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陈处长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是在北京市委办公室召开北京国防工业单位成人教育会议。会议内容有三， 一是明确国防工业单位成人教育与市成人教育局的隶属关系，二是办学工作如何培养国防技术人员， 三是明确成人教育要正规化、常态化。北京市委副书记袁立本在会上讲了话。开会时， 陈处长让我坐在主席台上， 我很不自然， 因为我并不是成人教育局的领导成员， 她的本意是要我给她撑腰鼓劲的， 我不好推辞。可这样一来， 却扩大了我在在京国防单位成人教育工作中的影响。会后很多同行都来找我， 其中有三机部系统的125厂、232厂、503厂， 四机部系统的774厂、768厂和北广厂等单位的教育负责人， 后来他们经常与我联系， 互相探讨、交流成人教育以及在职职工培训方面的经验， 我们成了朋友。
第二把火是组织部分校长到五机部燕山机械厂指导工作， 帮助他们建立“721 大学”。这个厂是遵照毛主席关于“三线建设”的方针， 从市区搬到燕山北麓一个小山沟里重新兴建起来的军工企业， 他们几乎与世隔绝， 消息闭塞， 交通状况又不好， 条件很差。那时从市里到这个厂需要四五小时。我们是8个人乘坐一辆面包车前往的。我和774厂刘玉宝共坐一个座位， 他做了充分的准备， 带了一暖瓶开水， 准备路上喝。车到八达岭拐弯时， 暖瓶倾倒爆炸了， 把我们俩人的脚都烫起了大泡。这肯定不能走了， 陈处长打算把我们放在延庆县一个招待所， 等完成任务回来时再把我们带回市里。可我坚持要先到延庆县医院检查， 听听医生的意见再说。说来也巧， 医院院长跟我算是熟人， 他的女儿是那年在延庆招工时被我招上来的。他听说我被烫伤， 特别重视。经他亲自检查， 确认伤势不重， 没有大的问题， 可以工作， 只是行动不便。于是做了必要的处理以后， 我们还是随车到了燕山机械厂。大家在厂里住了3天， 帮助他们建起了“721大学”。在这之前几天， 我正好听了一个外交部长的国际形势报告， 陈处长就叫厂里安排了一个时间， 由我给厂里干部、职工做了传达。这是我的长项， 我很愿意讲， 大家也很愿意听， 听得津津有味， 反映很好。这是额外的工作， 当然， 工作休息两不误， 厂里安排了一次去射击场打靶的活动。
第三把火是在成人教育局召开“办学经验交流会”。在这次会上， 根据陈处长的安排，我做了长篇发言。这次会议是市里成人教育工作一项有分量的事件， 新闻媒体做了报道， 北京电视台晚间新闻播出了我发言时的镜头。当时黑白电视机刚刚普及， 不少人都在电视里看到了我， 很新鲜。在会上， 我着重介绍了教学计划的制订、教师队伍的建设、政治理论课的安排等内容， 可以认为是四院几年来成人教育工作经验的汇总， 对于国防工业系统以及地方企事业单位的成人教育、职工培训工作， 应当说都会有借鉴作用。
工学院的另一位顶头上司是部教育局， 这才是习惯上的， 或者说是正统的上级领导， 他们比市教育局抓得更紧、更经常、更规范。部教育局也常常通过开会来体现其领导职能。
第一次会是在125厂招待所召开的， 这次会议时间短， 人数少， 准备不充分， 没有什么影响。
第二次会是全国航空系统的教育干部在成都132 厂招待所开会。会议内容还是交流经验。北京地区的干部都乘飞机去成都。这是个冬天， 成都地区冬天没暖气， 白天开会都在院子里， 因为外面有太阳， 晚上在室内开会都用被子盖在腿上。
会议期间， 我们参观了132厂和420厂， 还参观了都江堰、青城山。都江堰是李冰父子所建， 很有特点， 现代水利学家都研究过这个工程。从这个工程可以看出我们祖先的聪明才智， 也使我们联想到教育应当怎样为社会实践服务的问题。
这次开会我也遇到了一件倒霉的事。回京以前， 代表们都到成都市里购买纪念品。我们乘坐公共汽车， 半路上来四五个青年男女。车上人并不多， 后面还有不少座位， 可是他们不坐， 偏要到我们这里来挤。有两个女青年挤在我身边， 拼命压我的肩膀， 因为是女孩， 我也不好说什么， 只是躲。我当时觉得上衣口袋动了一下， 但并没有注意。过了一站他们都下车了。到城里买东西时， 我一摸口袋， 钱包没了。回到会议主办单位， 我把情况报告了这个单位保卫科。他们说，“文化大革命”后这种情况多着哪， 没法找。这下完了， 我连回程的钱都没有了。没办法， 只好借钱买了机票回到北京。此事我一直没敢告诉夫人。
第三次会是利用暑假组织部分教师讨论教材。因我讲政治理论课， 教育局考虑把我的讲义通过集体讨论作为三机部成人教育的通用教材。于是我带上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讲义去厦门开会。
那时厦门没有机场， 我只能乘飞机到福州， 再转乘汽车到厦门。到达福州后， 我抽空先到老邻居潘天生家去看望他。潘天生在四院时是工程师， 很有才能， 后来调动工作回到了家乡福建。他的女儿和我的女儿一直到现在都是要好的朋友， 她们从小就在一起玩。我在他家用了午餐， 下午他陪我游览了鼓山。鼓山上有座古寺， 还有很多古今名人留下的石刻墨宝，当代名人朱德、陈毅、郭沫若都在这里留下诗句， 可谓一大景观。
在厦门我们住在美丽的鼓浪屿。明朝民族英雄郑成功曾在这里操练水师， 最后战胜了荷兰侵略者， 收复了宝岛台湾。当年我们32军也来解放台湾， 因美帝发动了朝鲜战争， 解放台湾的愿望没有实现。
厦门这里天气很热， 差不多每天都是40℃以上。我们的住处只有一个房间有空调， 我和部教育局张处长住在这个房间， 其他房间晚上都热得睡不了觉。遇到这种天气， 晚上当地人都把床搬到马路上去睡。有的代表实在受不了， 就到我们房间来睡在地上。
白天开会， 男同志都光着膀子穿个短裤， 女同志提意见说男同志不文明， 开会不穿上衣。过了几天， 女同志也热得受不了啦， 开会时只穿短裤背心， 男同志又开玩笑地说， 女同志不文明， 开会不穿衣服。张处长调解说， 暑天无君子， 大家谁也别说谁。
会议期间， 我们参观了厦门古炮台。据说这个炮台上的大炮是德国造的， 非常笨重。我们还参观了集美学校， 这是爱国华侨陈嘉庚资助修建的。我们乘船游览了厦门海域， 隔海可清楚地看到金门、马祖岛上的行人。我们心想， 他们何时能够回到祖国的怀抱？
在逛厦门市的时候， 我在书店看到一套人民大学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讲义。这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出版的正规的大学教材。我买了两本， 回来一看， 比我写得正规多了。我建议张处长就用这两本书做教材， 张处长和大家都同意， 这下我算是解脱了。
第四次会是利用寒假在部印刷厂招待所召开。这次会议开得很轻松， 用教育局孙局长的话说， 就是大家忙了一年， 用开会时间松下来好好休息一下。会议期间， 安排了参观人民大会堂， 看体育比赛， 逛颐和园。会议结束时， 要给大家买个价廉物美的纪念品。提到纪念品， 我想起“文化大革命”后8341部队姜政委送给我几把印有“中南海”字样的筷子， 觉得这东西带回去挺有意义。我一提出这个方案就得到大家的拥护。
我到中南海去找到姜政委， 他安排毛主席的原秘书张玉凤给我去买筷子。
我问姜政委：“张玉凤为什么在这里工作？”姜政委说：“中央因她掌握的国家机密太多， 让她在这里工作几年， 等她了解的事情都变成历史， 再分配别的工作。”果然，5年后我为发展一个党员到铁道部老干部局外调， 接待我的正是张玉凤， 此时她已是铁道部老干部局的处长了。
做教育工作这10年， 使我长了很多见识， 交了很多朋友， 这是我一生的财富。
K8教练机的开发与出口
李周书 张思源
从研究航空工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角度， 我们对K8飞机的研制与出口情况进行了调研， 归纳如下。
K8飞机是一种初级喷气式军用教练机， 以基础教练机的功能为主， 又有部分高级教练机的功能。由洪都公司、中航技和巴基斯坦空军共同投资开发。1983年5月， 中航技与洪都签订合作协议。1986年8月， 中巴签署合作研制总协议， 巴方投入600万美元。1990年10月， 第一架K8样机实现首飞。1992年12月， 航空航天工业部在洪都公司召开鉴定会议，认为全部性能指标已达到或超过设计要求， 准予正式投产。1993年向巴基斯坦交付6架飞机， 开始领先使用。至1998年， 由于国内没有使用K8 ， 影响了巴方的继续采购， 以及向其他国家的销售， 只出口了26架飞机。
1998年10月， 中国的K8、意大利的S-211 A、捷克的L-139飞机参加了埃及空军选购教练机的竞标活动， 经过轮番的激烈角逐， 我方终于获胜。根据埃方的要求对K8改进改型， 定名为K8 E。1999年12月27日， 中埃双方签订了合作生产80架K8 E型飞机的合同，包括出口飞机、生产线和专有技术， 提供软件、硬件， 帮助埃及建立飞机设计研究中心等，合同总金额3． 45亿美元。该合同正在认真执行之中。
K8 E合同签订以后， 也带动了K8向其他国家的出口， 至2003年6月， 又向其他国家出口了22架。总计已成交134架， 预计将有300架以上的出口市场。
这项工作的主要做法与体会如下。
（1） 产品选型主要从国际市场需要出发， 兼顾国内市场， 同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20世纪80年代初， 经市场调研， 国内外的初级教练机都面临更新换代， 而且教练机的市场寿命周期较长， 不像作战机种那样敏感， 战术技术上的变化相对较小， 技术难度相对较低，所需研制经费相对较少， 成功的把握较大， 有可能在较长的时间内对许多国家出口。中航技和洪都公司也具备进行这项风险投资和产品开发的基础和潜力。
（2） 努力争取国外投资和落实起始用户以减少投资风险。当中航技公司和洪都公司准备合作研制初级喷气教练机时， 航空工业部领导表示： 国内目前尚未列入装备计划， 必须落实好国外用户才能投资。中航技公司在与巴基斯坦的联系中， 了解到他们的教练机老化， 需要更新换代。经双方多次协商， 巴方同意出资600 万美元参加合作， 共同确定战术技术指标， 巴方派员参加设计研制， 并获得1/4机体部件的制造许可和技术资料。巴方还承诺购买一定数量的飞机。K8的名称就是当时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提议的， 他说将教练机命名为象征中巴友谊的喀拉昆仑山第八座山峰 （实际上喀拉昆仑山只有7座山峰）， K即代表喀拉昆仑山。有了巴方的投资参与， 更重要的是有了起始用户， 风险就进一步减小了。
（3） 产品设计坚持高起点、高标准， 努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洪都公司最早仿制成功我国第一种飞机初教5， 接着又自行设计研制成功初教6， 对早期以活塞式发动机为动力的初级教练机有丰富的设计生产经验。20世纪70年代， 他们又根据国内的需要对初级喷气教练机做过许多预研工作， 因部队未列入装备计划而没有立项研制。在此基础上面向国际市场设计K8飞机， 经过认真讨论， 决心按国际标准进行设计， 不是“伸出手就摘果子”， 而是要“跳起来摘果子”。
巴基斯坦派了9个人 （其中有2名飞行员） 参与研制， 他们虽然没有搞过设计， 但对西方国家飞机的维护使用较熟悉， 对飞机的技术指标和使用维修性能提了许多宝贵意见， 促使我们开展可靠性、维修性设计， 努力提高设计水平。
（4） 充分利用国际资源， 选装国外配套产品， 开展技术合作， 有力地保证了产品的先进性， 也争取了时间。经过艰苦谈判， 落实了发动机、弹射座椅、电子飞行仪表、座舱环境控制四大系统的国外订货， 其中发动机的选择最为关键， 经历3年时间， 货比3家， 才选定美国GARRETT公司的TFE-731 ， 能更好地保证飞机性能。主要机载设备都具备了当代国际先进水平。
在研制和试验过程中， 有些在国内暂时难以解决的问题， 也要考虑利用国外资源。如防滑刹车装置， 原在国内安排， 但技术不过关， 故障不断， 后由中航技公司组织同俄罗斯谈判订购。又如尾旋试飞， 先在意大利做了尾旋的风洞试验， 后又与俄罗斯飞行研究院谈判， 以很低的代价请俄方派试飞员到南昌试飞， 圆满完成尾旋试飞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