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加速航空工业发展， 中央决定航空设计院不派人到苏联培训， 而是请苏联航空设计院派成套专家来中国， 有利于加速培养人才， 并结合国情进行工作。我过去没有接触过航空知识， 更不懂如何设计航空工厂， 只能从零开始向苏联专家学习。当时工艺科发动机组有十几名技术员， 两位苏联专家， 两位翻译， 但还是人手不够， 要更好地学习和工作， 突破语言关成为关键。凭借突击学习一个月俄文的底子， 抓紧业余时间学习俄文， 每天天不亮爬到楼顶上朗读， 吃饭排队时、晚上睡觉前默记单词。就这样， 连讲带比画和专家直接对话， 每天记录专家讲的内容， 定期归纳整理， 边干边学， 还参加了北京航空学院函授班学习， 逐渐掌握了设计知识。
“一五”期间， 我主要参加了第一座航空喷气发动机厂的工艺设计， 在正式开展工作前领导安排我们到111厂实习3个月， 当车间工艺员， 回京后做了施工图的练习设计。接受设计任务后， 1953年9月我们出差到111厂为编制初步设计收集资料， 翻遍了苏联来的工艺规程和有关技术文件， 和工厂的苏方及中方专家分析讨论。那年的国庆、元旦和春节都是在沈阳度过的， 连续4个月的工作， 为1954年4月完成410厂初步设计打下了基础。为了争取时间， 有些项目采取了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平行或倒行作业的特殊措施。当时加班是常事，办公楼通宵灯亮， 附近老百姓称为水晶宫。有一次我和翻译、打字员共4人要完成刚汇集的几个重点项目向苏联订货的设备清单， 而工具只有一台手摇计算机和几只标盘， 连续干了三天三夜， 终于及时把全套文件送到莫斯科。
410厂在1954年6月1日破土动工， 由于工程进展快， 比国家计划提前1年3个月完成了基建任务。当时苏联也没料到我们会这么快， 有些设备供应不上， 经过李富春、薄一波副总理批准， 国家计委破例打开国家仓库让工厂去挑选设备。设备选定后， 我们又奔赴沈阳连续作战完成了主要机加车间的工艺布置图， 工厂及时安装调试投入生产。
由于领导得力， 千军万马齐心干， 1956 年5 月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航空涡喷发动机，确保米格-17型喷气战斗机于1956年8月2日飞上了祖国的蓝天， 比国家计划提前了1年5个月， 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表彰。
打破封锁，自主建成航空螺旋桨厂
在20世纪60年代初， 我国库存的航空发动机需用的螺旋桨已不多， 而当时中苏关系开始交恶， 苏联明确表态断绝供应， 而西方国家对我国是封锁的， 备件供不上将造成大批军用和民用飞机停飞。这事惊动了毛泽东主席， 中央指示要尽快生产出自制的螺旋桨。当时河北省省委书记林铁同志主动请缨， 保证提供建厂的优惠条件， 要求尽快拿出一个建厂方案。任务首先下达到航空设计院。要设计螺旋桨厂， 工艺要先行， 但我们一无资料、二无经验， 时间又紧迫。当时我是发动机组组长， 在领导的组织和安排下， 收集到一些零星不全的苏联工艺规程和一份苏联专家的讲课记录， 并组织熟悉外文的同志到北京图书馆等处翻阅国外的航空杂志和有关书籍， 到民航修理厂从修理规范中找线索， 从而拟定出典型产品的加工工艺路线， 完成了全厂的工艺设计和工程设计。自1962年二季度开始设计到1964年年底建成螺旋桨厂， 自制的螺旋桨试制成功， 并顺利转入批生产， 保证了祖国的银燕正常巡航， 保证空运的正常运转。当时人们赞美这个厂为“争气厂”。
苦心钻研，完成首座液体火箭厂工艺设计
1957年春夏之交， 为了建设我国首座火箭工厂， 根据上级指示， 航空设计院派出席福林、王浩林和我3人， 不参加“反右”运动， 在绝密的条件下， 到国防部五院承担火箭工厂的工艺设计。当时没有任何资料只有从苏联引进的V-2型液体火箭实物， 只能看， 不能拆卸。我们反复地观察， 研究实物， 分析工艺要求， 查找有关书籍上介绍的点滴情况。凭着刚刚提前完成“一五”计划航空项目设计中获得的知识， 日夜加班。经过整个夏天的奋斗，完成了液体火箭工厂的全部工艺设计， 受到了国防部五院领导的亲自宴请和表扬。
制止入侵，为增强空军战斗力献计献策
20世纪50年代， 美国的U-2型高空侦察机经常侵扰我国领空。为了防止1959年国庆10周年之际敌机飞临北京上空， 1958年空军司令部召集部队和航空界的专家组成专家小组（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小组）， 研究在空军现有实力条件下可以采取的综合措施， 提出方案供领导决策。
1958年9月， 台湾国民党空军首次使用美制“响尾蛇”空空导弹， 在浙江上空击落我军的一架返航战机， 而有一枚“响尾蛇”导弹散落在田间没有爆炸。我参加了当时由国防部组织的部队和航空、航天、冶金、化工等部门组成的专家组， 在绝密的条件下， 集中在国防部工作， 对实物分析研究。有一天周恩来总理、陈赓大将亲临现场看望大家， 近距离接近总理， 使大家倍受感动和鼓舞。最后将分析研究结果整理出报告， 为加速导弹的研制， 增强空军战斗力贡献了力量。
夺取局部制空权，搞好规划建设
1964年党中央做出加速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当时传达了李富春副总理的指示， 要求中央各工业部选择“一五”期间苏联设计的一个或几个工厂进行全面的调查分析， 总结经验教训， 找出一条我国工业建设和设计道路。还传达了***主席提出的组织托拉斯机构的设想和周恩来总理譬喻的“苏联援建的工厂大而全， 像一头大水牛， 转起弯来很不灵活……”要求今后建厂结合战备要求贯彻中、小、专的方针。
当时孙志远部长多次到航空设计院给中层干部及全体职工作报告， 要求设计员要有正确的设计指导思想， 不只要姓“具”（做好具体的设计工作）， 而且要姓“方”（要贯彻好方针政策）。
1964年7月三机部决定组织4个工作组， 即主机厂组、辅机厂组、改造厂组和中、小、专调查组， 当时航空设计院共派出80多人参加调研。
以徐昌裕副部长为组长， 112厂、410厂两厂厂长陆纲、余侠平为副组长的主机厂组共29人。我参加了410厂小组， 连续3个多月深入工厂的每一个科室、车间、动力站等开座谈会， 解剖分析， 最后写出总报告和若干分报告。
调研中在分析大、洋、全的弊病， 探讨航空工厂如何走中、小、专道路时， 鉴于航空发动机结构比较复杂， 本体部分如何分割， 并根据当时国际上飞机已有几个国家合作生产的先例而发动机还没有， 从而决定持慎重态度， 最后提出本体部分为4 个厂 （ 011 基地按此建厂， 实践中又调整为3个厂）。
在解剖调研中， 重点指出苏联援建的航空工厂复制能力强， 但没有独立研究开发新产品的能力。提出今后要加强科研条件的建设， 在三线建设主机厂时要在工厂内设有试验、测试手段的产品设计室， 成为主制厂。
在4个工作组调研结束后， 在部领导的亲自过问下研究提出了一线调整、三线建设的规划方案。紧接着孙部长根据当时严竣的国际形势， 根据我国幅员辽阔、空域大而经济实力有限等特点， 又深知“空中优势”对战争肩负的重要作用， 他提出把有限的资源规划建设好航空厂所， 做到夺取局部制空权， 得到了领导的许可和赞赏， 并按此指导思想制订了以发展战斗机为重点， 加快航空工业科研、生产发展的第三个5年计划。
从此掀起了三线建设踏勘厂址、现场设计和建设的高潮。当时航空设计院院长、总工程师带领全院80%以上的设计人员， 自带铺盖被褥、图板桌椅、书籍仪器等常年分住在各建设工地附近的破庙、仓库里， 实行设计、生产、施工“三结合”进行现场设计。当时我是贵州平坝发动机总装厂的总设计师， 开始时住在村寨里， 生产大队把一间马棚用竹篱笆隔出平地作为我的办公室和宿舍， 同志们则分别住在贫下中农家里， 就这样夜宿马棚， 食无蔬菜， 战斗在三线。
三线建设大致上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进行的，“左”的思潮给三线建设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但是航空工业在这10年中还是建成了两套规模较大的制造飞机的后方生产基地，科研建设有了很大发展， 发展了一批新的机种。
坚持改革，再铸辉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我国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 提出了国防建设新的指导思想， 即由“临战”转到和平时期国防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三中全会后的第一年，三机部提出航空工业6年发展设想， 明确地提出了“三个转变”的方针， 即把工作重点转变到质量第一的轨道上来， 转变到科研先行的轨道上来， 转变到按经济规律办事的轨道上来， 同时拟定了实现飞机“更新一代， 研制一代， 预研一代”的奋斗目标。
面对航空军品订货量骤减， 多数航空企业陷入困境以及航空工业设备落后、工艺落后、科研手段不足等问题， 航空设计院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顺应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潮流， 自谋出路， 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从1999年起承接多项重点工程， 顺利完成了国家重点武器装备的研制和生产任务。在国庆60周年大阅兵时， 12个空中梯队共151架国产战机飞越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检阅， 这是一份最好的答案。
航空设计院在改革开放之初， 面临航空工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也曾发生过设计任务不足、经济收入困难的窘境。面对设计任务发生的变化， 从新建为主转到以技术改造为主，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项目和科研试验项目较多， 遇到了很多不熟悉的设计内容和复杂的技术问题。在坚持以航空为本的前提下， 扩大服务范围， 采取措施， 积极应对， 顺利完成了规划设计任务。随着实行企业化试点， 设计改革逐步开展， 航空设计院跨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我从1972年起承担过511厂、460厂、170厂、3007厂等老厂技术改造任务， 探索老厂技术改造途径， 注意发挥综合经济效益。1980年又涉足民用设计， 承担了生产“飞鸽”牌自行车的天津自行车厂的技术改造任务， 缓解了当时市场三大件之一的自行车供应紧张局面。接着又负责606所、贵州发动机设计所和410厂的技术改造任务， 为航空发动机的研制和生产出力。
当时的动力问题已直接制约着武器的更新换代。1995年， 中航总科技委决定对全行业发动机系统的厂所进行结构调整， 成立7人调研组， 我院张伟光、朱健和我参加， 历时两年到全国各地调研。为加速发动机的发展， 对调整布点布局， 军民分线， 改革管理体制等提出书面意见上报。到1999年， 上至总理， 下至部队、航空部门一致呼吁要下决心， 要用当年抓“两弹一星”的精神把航空发动机搞上去， 进而解决三军的动力问题。
1998年起我又参加了国防科工委组织的航空工业全行业结构调整的4人小组。根据中央要求， 军工企业调整后要形成小核心、大协作、寓军于民的格局， 确保在危机和战争时期对增加军事需求做出迅速有效的反应， 确保当前形势下做到打赢一场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专家组就突出重点、增强核心力量、加强基础研究、加强武器开发能力、提高综合性能制造技术水平、加强系统集成和总装检测、促进形成一批核心军品批产能力以及大力发展专业化生产等提出书面意见上报。但是当时使我们最困惑的问题是， 航空工业经过50年的发展， 特别是科研力量和一些基础研究院所都还是小配套水平， 而航空工业却分为两个集团，既不能形成竞争的优势， 又分散了力量， 而且出现重复建设， 引发内耗式竞争情况。
2008年一声惊雷， 分别9 年各战“江湖”的中航一集团、中航二集团重新走到一起，整合重组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这是一次战略性整合和专业化重组， 这次重组为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能够保障航空工业持续发展的新体制和新机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去年我和老伴徐以兰两个年过八旬的航空人到上海参观了世博会， 走进享有“黄浦江畔一朵云”美誉的中国航空馆， 回顾中国航空历经百年的发展变迁， 特别是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光辉历程， 又看到未来的展望， 令人向往。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发展的道路是不平坦的， 有胜利的喜悦， 也经历了曲折和坎坷， 如今已在改革创新的大道上扬帆远航。喜逢中国航空工业甲子之庆， 我们衷心祝福她在“航空报国、强军富民”的旗帜下再创辉煌。
注 释
[1]. 航空工业“淮海战役”为新闻媒体报道西安630所歼8Ⅱ、歼7Ⅲ、歼教7三机定型试飞取得成功时用词。
[2]. 在检查“一五”建设时， 检查组有人把114厂列为“大洋全”的典型 （四院总设计师许锡振语）。
[3]. 用泰勒的X理论进行作业管理， 是走向大工业的必由之路， 它改变了师徒传承的手工业方式。
[4]. 《最基本的东西最管用》是《人民日报》于2009年1月12日发表的文章。
[5]. 引自“凤凰网资讯”：《从F-35看歼20的战略意义： 可影响未来世界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