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拣选新干部的技术标准主要是看数学力学的成绩。记得1956年刚组织设计室，曾派×××等同志去211厂和122厂从新到厂的中专学生中拣选一批给我们室，那时我就是这么交代的。对于新毕业大学生要举行入所考试，我也主张主要考基本概念。”
（《文革残稿》检查提纲 第二稿）
三、培养人才的方法
徐舜寿在检查提纲中详尽地列举了自己对人才培养的方法：
1.学习培养内容
“学习培养内容，我是死抠基本功。首先，我认为设计所是一个工程单位，技术人员主要是向工程师而不是向科学家发展，因此要重视工程概念和基本功。例如，对于结构和系统设计员， （即我所谓‘画图的’，有时也说是‘坐大桌子’的，是‘搞常规的’），我就提出过基本功主要是：（一）结构原理与实例；（二）简单的强度计算；（三）工艺、材料和生产知识；（四）制图技术与标准，这么一个框框。我以为，搞设计制图和常规计算的同志，没有什么窍门，就是靠练，把这些基本功练久了，就熟能生巧，就能成为解决问题的‘快手’。”
（《文革残稿》检查提纲 第二稿）
他很清楚地提出，飞机设计机构培养的主要是工程师，而不是科学家。所以工程概念和动手能力是最基本的要求。这一点是在1956年成立飞机设计室时期就明确的。
“在设计室成立之初，我就片面地认为干部都是愿意做设计工作的，又经过审查，所以设计室当时‘主要矛盾是业务水平与工作需要之间的矛盾’看不到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是更为主要的。因此就单纯要求大家钻研技术，通过实际制图工作和学习、已有的各种飞机图纸来解决业务水平工作需要之间的矛盾。曾不止一次地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看遍了所有图纸，体会设计意图，自然也就可以设计了。’”
（《整风检查提纲》1960年3月13日）
在这里，他又一次强调了“熟读唐诗三百首”的理念，对于一个飞机设计师，应该广泛深入地了解世界上先进的飞机设计范例，“看遍所有的图纸”，这个要求当然是很高的，但更高的要求是“体会设计意图”，也就是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他要求，在一个设计机构中，仅有解决问题的“快手”是不够的，还应该有“坐小桌子”的“专家”。这是他飞机设计人才结构思想的延伸。
“对于搞总体、气动、载荷、刚度等专业的同志（即我所谓不是坐画图桌，而是‘坐小桌子的’是当‘专家’的），我对他们的要求是要有足够的专业知识，较高的数学力学水平，多懂几门外文，鼓励他们要善于钻研，主要要靠自己多看文献，外国人搞过的方法都要摸一摸，但也要有工程观点，有自己的基本功。
对于搞专业有点成就，开始入了门的同志，我总鼓励他们翻译书，写文章，向《航空知识》、《国际航空》等投稿，如冯钟越、管德、陈一坚等在国防工业出版社有些译书的关系确是我介绍的。我曾说，过去我们译技术书是译少了，应该多译。还说译书也可以提高自己水平。”
（《文革残稿》检查提纲 第二稿）
2.保证科研时间
徐舜寿很重视保证技术人员从事技术工作和学习钻研技术的时间。他认为，培养技术人才，“首先是保证时间”，在“时间”两个字下面，加了重点号。
“培养方法，首先是保证时间。在这方面我是死抠‘六分之五’，曾经说过‘《十四条》是说要保证不得少于六分之五科研业务，所以应当争取多于六分之五。布置工作的会议应放在六分之一之内。’我几次说过‘我们和工厂的技术人员比，他们是六分之六搞技术工作，我们不但每周有六分之五工作，而且每年还有一个月休假，一个月劳动，又去掉一个六分之一，实际上我们是六分之四工作，我们工作三年，只相当于人家工作两年，这样我们的技术人员成长会慢得多。’我多次主张，为了确保六分之五的时间，指导员要保证室主任和尖子的，会客则室里要登记、要算账，坚持晚上的时间要由技术人员自己支配，让他们去钻研技术，这才能赶得上工厂的技术人员。我甚至于连宣传科在过年时让几位同志去帮助布置标语，因内有设计员，就要宣传科做计划，要几个工时才肯批，而且事后还派技术处的助理员去调查，看是不是超过了计划。”
（《文革残稿》检查提纲 第二稿）
他强调，要给这些培养对象“多做具体工作”的机会。
“在培养方法上，主要是要给他们多做具体工作，如设计、试验、下厂，给予锻炼机会，多看文献，多外出参观、参加学术会议、和教授们往来。”
（《文革残稿》检查提纲 第二稿）
在飞机设计室时期，一位来自苏联米高扬设计局的专家——克拉西沃夫对新中国的飞机设计师们讲过一个“小狗学游泳”的故事。他想要告诉年轻的设计师们的是，要勇敢地到实践中去锻炼，要在实践中成长。
徐舜寿喜欢用生动的语言说明深奥的道理。他觉得克拉西沃夫的故事寓意很好，对于承受着学习和工作双重压力的技术人员应该有所启迪。于是，他记住了这个故事，“而且广为传播”。
“小狗学游泳”的思路是在实践中学习，不依赖别人把着手教，要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徐舜寿把这一点引入培养人才的思想和方法中。
3.给予条件
在当时突出政治的大环境下，他不怕犯忌讳，为技术尖子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大声疾呼。
“给予条件：对于尖子和已经有一定工作年限的技术人员，可以住小宿舍，给他们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可以不帮厨，可以少参加农业劳动等等一套，我当时是都主张这么做的。我还规定过，技术处情报科的工作应以室主任和技术尖子为主要服务对象，尖子可以进书库，连借书证上都刻上个‘优’字，可以多借书，可以久借书。对于设计室上午不接电话，可以不接待外来协作人员等等规定。对于室内各专业组，我认为这不是一级行政机构，所以组长只管技术指导，不要管计划、行政工作，更不要加重组长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责任。
对于技术上的尖子，我主张不要他们去做过多的党务工作，而是要保证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有良好的环境和条件，给他们去专。记得我确实是多次说过：‘我们的专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所以要多培养些专的人。’”
（《文革残稿》检查提纲 第二稿）
4.树立样板
徐舜寿深知技术人才的珍贵，他希望能够培养出优秀的设计人才。
“最后，树立样板，提倡专家权威。在一所，是顾诵芬同志和李文龙同志。确实，对于顾诵芬同志，我是长期地、一贯地在较广的范围内宣传他用功、能看书、会查文献、有分析能力、能解决问题等等。对于他的晋级、评衔等，我历来是主张往高里定，破格提为副总设计师，以及一参军就授少校军衔，认为不这样不足以鼓励钻研业务。对于李文龙同志，我认为他虽然是高中毕业，但自修完了夜大学，在设计科几个组都工作过，基本功过硬，连字都写得比别人好。我完全同意苏联专家对他的评语：‘不是随时可以找到的干部’，认为他是中专毕业生的榜样，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宣扬过他的技术，并拿他和斯米尔诺夫比。”
（《文革残稿》检查提纲 第二稿）
在他自己身处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他仍然呵护着年轻的技术尖子和专家。
“最近在整理检查材料，澄清了一些事，看来不比四清时的问题多。有些问题，如‘顾诵芬道路问题’，现在看来我是错在提拔快了一点，宣扬他技术好，能钻研时没有同时指明他政治上开展不够，对他本人帮助不够。而由于事实上是等于在全所全院内把他立成了样板。作为副总，顾是够的，（我把一、十两个所的总师、副总师一共八个人，一个个（徐、黄、叶、沈、蒋、王、郑和顾，除蒋你不认识外，其余都知道吧）比过，技术上，他是头一、二名的，政治上，也不是最后几名，是中间的，甚至是中间偏上的。但作为样板，则是不够的（样板的要求特别是在红方面是很高的）。错立成样板，这是我闯的祸，影响面又很大，应当检讨，今后切实改正。但不能因而把他也说成了‘白专’，甚至是‘学阀’了。也不能说成是我‘招降纳叛’了（当时7月间可真是有这种说法呢！）。
（《家信》1966年10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