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骢小时候读过《三国演义》，知道蜀汉成都这个地方。虽说古人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但他知道将要去的地方，是天府之国的首府，是沃野千里的平原。那里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夏无高温、冬无严寒——特别是冥冥之中他有种预感，离开这个“文化大革命”派性争斗的是非之地，一切从头开始，对他来说或许是件好事。何况他和妻子都是南方人，到了四川，或许更适合他们生活和发展。
天涯何处无芳草。只要能让他继续搞飞机，到哪里都行。
这样一想，他心里的离愁渐渐消去，反而觉得很坦然。
列车一路昼夜兼行，出了山海关，在北京短暂停留。沿着京广线、陇海线、宝成线向既定目的地前进。专列在秦岭车站停留十多分钟，有的人是第一次离开北方，站在秦岭这个南北气候的分界线上，不禁发出由衷的赞叹。许多人纷纷到月台上透风，山顶的空气很新鲜，略有一丝丝寒意。
列车进入四川，只见山谷里卧着的嘉陵江弯弯曲曲，山峦上覆盖着的植被郁郁葱葱，颇具诗情画意，有人吟诗一首——
铁蛇腹中过秦岭，
若明若暗山中行。
挥师南下建三线，
献身祖国见真情。
过了剑门关，驶入成都平原，晨光透进车窗，那漫天遍野金色的油菜花，铺天盖地扑面而来。几天旅途的疲惫顿时从宋文骢身上一扫而光，他心胸豁然开朗起来。
到了成都，已经有先期到达的同志在这里接车。大家七手八脚将行李、资料和器材搬上汽车，向新的所区驶去。新的所区离火车站不远，是原空军028航校校址，位于蜀相诸葛武侯祠旁边。这里条件虽说依然简陋，但比当年搬进沈阳塔湾时好多了。到了新的地方，不到一周时间，大部分人就已安顿下来，开始进入工作状态了。
来到成都的这支队伍，虽说是一支年轻的队伍，但大部分人都参加过摸透歼7的工作以及歼8的设计，在沈阳时已对歼9进行了多年的研究设计，所以这支队伍研制飞机的设计总体水平是比较高的。如今，他们肩负着一个重要使命，要在这里组建我国第二个战斗机设计研究所，还要在不长的时间里设计研制出歼9飞机来。
从1966年起到搬到成都前，在沈阳塔湾时大部分人都被卷进了“文化大革命”之中，经过几年折腾，科研工作几近瘫痪。来到这里，绝大部分人对这种无休无止的派性斗争已经厌倦透顶。离开了原来派性斗争的土壤，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大家都有了一个新的心境，感到这些年荒废的东西太多，该做些有意义的事情了。所以尽管那时成都的派性依然闹得厉害，但大家不约而同都不再去过问当地的“文化大革命”了。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一意搞科研，是当时这个所的真实写照。
宋文骢早在做完歼8双发方案后，已把主要精力投向了歼9战术技术论证和气动布局研究中。来到成都，他和妻子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刚安顿下来，就一头又扎进他的研究中去了。
歼8终于飞上蓝天
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歼8和歼9两个型号的飞机设计研制，宋文骢都先后参与其中。为这两个型号的设计研制，宋文骢付出了他的智慧和心血，特别是歼9的研制，耗费了他十多年最宝贵的光阴。这两个型号的飞机，在他飞机设计研究生涯中，在他科学实践的生命里，有着十分重要意义，不可忽略不提。
可以说，没有歼8和歼9的技术基础和艰难磨砺，就不会有后来第三代战斗机歼10飞机的问世。
既是如此，我们不得不简单交代这两个型号飞机的结局。
这里先说歼8飞机。
1966年底，按照国防工办确保1967年底飞机上天的要求，总体单位（601所）发出飞机全部结构、系统、特设图样后，要求1967年9月完成01架总装。可是到了1967年初，形势更急转直下，上海“一月风暴”席卷全国，党政机关被夺权，继而文斗变为武斗，且不断升级，科研生产几乎瘫痪。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广大科研人员和工人，为了飞机上天，仍然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在最艰难的时候，上班的人员，无论从住地到厂区，或是从601所的塔湾到112厂的三台子，有几千米的路程，在骑车行进途中，突然都会遇到枪声大作的情形，这时就不得不弃车就地隐蔽，等“战斗”和枪声停息后再继续赶路。
科研人员和工人们就这样冒着武斗的枪林弹雨坚守在飞机研制生产的第一线。
在歼8飞机研制现场，此时竟还出现另一奇迹：外面喧嚣尘上，车间里却工作正常。尖锐对立的两派人员，只要一出现在研制现场，不约而同一律都自觉挂起免战牌，为早日完成歼8研制而齐心协力奋斗。但尽管如此，方方面面的干扰破坏，飞机到底未能实现1967年底上天的愿望。
在研制01、02架飞机的同时，试飞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968年3月，国防工办、国防科委批准成立了以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任组长的试飞领导小组，小组下设了3个具体工作组，深入现场帮助解决具体问题，他们克服种种困难艰难地将研制工作向前推进。
经过606所与410厂艰苦努力，1968年他们提供了首批装机的发动机。但由于外协艰难，规定发动机只能保证工作5小时。历经磨难的01架飞机，终于在1968年6月完成总装，转到试飞车间准备试飞；接着又完成了02架飞机总装——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能完成2架飞机总装，确实难能可贵。又经过一系列的挫折，1968年12月，空军常副司令员再次来到沈阳，听取试飞准备情况，拟于24日首飞。
歼8飞机01架首次进行地面滑行，由于采取蛇形滑行方式不当，造成左侧轮胎爆破，使这次试飞未能成功。这次滑行后，又组织全面复查，发现飞机在设计制造中的不少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科研人员和工人夜以继日工作，又用了大半年时间。
在发现并解决这些问题时，外界舆论压力很大，一时冷风四起，有的人认为“歼8设计失败了”、“歼8飞机太重，平尾太低，效率不高，因而飞不起来”；有的人还说“什么自行设计，还是老老实实搞仿制吧”。
但这些冷风并没有使奋战在第一线的科技人员和工人们退却。因为他们是科学的实践者，心中有数，反而加足了劲排除故障，争取早日将飞机送上天。
“都说歼8平尾低，飞不起来，你是搞气动布局的，你认为它能不能飞起来？”这时，有人问宋文骢。
“说这话的人没有任何根据，从摸透62式飞机起，对平尾布置我们做过大量设计计算和试验分析工作，歼8肯定能飞起来，而且会飞得很漂亮。”宋文骢告诉这些人。
历经磨难的飞机终于停在了起飞跑道上。1969年7月5日清晨，晨曦中的歼8飞机，显得威武而雄壮，矫健而苗条，在跑道上蓄势待发。但临到要飞时，又有人提出飞机平尾低不愿飞的问题。曾在六航校任过飞行大队长和飞行副师长的刘增敏主动请缨，要求首飞。经过协调，还是由原定试飞员首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