或可疑的人的时候，当大会有力宣扬并欢迎叛乱和屠杀的主张的时候，当那些喋喋不休的人开始反对国民公会的时候，我就不再怀疑，那些拥护旧制度的人，那些用爱国主义来掩饰自己的过激行动或严重罪行的人，冒充人民的朋友，却怀着颠覆阴谋，企图踏着废墟和尸体攀登高位！”罗兰还引用了刑事法庭第二分庭副庭长的一封信作为证据，在信中这位副庭长告诉罗兰：他和吉伦特派中的最着名人物都受到了威胁，敌人将再一次制造流血事件，而且这些人只希望听罗伯斯庇尔的解释。
听了这些话，罗伯斯庇尔急忙登上讲坛为自己辩护，他说：“谁也不敢面对面控告我。”吉伦特派中最坚决的人卢韦立刻站起来大声地说：“我敢。”他怒目注视罗伯斯庇尔，坚定地说：“罗伯斯庇尔，我敢控告你。”一贯保持沉着的罗伯斯庇尔这时也激动起来，在雅各宾俱乐部里他曾经与这位可怕的对手较量过，领教了他的尖刻、激烈和毫不留情。卢韦接下来进行了一次最为雄辩的即席发言，他毫无遗漏地控诉了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在公社、在选举会议上的一言一行。卢韦控诉罗伯斯庇尔曾诽谤最优秀的爱国者；多次卑鄙地吹捧数百名公民，先说他们是巴黎人民，之后称他们是人民，最后又吹捧他们是最高主权者；此外还到处宣扬自己的功绩，炫耀自己的优点和品德，在奉承了人民的力量之后不忘宣称他自己也是人民。
卢韦还指出，在8月10日事件中罗伯斯庇尔是隐蔽的，之后就成为操纵公社的阴谋分子。在谈到9月大屠杀时，卢伟激动地冲着公社中的某些山岳党人说：“8月10日的革命是我们大家干的，可9月2日的事件却是你们干的，是你们自己干的，难道还引以为荣吗？他们以蔑视的口吻说我们是8月10日的爱国者，而自己则扬扬得意地宣称是9月2日的爱国者。就让他们在这种只配他们自己享有的声誉里遗臭万年吧，而我们则被证明无罪。那些冒充人民之友的人对巴黎人民进行了最无耻的诬蔑，并且试图将9月第一周的罪恶归咎他们，巴黎人民虽善于战斗却不善于杀人！是的，在8月10日这个光辉的日子，巴黎人民曾来到杜伊勒里宫前，但却没有在9月2日那个可怕的日子到各个监狱前。也许有人会问，人民既然没有参加屠杀，为什么不去阻止它？让我告诉你们原因，因为佩蒂翁的保护权无法行使，因为罗兰的话没有效力，因为司法部长丹东不说话，因为四十八个区的区长等待搜查而总司令却稳然不动，更因为巴黎市政官员们佩着绶带在主持这些暴行。立法议会，作为人民的代表，你们要为无辜者报仇，一定要严惩我揭发的这种有罪的狂人！”随后，卢韦又回过头来指责罗伯斯庇尔的野心、阴谋和对平民的极大影响。在结束这篇激昂慷慨的弹劾性演说前，卢韦列举了一系列事实，并且在每个事实前面都要加上“罗伯斯庇尔，我控诉你！”这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