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打开从上海带来的一只小箱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袭漂亮的粉红色小斗蓬，再下面是浅粉色的小毛衣，淡红色的小绒线帽，绒线袜。一件彩虹般的小背心，是舜寿大姐用各色绒线结成的。还有洁白的小内衣和好看的小棉袄。舜寿还特地去从事幼儿教育的陈先华处，带回她给我的一本母亲与婴儿之类的书。箱子里还有两只耐高温的玻璃奶瓶。孩子还未出世，已经穿戴准备齐全，而且好像早已知道是女儿，颜色式样都是按女孩儿准备的。看见这一箱孩子的衣物，我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感激。舜寿不声不响地准备了这一切，是不愿让我为这些事麻烦？或许是以为我不会做这些事？
……
午后回西湖饭店休息，舜寿躺在我身边，忽然叫道：‘哟！怎么踢爸爸啦！’是尚未出世的孩子在伸胳膊伸腿呢！他轻轻地拍拍我，脸上洋溢着快要做父亲的喜悦。次日，舜寿的一位朋友请我们去他家做客。女主人亲切的问我，喜欢儿子还是女儿？我说喜欢女儿。她笑着说：‘是啊，第一个孩子还是女儿好！’告别时，到了大门外，她还在一再叮嘱司机路上小心，车开慢一点。我感到仿佛人们都在关心着这个小生命的到来。”
1949年初，出生刚三个月的女儿，在襁褓中与父母一起踏上了从上海到沈阳的艰苦旅程。这次历程也许预示着她以后人生的艰难。但父亲留在她记忆中的依然是幸福和慈爱。
“大年夜，爸点花炮，我和大弟汶站在屋檐下看，妈抱着小弟源在屋里隔着窗户往外看。我们不玩儿带响的鞭炮，只点好看的花炮。我最喜欢的是‘老头花’，每次都是爸跑过去点着大肚子老头那藏在头顶上的捻子，再跑回屋檐下和我们一起看。汶‘小淘气’的时候，爸把雨伞撑开，倒挂在院子的晾衣绳上，让汶站在伞下，他拿把水壶往下洒水，边洒边喊‘下雨喽！’汶高兴得跑出跑进。他带我们去崇文门看经过的火车，汶兴奋得又叫又跳。国庆夜，他带我们去国际友人服务部的楼上吃点心，然后去天安门附近看焰火。”
徐舜寿说过，“对于家庭，孩子们上学，我是很关心的。”他对子女的培养和教育非常用心。宋蜀碧回忆：
“他对孩子都挺好的。他给徐汶讲铁路，他到现在都记得，哪条路都经过什么站，从哪开始最后到哪儿，他就给他们讲这些。我还记得他给女儿徐汎讲代数，代数还是几何？我记不大清楚了，女儿听听就不高兴了，说爸爸跟老师讲的不一样。女儿脾气不好，但是就这种情况，老徐一点也不说她。他说：‘你累了，睡觉去吧，明天咱们再讲。’
我们经常看星星，他教小孩认星星，我在学校时他也教我认星星。像什么大熊星、小熊星、猎户星座，到现在我都认识，都是他教给我的。”
妈妈深藏在记忆中的往事，女儿也深深地记在心中。
“爸很关心我们的学习。上小学时，他教我用四角号码检字法，还给了我一本《四角号码学生字典》。我学了，但没有学好，至今是用汉语拼音查字典。大弟汶上学后，爸教他心算、速算。小弟源6岁时，爸带他去601所提前一年读小学。我上中学后，爸每次回家都要问：‘数理化有什么不懂的吗？’他出去理发时就带着我的几何课本，先看看我学到哪儿了。有一次，他给我讲题，觉得怎么和课堂上讲的不一样呢，直言：‘你讲的和老师讲的不一样。’温和地：‘我的方法比你们老师的方法好。’我不以为然，怎么可能会有比老师更好的方法呢？那时不懂家有良师。多年以后，我的女儿历经中考、高考，她们是不迷信老师的一代，面对题海经常自己琢磨更好的解法。多次感慨：‘要是外公在就好了，他会有更好的方法，也会很高兴和你一起探讨。’”
（徐汎 《音容犹在慈爱永存》）
徐汶是男孩子，妈妈还记得爸爸对这个儿子的关心。
“徐汶去上学，他爸爸远远地骑着自行车跟在后面，爸爸想知道，儿子是不是去了学校。回来，他爸爸给我讲，他看到徐汶走到半路上，把书包往地上一放，然后就脱下外面的衣服，只穿一件背心，走到快进校门的时候，又把书包放下，穿好衣服，上学去了。”
爸爸通过细心观察，对儿子有了一个基本的评价：
“舜寿常说他朴实，做事可靠。记得1964年我们由沈阳迁西安，途经北京的时候，汶带小三儿陪大娘去参观故宫，眼看快中午了还没有回来，我有点着急。舜寿对我说：‘有汶在，不要紧，他会回来的。’果然，午饭前，他们回来了，因为怕时间晚了，一心想看的钟表馆也没有顾得上看。”
（《宋蜀碧回忆录》）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徐舜寿从沈阳写给妻子的信中，细致入微地嘱托妻子：
“汶、源，我不另写信了，希望他们德智体三方面都注意。小三身体好像不太好，要锻炼。”
（1966年10月1日）
“问小三好，问汶好，估计他已经回来了。汎不去北京很对。告诉她一定要学深学透16条，按此办事，凡事深思熟虑，按毛主席思想办事……”
（1966年10月24日）
“这几天，天天在等你的信。最近的，还是20号的，那末明天后天一定会有了，担心汶、汎。不知汶已回否，汎学校斗争如何，沈阳听说辽大等也是又有武斗的事，西安想必又比较紧张。至念。希望你有信来。”
（1966年10月27日）
当得知刚过13岁的徐汶要去延安时，他细致地为儿子计划着行程和安排，嘱咐妻子要“鼓励他去”并“帮他们作准备工作”。
“27、30日来信收到，知道汶回来了，还准备去延安，那应该坐火车到铜川后步行去的。如果有老师一起，并且准备得好，那走一趟很有意义。但一定要有很好地准备和组织，要战术上重视困难，衣服、钱、粮票……还有要带点药、纱布、红汞，等等。这当然要学校组织好。步行和火车就差得很远了。要注意一切。陕北11、12月是干旱的季节，天也不太冷，走上一个月很有锻炼意义。我手边没有地图，但知道，铜川到延安大概250公里，头几天每天走20公里，再逐步增加到30公里，那有10天也走到了。来回一个月，还不会太冷，所以应鼓励他去。但要帮他们做准备工作，行前好好检查一下。如：一定要一双好鞋，如钱要略微多带些（听说，学生在北京，是毛主席的客人，所以吃饭不要钱，但在别的地方都要钱的）。背包应该有一块塑料布，语录也应该带有塑料皮面的一种。路上有人病了应送县城看病，不要大意，等等。这些，你好好和他们谈谈。依我看，步行去延安比坐火车去湖南有意思。要看看中国的内地，不在铁路线上的小城市、乡村、公社，和贫下中农一起住一阵，应该年年有一次，才不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1966年11月4日）
以后的信中，他仔细地计算着儿子的行踪，
“汶那边我去过信，建议他们可以去上海，但火车三天三夜，如再误点（据说最近都误点），又挤又疲倦，则可以在株洲下车，去韶山、长沙后走郑州回西安。现在中央和国务院的通知发出了，我估计他们不会在20日前离重庆的，那么就得原路回西安了。这样也好。听说，最近火车的秩序的确不好。回阎良，好好在家学习吧。”
（1966年11月20日）
在动员家中保姆王大娘回家时，他想到了小儿子。
“大娘还是走吧，应该这样试一阵，到明年我们如果很忙，照顾不过来时再另想办法。小三一个人可以锻炼锻炼，把门锁了一个人到时睡觉。开始，你可以到8点回来看看他的。我不在家，汶也走了，保姆也没有了，你回来看看完全是可以的。门锁、箱子、抽屉里的钱等都要注意一点。这也是习惯，叫小三养成和汶一样比较仔细才好。也告诉小三有事怎样给你打电话，怎样找你。
（1966年11月4日）
问小三好。算术好，我很高兴，但政治更重要。另外，千万不要骄傲，像姐姐说的不要‘显’。我下回再给他写。”
（1966年11月20日）
对大女儿，他自有另外的牵挂。
“汶大概是靠得住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倒是汎汎学校中，担心会不会武斗，望常来信。”
（1966年11月20日）
等你和汶来信。汎汎情况你们见面后告我。18岁了，是有选举权了吧？真快，希望她更好懂得他们这一代年轻人的责任！要好自为之。”
（1966年11月26日）
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着父亲对子女无微不至的关爱。
“我们是他的深爱”
“40年了，爸一直在我们心中。我相信，爸跨过忘河去到另一个世界的瞬间，忘掉的是那些烦扰、屈辱与痛苦，因为那是外力强加给他的，是本不属于他的，是不能持久的。但他忘不掉的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深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是永远属于他的。
40年了，爸一直在天堂看着我们。我相信，爸的眼神在变。委屈、无奈、不甘、痛苦渐褪渐淡，因为噩梦已去。留下的是慈爱，增添的是欣慰。因为我们姐弟和我们的孩子都谨遵家训，脚踏实地走着自己的人生路，没有辜负他的厚望。因为我国飞机设计事业迎来了自主研制大型机的春天，这是他多年的追求与梦想。爸欣然：‘好啊！’”
（徐汎《音容犹在慈爱永存》）
徐氏一门以诗书传家，重情操育人。徐舜寿的三个子女历经家庭变故的磨难，艰苦玉成。女儿徐汎，高中毕业后在农村劳动三年，又到工厂做工八年。于1979年进入国家机关工作，自学成才。现为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专家委员会委员。长子徐汶，初中毕业后在砖瓦厂当工人，历时九年。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入西北工业大学。现在是中国航空进出口公司的高级工程师。次子徐源，初中毕业后下乡务农两年，1977年考入西北大学。四年后考上北航研究生。如今是美国一所大学数学系的终身教授。第三代中，徐汎的女儿200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在一家杂志社任编辑。徐汶的女儿2005年考入上海同济大学，攻读科技德语。徐源的儿子，正读高中，曾连续几年参加全美高中数学竞赛并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