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务院做出发展干线飞机的决策后，1986年12月，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航空工业部副部长何文治、民航局副局长管德联名向李鹏副总理请示：“根据‘立足国内，充分利用对外开放的条件，走与外国合作研制、生产的道路，逐步实现现代化、国产化’的方针，并充分利用我国今后十几年要购买大量飞机这一有利条件为筹码，货比三家，在欧美寻找稳定的研制民用科技的合作对象。”
李鹏副总理批示：“我看基本上应搞引进成熟型飞机技术，当然也不排除研制和改进。同时要总结MD82的经验，到现在为止究竟在技术上我们已得到了什么。不一定先正式招标，搞意向性试探和初步报价。但不要形成大批出国考察，因为情况我们技术人员基本掌握。我们资金怎样筹措是问题的核心。”
按照李鹏副总理指示，1987年1月3日，何文治、管德联名向波音、麦道、空客、通用电气、普·惠、罗·罗等国外6家主要干线客机和发动机制造公司发出了《征求合作研制干线飞机建议书》。
在此后就干线飞机的国际合作开展对外洽商、谈判和国内的论证、请示等工作的过程中，上海航空工业公司与麦道公司的合作在顺利进行着。1987年，上海航空工业公司划归航空工业部第二年的8月1日，《文汇报》刊登了《中美航空史上成功合作的一页首架MD82客机昨交付中国民航》的消息。管德作为民航局副局长参加了剪彩仪式。
本报讯（记者朱光明通讯员徐永龙施冠雄）上海航空工业公司和美国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在华合作生产的首架MD82客机昨天在沪交付中国民航，将于8月初在沈阳投入国内航线使用。这一为国际航空界人士关注的项目，以成功的记录载入了中美航空史册。
下午，停在大场机场上的MD82客机，在阳光下闪发出耀眼的银光，45米长的机身显得分外矫健。这架可乘载147名乘客的客机于去年4月开铆装配，经过机翼机身对接、全机功能试验、喷漆、试飞等阶段，终于如期交付用户。装配质量和性能完全符合要求。担任试飞机长的麦道公司首席试飞员佩登说，这是一架好飞机。美国联邦航空局也于日前为该机颁发了适航证。
在飞机前，举行了隆重的交付仪式。美国客人向中方赠送了MD82客机的模型和水晶鹰。上海航空工业公司第一总经理在欢乐的气氛中，剪断了沈阳民航局总飞行师的领带，并交付飞机钥匙。麦道公司代表介绍说，剪领带是公司起源于20年代的传统，表示每当新飞机交付用户时，接受者也总得留点东西下来。接着，航空工业部副部长王昂、上海市副市长李肇基、美国驻华大使洛德、中国民航局副局长管德为飞机交付剪彩。
作为民航局主管领导的管德虽然为首架MD82飞机的交付剪了彩，但在他的心目中，发展我国干线客机理想的合作伙伴并不是麦道公司。
1987年9月，何文治与管德带领的由航空工业部6人、民航局3人联合组成的调研小组到美国波音、麦道公司调研考察。考察结束后，他们一致的建议是：波音在民用飞机技术上实力比较雄厚，与波音合作对我们更有利一些。
在1987年12月23日，由国务院代总理李鹏主持的专题会议上，何文治就为什么选择波音737－400做了说明。李鹏在会议总结中讲道：“我比较同意他们（指航空工业部）的意见，以波音737－400为原准机。”
敢讲真话
2010年第11期《南都周刊》的封面是一幅漫画：一位身着笔挺西装的木偶，长长的鼻子上已经枝分多杈，花开数朵，一只小鸟秀立枝头。这显然是18世纪意大利作家卡洛·科洛迪（Carlo Collodi）留给世人的经典童话故事《匹诺曹》（又称《木偶奇遇记》）的寓意——匹诺曹说谎，鼻子便会不断地变长。在已经变得很长的鼻子下是几个醒目的大字——谁在讲真话。
该刊物封面报道中有这样一段话：
“讲真话”……这3个看似直白平淡，却兼具道德、政治、思想等多种内涵的文字，在我们社会的变迁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嬗变，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生态、官场规则？对于我们建设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熟悉管德的人都有这样的印象，他是一位敢讲真话，敢在高层领导面前直抒己见的人。每谈及管德的这一特点，人们几乎都会与这本刊物封面报道一样，提出相近、相似甚至完全相同的问题。
1989年8月19日，国务院干线飞机研制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由领导小组组长邹家华主持，副组长林宗棠，顾问叶正大，小组成员李绪鄂、刘仲黎、周正庆、管德、何文治参加。会议决定：关于干线飞机选型问题，可考虑波音737－300和MD90（装四轮起落架）为合作对象，要按货比三家和技贸结合的原则，抓紧与美国波音、麦道两公司进行商务与合作谈判，尽快择优选定。
但在“择优”的问题上，航空工业部与民航局发生了分歧。
1990年1月16日，航空航天工业部干线飞机总指挥、总设计师何文治主持，部机关有关人员与干线飞机总设计师单位——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研究了干线飞机的主攻方案并提出了“进可攻、退可守”的建议。这个建议以书面形式报告了时任国务委员的邹家华并抄报国务院干线飞机研制领导小组的各位领导。
经过长时间讨论及与波音、麦道的谈判和对比后，航空航天工业部把干线飞机的选择定在了MD90－30改四轮起落架的机型上，合作对象也基本定为麦道公司。这个建议事先没有与民航局沟通协商。王启明感慨道：“而自此后民航局与航空航天工业部的分歧就慢慢地加大并公开化了。”
1990年3月31日，何文治与管德联名向邹家华书面汇报了航空航天工业部、民航局各自对干线飞机选型的意见。报告写道：“我们两人经过几轮交换意见，都坦率地讲了我们各自的意见，现将我们两人与航空航天工业部、民航局机关同志对干线飞机的选型意见分别以附件1、附件2向您报告于后。”
从两家的意见可以看出，航空航天工业部从工业的角度力主与麦道公司合作，还要快。而民航局更多是从飞机价格考虑力求通过两家的竞争获得便宜的飞机，并不在乎你生产什么样的飞机。理念的不同在报告中充分反映出来。后来麦道就抓住航空航天工业部，波音公司就抓住民航，参与竞争，在选型上意见完全相左。
此时麦道公司和波音公司的竞争也进行得如火如荼。
——王启明访谈（2012年5月）
1990年5月12日，邹家华在何文治、管德的报告上批示：“文治、管德同志：此事（指选型一定要抓紧）请注意不要让外国人拖了我们的时间。从目前来看，似乎麦道公司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我看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即使单机购进价会高一些，但是抓紧国产化，最终也会便宜。有两点建议特别考虑：（1）MD82改四轮的工作要抓紧实施；（2）发动机问题的决策，请认真研究提出。”在航空航天工业部、民航局争持不下的天平上，高层领导的砝码开始向航空航天工业部一方倾斜。
航空航天工业部的意见是“对比波音737和MD82两个系列飞机情况来看，中国干线飞机选型MD90－30（四轮型）比较好”，而民航局的意见则是“目前决定合作生产MD90－30DTG（四轮型）飞机条件尚不成熟”。
1991年，王启明赴美学习回国后即借调航空航天工业部民机司工作，对当时两个政府主管部门之间的意见纷争有着自己的认识：
从两家分别上报的意见，可以分析各种的复杂背景和内容。关于干线飞机合作选谁的问题，两家分歧已经非常明确，一个是麦道公司，一个是波音公司。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问题是波音公司对合作研制生产干线飞机并不热心，连民航局也看出波音公司不如麦道公司积极，要再了解波音公司的诚意。但直接买波音公司的飞机便宜，民航局并不肩负发展民用航空工业的责任，而是满足航空运输的需求还要赚钱，当然要买便宜的飞机了，如何符合国家发展中国干线飞机的要求是航空航天工业部要解决的问题。选麦道公司对航空航天工业部发展自己的干线飞机有利，但与麦道公司合作的风险较大（后来的历史证明民航说的是对的，但10年后的事谁也说不准，也不能说当时航空航天工业部的选择就错了）。选波音公司对民航有利，航空航天工业部充其量不过是风险供应商，也许也正是某些人早些时候说的走日本的路。因此两家就不可能走到一起。
——王启明访谈（2012年5月）
航空航天工业部的意见非常明确：“现在下决心选MD90－30，即使麦道公司合作谈不成，也完全可以利用MD82这套图样，以我为主进行研制”。民航局的意见也非常明确：“MD90－30飞机技术成熟性不如波音737－300飞机”。“民航现有机队以波音系列飞机为主，并形成了与机队相适应的飞机维修体系和飞行人员培训体系。从这方面考虑，我们不倾向合作研制麦道系列飞机”。
两家意见可谓针锋相对，就在以后的一次会议上，管德居然与国务院主管该项工作的副总理邹家华发生了争执。
我到民航局的时候，局长是胡逸洲，他将MD82这项工作交我分管。这个项目矛盾很大，民航局不要MD82，航空工业部又非要上MD82，我们和航空工业部的负责人整天吵架，一直吵到1991年，最后跟邹家华都吵起来了。
我记得他那天开会，一上来就说，就定了——MD82。我说，你根据什么定的？我们还没把情况说完，你就定。
就这样我们俩就吵起来了。
那时候，邹家华是国务院副总理，是国务院干线飞机研制领导小组的组长。而当时，民航局是副部级单位。我与副总理吵起来以后，参会的人看着都有些紧张。会开完以后，邹家华就追着我，一直追回局里头来了，意思是要民航局转变态度，也是要我们局长好好管管我。那时候已经是蒋祝平当局长了，他的意见是向着我们的，以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对这一件事，分管飞机采购工作的副局长李钊记得很清楚：
那时是邹家华同志任副总理，主管航空工业，还担任国务院干线客机领导小组组长。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就是采购MD82的事。
当时民航局领导分工，我分管中国航空器材公司，我要去美国买MD82。美国生产的MD82，价格比国产飞机要便宜，航空工业部与麦道公司合作生产的MD82比这个价格高得多。当时家华的态度是要我们买国产的。我对家华说，我们买飞机的钱不是国家给的，是经营性的。我们替航空公司买飞机。航空公司在营运中要把买飞机的钱赚回来。现在国产的飞机，每架比国际市场上贵了1000多万美元。既然国家支持航空工业，这笔钱应该由国家给予补贴，不能够让我们民航系统来负担。家华站在国务院的立场上，不同意我的意见，我与他谈得很不愉快。
管德在民航局分管计划、财务，后面的一些工作就由他出面了。他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管德是一个很讲理的人，而且他不卑不亢。国产飞机贵，不能为了发展航空工业，就让民航买贵的飞机自己来消化。
家华跟我谈得已经很不愉快。
后来他与管德谈，管德也接受不了，结果俩人干起来了，比跟我谈时的火药味大多了，家华跟着一直到管德办公室，我就听到那边屋里面拍桌子，吵得很厉害。
管德这人非常正派，不是那种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人。而是中国知识分子那种很典型的士可杀不可辱，满身正气。他待人非常谦和，没一点架子，没有一点盛气凌人，但你别惹他，他谁也不怕。我觉得他是很值得你们颂扬的一位知识分子。
——李钊访谈（2012年4月）
在熟悉管德的人们的记忆中，管德还有过顶撞高层领导的事。
601所《歼8飞机研制史》中收录了参与歼8飞机研制全过程的著名飞行员鹿鸣东的一篇回忆《难忘的历程》。对于某些反对歼8飞机的人和他们的态度、说法，鹿鸣东说自己曾反复想过：“为什么在有些人眼里，国外的飞机什么都好，感情那样深？而对我们自己研制的飞机就认为什么都不行，一出现事故就百般挑剔，甚至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是不是一副地地道道的奴才相呢？”文中，他设问：“面对歼8飞机的种种责难和压力，究竟应该怎么办？”
原沈阳飞机制造公司副经理、歼8Ⅱ现场总指挥管德，不屈服压力，敢于说话的精神，对我教育很大。有一次，一位中央首长在听取我们汇报后，提出要仿制米格－23。管德说：“我们的歼8能打过米格－23，如果再仿制米格－23，还需要4～5年的时间。”因此，他不同意仿制。那位首长听了火气很大，甚至还拍桌子、瞪眼睛。而管德以向党、向国家、向人民负责的精神，还是不同意仿制。管德的这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精神，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品质，否则就不称其为共产党员了。
——鹿鸣东《难忘的历程——回忆歼8机的科研试飞》
鹿鸣东讲到的这件事，在许多人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中国航空工业大事记》记载：“1977年7月10日，以唐乾三为组长的飞机技术组一行10人去××接收米格－23MC飞机一架，8月份运到112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