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劳动力迁移中，劳动力输出地区着意打造虚拟价值的事例还有很多，就象旧社会盛传绍兴出师爷一样，有些地区以输出保姆而著名，有些地区以输出木匠而著名，有些地区以输出理发师而出名，这些具有驰名商誉的劳动力虽然也确有一些传统的技术传承，然而更多的是形成了一种包含文化和信誉在内的虚拟价值，甚至有些地区县委书记亲自抓保姆输出这件事，把它当成一种重要的系统工程来抓，不单单是为了形成优秀劳动力的品牌和商誉，甚至还希望通过小保姆拉点关系，为地方争项目而跑步（部）前进铺路搭桥。时至今日，有些地区已经把打造劳务品牌放到和打造商品品牌同等重要的地位来运作。湖南省打造“劳务湘军”，形成了“湖南的哥”、“湘女家政”、“湖南导游”、“湘菜厨师”、“建筑湘军”、“湘妹子纺织工”、“湖南机加工”、“湖南保安”、“装卸湘军”、“铸造湘军”等十大劳务品牌，成为湖南经济发展的一支劲旅！［5］……如此等等，一个在传统“物本经济”视角下人们本可熟视无睹的劳动力大迁移，在“人本”经济的新视角下，它会创造无数虚拟价值和拓展巨大的财富空间。
劳动力大迁移模式一方面改变了成千上万迁移者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这本身就是虚拟价值意义上的无量财富；另一方面又为农村赚回可观的资金，同时还为农村造就了一大批有技术、懂经营的人才，为农村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但这种模式同样有其局限性。首先，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适度转移虽是必要的，但青壮劳力特别是青年人的大量外出就决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本旨，而是一种本末倒置。时下，很多乡村青壮基本上是倾巢而出，村子里很难看到年青人，留下种田的多为老幼病残和中年以上妇女。这进一步加剧了部分农村的不景之气。而且，相当部分外出青年都抱着一个打拼一番、扎根城市的强烈愿望，其中的优秀者将如愿以偿。长此以往，农村的人口结构将可想而知。劳动人口迁移，增加了农村劳动力的价值，带来了城市生活平台的增值，同时，由于青壮劳力的出走加剧了农村生活平台的相对贬值，致使两个生活平台的虚拟价值愈发拉大了。这突出地表现在农村地产与城市地产的天壤之别。不能承载优秀人才的土地注定是贫瘠的。这种趋势我们有太多的理由证明它只能是阶段性的。没有了人，特别是优秀的人，“三农”问题的解决从何谈起，更何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可见，劳动力大迁移虽是一种有效甚至必要的模式，但却也只能是一种阶段性的、必须适度控制的辅助性模式。
三、发展庄园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模式
如前所述，改变土地寻租模式和劳动力大迁移模式都已被实践证明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有效模式。但它们都是在以追求GDP指标的经济增长模式中被动地出现的，都是基于外延扩大再生产，基于粗放式经营的发展这样的基础之上，其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已经日渐显现出来，其本质上的局限性确定了它们在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系统工程中，只能是一种阶段性的、必须适度控制的、辅助性的模式。
解决“三农”问题是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实现全面奔小康的核心问题。“三农”问题不解决，在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转型期，我们就有陷入“拉美陷阱”的危险。因此对于如何解决好“三农”问题，选择什么样的模式解决“三农”问题，我们必须有新观念、新思路，以探寻出更有效的、根本的解决办法来。
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央发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号召。这是我们党在继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勾画出的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崭新模式。对于这个模式我们还没有从价值创新上认识它的深义，还没有认识到它对解决价值不对称的深刻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由中央政府从财政上予以支持，对农村的交通、通信、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进行支持，把广大农村纳入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轨道中来，这是一个硬条件。然而在这个条件下，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从价值创新的角度构造社会主义新农村则应该是一个全新模式的核心。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是工业反哺农业的崭新模式，决不能简单地定义在中央财政出一点，地方财政出一点，农民也出一点，修修公路，建建新房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如果这样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生产力发展就难以有根本的改变，经济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其实“三农”问题，背后掩盖的核心问题是：农民手中的土地，要用什么形式、向什么对象、做什么内容的寻租。我们要以全新的思维，突破现有土地寻租的固有形式、对象和内容，也就是要创新土地寻租模式，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财富不断增长的问题。而这种财富增长，必须不动摇中国粮食基本自足的根基。
我们最终选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应是一种崭新的模式，即用信息化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并融汇文化内涵武装起来的现代庄园。“生产发展”、提升生产力水平、提高创新价值能力是建设新农村的要务。它要十分有利于发展现代生物工程的高新技术，十分有利于生产高品质的农作物。当高品质的农作物在生产时，它所装扮的环境将提供给人们旅游观光的资源，这就是土地在农业寻租基础上叠加旅游观光的功能。这种叠加还可以创造很多，从而实现在农业基础上的价值创新，这种价值创新实际上也就是传统土地寻租的一种飞跃和变革。它不用付出破坏环境的巨大代价，却带来无限的新财富。而这在今天信息交通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完全有可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很多高文化层面的所谓中产阶层人士可以离开喧嚣的都市，可以弃农经商，或亦农亦商，等等。中国可以再来一次“上山下乡”，让更多的城里人回归至乡下，而让一些需要进城的乡下人进城。其实，从广义虚拟经济视角来看，既然单向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可以提升价值，同样的道理，城市高知阶层向农村反向迁移也一定可以提升和创新出价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消除城乡差别，并使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相辅相成。这看上去过分浪漫的桃花源景象，其实正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理想的模型！应该看到，中国人是最富田园情结的民族，人们对它寄托太多的憧憬。小说《红楼梦》里修建的大观园，最出新的景点就是“稻香村”，这充分反映中华民族对自然生活的一份纯情或寄托。同时也给了我们如何赋予、开发和提升庄园经济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的启示。但愿今天“稻香村”不必搬入都市内，而能把“大观园”融入现代“稻香村”之中。若能如此之时，即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功之日。
我们欣慰地看到，这样一种新农村的端倪已经萌现。比如，北京一些远郊并没有把本属于大城市的烟囱和污染搬到自家门口来，他们走了另一条路，在北京的房地产热之中另辟蹊径，独树一帜，做了别有一番天地的“房地产”业。他们修建出一幢幢带有田园气质的融入中国传统农村风味的别墅，然后让购买者作为荣誉村民入住，形成一个现代“上山下乡”模式。村里的农民并没太耽误农业，而且还增加了地产、物业和商业收入。这些地方没有毁掉自然的田园风光，保留下一个优美环境，但却赢得了新的财富。很多年前，四川成都郊区就风行起经营餐饮娱乐休闲（成都人好玩牌）的“农家乐”，生意也特别火爆。最早从事此业的经营者其实是城里人。
他们租下坐落在田坎里的一处农居，房前屋后翠竹遮荫，庭院里摆下简单的桌椅供游客喝茶、打牌、休闲，然后就地雇几个老乡，端茶倒水，做几样土得掉渣的农家菜，颇受过腻了都市生活的城里人的欢迎。没多长时间，“农家乐”就遍布川西坝子。后来大批经营的“农家乐”就是农民自己上马了。进入21世纪，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成都郊区从一家一户的农家乐开始向成片开发花卉等经济作物，并且叠加上旅游观光功能的新型农村建设的方向发展。成都锦江区的三圣乡，以花卉农居型新农村为定位，打造了“幸福梅林”、“江家菜地”、“东篱菊园”、“荷塘月色”等所谓“五朵金花”为代表的三圣花乡，成了成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也成了时下城里人节假日休闲、旅游、观光的好去处。
这样一种田园诗般意境的农村经济，满足的是那些向往只属于过去时光中前辈们才拥有的田园生活的人们的需求。这告诉我们，解决“三农”问题并非只是靠工业化让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这两种模式，还有更浪漫的一条路，比如信息加科技的庄园化。把农村改造成现代化的极富文化气质和科技韵味的庄园，通过现代交通、信息技术使得在这些庄园里的生活质量远远超过喧嚣的都市，而又不破坏良田耕地，让“桃花园里可耕田”成为现实，而不再是幻想。可以设想，对这样的现代庄园进行精心设计，纳入国土规划中，并从功能叠加和价值创新上做好文章，以提高庄园的含金量，则一种全新的不破坏生态的房地产业将在农村出现，这样一种地产业在国土规划确定后，它完全可以是一个订单地产业，并且由于优美的人居环境，而使其成为具有钻石品味的高档豪宅。建筑商的压房风险可以荡然无存，而中心城市摊大饼的城市建设模式，摩天大楼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状况却可得以改善。它对今后中国转型走向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在这个新农村或许还有一些艺术家、文学家或生物科学家将“上山下乡”移居进庄园，他们作为新农村人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领军人物。我们认为，发展这样一种庄园经济完全有可能成为新的经济浪潮，这应该是破解“三农”问题的生态发展思路。
实际上发展农村庄园，还有更深刻的社会转型意义。在法国波尔多地区，优质葡萄酒生产商都是一些庄园主。随着生物工程高新技术的发展，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远离大工业的精益化的农业生产模式一定会出现，环境优良的庄园会是这样一种新产业最好的生产地。中国今后发展基因生物工程高新技术产品的基地应在广大农村，而不是在所谓的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依此，农村庄园除了可以附加上旅游观光功能，附加上钻石品位的安居功能外，甚至还可以把教育产业、医疗保健产业和“会展经济”搬入庄园。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避免一哄而起，走入误区，关键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科学的发展观，归根到底是扬弃传统的“物本经济”模式，创新和发展“人本经济”模式。在物本经济的视角里，只有能够满足人的生理需求的物化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而实际上人是一个既有生理需求，也有心理需求的完全的人，特别是在基于物质的生理需求基本满足以后，更大的需求空间是心理的。人需要有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优质生活，而这样的追求还将随着人的素质的不断提升而越来越强烈。所以广义虚拟经济必然应运而生。创造满足人们这样一些心理需求的服务，也是巨大的财富，它比创造物质财富更重要。我们如果能有这样的认识，那么如何建设好面向未来的新农村就不难把握了。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要建设不但能满足人们生理需求、还能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新农村，必须善于把不同的功能叠加组合，赋予我们要建设的新农村。用市场的办法而不是行政手段应是新农村建设唯一正确的选择。农村郊区第一家“农家乐”是城里人所办一事启示我们，让企业家走向建设新农村第一线或许是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好切入点。而且，也可以考虑结束劳动力只有从农村向城市流入的单向流动，还可以制定政策，鼓励农业科学家、生物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等等，逆向地由城市流向农村，来一个“上山下乡”建新村。如果有这样一些人才向农村回流作为领军人物，再和打工回乡那些具有了新观念的农村青年结合起来，就会形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强大生力军。从而加速我们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非但如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还必将为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带动经济持续平稳发展的战略实施带来新的契机。由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模式既涵盖了新的土地寻租模式，也涵盖了新的劳动力迁移模式，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它会在继电子技术产业之后为生物工程等新一轮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可以想象，今后以生物工程为标志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会过度集中于某个“谷”或某个“村”，而会在广阔的新农村天地展开。在此基础上，方兴未艾的文化娱乐、旅游观光等产业也会有自己发展的新平台。“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浪漫意境将会在新的时代再现于我们伟大祖国的崭新生活中。中国将从此开创一个崭新的发展模式！
注 释
[1]. 此文原载《湖南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0卷第4期。
参考文献
［1］刘骏民． 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
［2］林左鸣，吴秀生． 从生活价值论解读财富属性［J］． 经济体制改革， 2006， （1）：18－22．
［3］威廉·配弟． 政治算术［M］．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78．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5］湖南“十大劳务品牌”一年赚回600亿元． 经济日报［N］． 2006－4－1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