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航空工业60周年的时候， 作为航空人应该知悉过去60年的发展史， 了解并继承前一代航空人克服困难、发挥才智、攻克难关、建设强大的航空工业的优良传统， 发扬热爱航空爱岗敬业精神， 同时也可借鉴前人， 不走或少走弯路。
今天航空工业的发展环境已经大为改善， 规模实力日益强大， 前景广阔。相信在当代和未来一代航空人的努力下， 在下一个甲子周期， 航空工业必将成为国企的佼佼者， 与世界王牌航空企业波音、空客等公司并驾齐驱将不是梦想。同行们， 努力奋斗吧！
我国首架载装原子弹飞机改装片断
姜节浩
1966年， 我国计划投放第一颗原子弹需要将一架轰6基本型飞机改装成可以带载原子弹的飞机。飞机在改装同时要求对机上成品进行返修复查。国防科工委要求由三机部组织完成。1965年7月11日， 领导选派我去现场完成这项任务， 并要求我在现场多住一个星期把任务抓落实。我接受任务后心情很激动， 暗下决心： 一定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践行毛主席“创造强大的人民空军， 歼灭残敌， 巩固国防”的伟大号召。
飞机改装在36师的外场机库内进行。172厂李溪溥厂长带领一班人马在现场日夜奋战。当时工厂、宿舍条件简易， 物质条件很差， 但没有一个人叫苦。晚上李厂长还常与36师李师长下象棋， 我们在旁边观战， 亦很热闹。
7月14日， 我们把有关辅机厂同志请来， 召开一次协调会， 组织172厂与辅机厂协商，把需要返修成品从技术、进度上逐项落实。各厂都有困难， 但因为这是一项政治任务， 所以协议很快签订下来了， 有难处回去想办法解决。我们还与172厂研究了如何组织力量催货，研究了部厂之间联系方法， 会后成品返修工作全面铺开。
协议签订了， 生产过程中还会有许多问题。为了保证任务完成， 我就在陕西各辅机厂去督促检查。每到一个工厂都到车间、工段查看成品返修情况。有些问题解决有困难， 我就向三机部汇报， 领导同志立刻就请部里总调度室向工厂领导打电话， 说这项专案任务的重大意义你们是知道的， 请你们克服困难， 一定要完成任务。航空工业各企业发扬大力协同精神，所以问题及时得到了解决。
工厂分布在阎良、武功、西安、兴平一带， 那时交通没有现在这样发达， 所以现场调度交通是一个大问题， 来往交通工具是火车和公交车， 从36师招待所到武功火车站还要步行很长一段路。陕西黄泥巴黏性大， 遇到下雨天走起来很艰难， 又滑又黏， 一次把我的塑料凉鞋鞋根都拔掉了， 我只能艰难地继续赶路。时值盛夏， 西北地区气温非常高， 慢车车站没有开水， 但可以买到西瓜。瓜农在田边搭一个小棚， 有人买瓜时他就从田里摘一个。我买了一个， 吃起来沙甜， 但瓜是热的， 很有意思。
在172厂和陕西工作20天后， 我回到北京， 此后又两次去现场调度， 最后圆满地完成了成品返修任务， 保障了172厂改装飞机顺利完成。1966年5月9日， 我国在西部地区上空首次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爆炸。听到这个消息， 非常兴奋， 我为之出了力、流了汗， 感到光荣。对航空工业来说也是为国家做了贡献， 为祖国争了光。
歼8往事
苏大鲁
歼8是依照毛主席的号召“创造强大的人民空军， 歼灭残敌， 巩固国防”， 根据未来战争“以国土防空为主， 飞机发展以战斗机为主”的方针， 于1965年5月经军委同意， 由罗总长批准研制的。
歼8飞机的作战对象是当时美蒋频繁侵扰我领空的高空侦察机和双倍声速的轰炸机， 若配上先进的武器装备则进一步可以对付当时最好的战斗机———美国的F-4。
飞机性能之争
飞机性能很重要。要保卫领空夺取制空权， 必须有自己的战斗机、攻击机。歼8当时的水平还很不理想。但这是科研单位反复调研、咨询各方面意见， 特别是使用部队的意见， 从我国实际出发， 根据需要和可能最后优选的结果。一经军委批准， 各方面就都要遵照执行。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研制过程中的吹冷风、泼冷水； 歼8首飞上天遇到的种种阻挠， 说明对歼8性能指标的非议。据说歼8上天后一位中央首长在听取汇报后曾提出要仿制米格-23 ，当时主管歼8的管德 （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说： 我们的歼8能打过米格-23 ， 再仿制又要花费人力、物力和时间。那位首长听了火气很大， 甚至还拍了桌子。再如， 在研制及上天前后， 军委领导曾给厂所研制人员送芒果以示鼓励， 上天后还来南苑机场看飞机及飞行表演。可是没多久不知受谁人盅惑就来了个釜底抽薪， 提出“两个大搞， 一个方向”， 即大搞直升机， 大搞运输机， 研制垂直起落战斗机。歼8研制生产线上大批人员必须放下歼8去搞垂直起落战斗机。
要好飞机， 谁不想啊！ 特别是那个要超英赶美的年代， 恨不得一步登天， 可是不能不现实啊。中国军队是小米加步枪， 面对飞机加大炮， 中国的科学技术不是一般的落后， 摸着石头过河， 唯恐摸不准， 搞什么垂直起落战斗机。
今日歼10的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宋文骢当初也是赞成搞歼8的， 后来主抓歼9。歼9倒是一架性能良好的飞机， 采用了自行研制的涡扇发动机， 配装与F-4 飞机相似的205雷达及地空导弹， 但多年拿不下来， 最后只好下马告终。叶剑英同志在歼9型号下马的批语中就有“似有好高骛远之嫌”的批评。歼9之后， 宋文骢担任了歼10总设计师的重任， 取得了巨大成功， 特别是歼10的鸭式布局带来的高机动能力为世界少有、国内首创， 达到了三代机水平。为什么宋文骢在搞歼8时不提出歼10呢？ 因为歼10只能在发动机、飞控、武器各方面有现代化进展的今天才有可能搞成。所以那些为数不多但能量很大， 既是“首长面前的专家”， 又是“专家面前的首长”， 能左右首长决策的当权者， 真是不该乱出主意， 瞎折腾。如今， 极“左”思潮已经彻底埋葬， 中央又在狠抓科学技术， 我想在胡锦涛同志科学发展观指引下， 我们航空事业一定会有大发展。
艰难的首飞
1969年7月5日， 经过4年努力， 歼8原型机终于完成总装， 推上停机坪。试飞的飞机只有一架， 试飞上天可以说背水一战！ 只许成功， 不能失败。各方面都十分关注。为了做好保障工作， 除试飞办公室外， 又成立一个联合指挥部。指挥部由老战斗英雄、曾任空11师飞行师长、三机部试飞局局长的刘增敏同志为组长， 六院苏大鲁任副组长， 成员有沈阳军区的陈继发、601所叶正大、112厂罗时大、606所张育民、410厂刘录清等同志。联合指挥部下设办公室， 成员有部机关陈宝琦、郭志孟、李在田； 六院机关陈宝珍、周复华； 112厂唐乾三、薛加田、刘积斌、高德昌； 601所赵国士、钟敏昭、孙绍礼、宁树权等。指挥部可以独立行文， 电话调度， 派出专人或工作组进行工作。
在指挥部成立之前， 试飞办公室的人员在主任高仲云和政委冯振沧的领导下， 已融入歼8之中， 如试飞办公室主任高仲云同志属于空军派来人员， 却自己带人去辅机厂催成品， 对歼8的热爱可以说胜于我们， 因此指挥部办公室成立之后与试飞办公室合署办公是一拍即合， 而且双方自始至终为了歼8这个共同目标， 团结得像铁板一块， 没有分歧， 不分彼此。
指挥部的中心任务就是保歼8首飞上天， 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由于歼8是自行设计加上全国大协作， 因此问题也比较多。比如新成品、新材料是否安全、可靠和符合装机要求； 比如飞机设计、生产上有没有问题， 特别是安全问题； 还有安排一些试验； 等等。
首先， 成品附件虽然装机前都经过检验， 合格才能装机， 但装机后也还免不了出一些问题。不过这些问题比较好解决， 指挥部的电话有关单位都非常重视， 只要是歼8的事都开绿灯。如长春133厂的前轮减摆器、苏州的氟塑料软管漏油等问题解决得都很及时。塑料软管是为减重， 用编织套软管代替金属管的重要新成品由苏州化工系统一个研究所提供， 他们得知有问题后， 连夜加班、攻关、改制， 之后主管人员背着产品带着备份， 连夜乘火车送到沈阳， 看着装飞机。就是这位当年的技术员后来在苏州召开的一次会上还见到了， 那时已是苏州市主管工业的副市长。提起当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为歼8工作的那一段情结， 仍激情满怀， 很有感情。他说： 不亲自送去不放心， 怕别的传送方式误工误事， 影响飞机上天！
上天安全问题是大家最关心的， 质疑很多， 说法也多， 花的时间、消耗精力也最多。其中影响歼8首飞安全的有平尾颤振、平尾效率、前轮摆振和弹射救生四大关键， 必须给予澄清。空军司令部科研部认为， 飞机平尾和舵面效率不够， 飞机会不会不听使唤， 比方骑自行车， 骑车人拧车把而车不转弯， 其结果可想而知， 是非摔不可。为了验证歼8平尾效率到底够不够， 1969年4月， 安排了歼8第二次尾喷流试验。601所组成试验小组， 由云梦东带队一行8人加上我共同到哈军工风洞实验室， 安排协调这次风洞试验。601所对过去安排不周和这次时间紧迫给军工带来困难表示歉意。哈军工放下其他任务， 保证歼8有足够的吹风时间。表示一定配合601所把试验工作做好。到4月底， 经过夜以继日的工作， 反复不懈的努力， 结论终于拿到， 即歼8飞机起飞抬前轮的速度不会高于275km/h， 平尾效率足够歼8首飞成功！ 澄清这个问题哈军工的同志是有功劳的， 我们感谢他们。
有人觉得主起落架又高又细 （主起落架采用了新的铁基高强度材料）， 担心接地瞬间被折断， 还说： 摔了飞机不要紧， 别摔了我的飞行员。1968年12月19日， 为澄清起落架的安全问题， 在斜向落震试验后又在跑道上刻意安排实际根本不发生的蛇形滑跑， 由于滑跑速度大， 飞机扭来扭去造成轮毂润滑油着火， 致使轮胎炸胎， 险些伤及在场的常副司令员。
炸胎之后停了一段时间， 据说当时空军司令部机关就有一些人， 散布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 目地是要扼杀歼8， 他们要另起炉灶抽调力量， 不切实际去大搞直升机、运输机和垂直起落战斗机。这些人为数不多但能量很大。作为主管装备的航定委主任曹里怀副司令员难免被忽悠。为了弄清情况， 他亲自去了沈阳。曹副司令员行前对常副司令员的意见和空军司令部的意见肯定有所了解， 为避免争论所以只带一个秘书。
1968年7月4日， 曹副司员令员来到沈阳， 有三机部军管会主任周洪波 （原空军雷达兵部主任） 及六院、沈阳空军领导陪同， 但他一竿子插到底， 直接找到顾诵芬详细询问气动力情况， 确认没有问题再了解发动机。因为歼8发动机是在歼7发动机上改进设计的 （采用了空心叶片， 提高了涡轮前温度）。歼7发动机已是制式装备， 改进后台架试车和装机滑跑没有发生过故障， 加上飞机是双发， 所以比单发要安全。听取汇报后， 曹副司令员跟大家说： 发动机重要， 发动机好就好。随后让在场的人， 包括指挥部的、试飞办公室的都表态。高仲云、冯振沧汇报了主要工作与试验情况后表示： 歼8上天是有把握的！
这两位同志的表态很重要， 一是因为他们是部院厂所的科研、生产人员， 没有倾向性；二是因为他们在基层和科研人员共同工作时间长， 了解设计， 参加调研和试验， 掌握第一手真实情况； 三是因为他们是空军派出的， 是具有空军军人身份的现役军官， 肩负一定的任务、使命， 对空军是绝对负责的。
两位同志说完， 曹副司令员秘书急忙插话说， 据他了解空军还有不同意见。曹副司令员一下就火了， 毫不留情地斥责他“动摇决心”， 并且说： 过去打仗这是要掉脑壳的！ 秘书接着申辩： 他也是为了司令员好。曹副司令员说： 这次常副司令员让我亲自来现场看看， 我连机关的一个人都没带就来了， 看了看， 听了听歼8的实际情况， 和我在北京时听到的完全不一样。以前我也给歼8泼过冷水， 曾对常副司令员说还是早点停了吧。现在我就相信广大科技人员、工人。
试飞员的意见也是必须问的， 试飞员尹玉焕在那种环境下没有表达能飞不能飞的看法，但坚定地回答首长坚决完成任务。
最后曹副司令员果断决定：“明天开始飞， 出了问题我负责。我还要请陈锡联和毛远新来。”可能也有帮他担待一点儿的意思吧。真是万事开头难， 飞机首飞难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