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57年，我去苏联出差，在参观航空工艺研究院和材料研究院时发现他们都有一个技术委员会，凡是研究课题的选取、技术方向的确定、成果的鉴定等主要技术决策都由这个委员会定。那时我在112厂设计室已经感到在技术问题上总有好多不同意见，自己一个人很难统起来，也有不少同志对我的领导方式有意见，主要是发扬民主不够，我便想到要有这么一个技术委员会做技术决策就比较好，所以口头请示徐副局长同意后在室里成立了，我自己是主任委员。在六院成立后，科委和院部刚好都推行技术委员会，我自己就认为是应当成立的。一所成立后和到十所后，我也都主张早些成立技术委员会。这主要是我感到我们过去在技术问题上常常有许多需要明确的重大问题定不下来，这主要是一个人说不准，而大家意见常常不一致，所以没有一个技术上比较有权威的决策机构来定问题就会长期拖下去。关于技术委员会的作用，我最早同意过是咨询机构的说法。后来，院里指示成立技术委员会，精神是：技术问题要经过民主讨论，但如有不同意见，最后还是由主任委员提出自己的意见，上报党委批准。”
（《文革残稿》检查提纲 第二稿）
1961年，六院成立不久，在徐舜寿的倡导下，成立了一所首届技术委员会。
在摸透米格-21飞机和歼8飞机设计工作中，所技术委员会成为审议重大技术问题、确定重大技术方案的一个权威性机构。所技术委员会主持开展所内的技术活动，并参加所外各个专业技术领域的学术交流活动，还邀请西北工业大学黄玉珊教授、哈军工陈百屏教授，北京航空学院张桂联教授，清华大学张维、杜庆华教授来所讲课，并进行技术咨询协作。
“在设计过程中，我对专家咨询一直是十分重视的，认为应当这么做。记得在1956年到1958年间，我请过不少专家来讲话，有时谈技术，也有时谈工作方法和学习。”
（《文革残稿》检查提纲 第二稿）
当时，所技术委员会的活动十分活跃。据记录统计，在所技术委员会成立的头两年内，就召开了32次全会。1964年4月到8月的四个月内，召开了10次技术委员会全会和7次专业技术会议。
徐舜寿的事业心、责任心超越了自己管辖的范围。1962年，徐舜寿与吴大观联名向六院提出了专题报告，建议成立六院总工程师室。他在检查提纲中对自己建议的动机和初衷做了说明：
“关于总工程师的制度。1962年秋，唐院长和空军、三机部首长去南方视察，我也随行，当时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背信弃义地撤走了专家，工厂生产部门和军代表之间有些关于产品验收标准的争执定不下来，影响飞机出厂，空军首长当时确定了要实行总工程师制度，大意是：技术验收问题要经过民主讨论，由总工程师做最后决定，军代表可以保留意见向上级反映，但要先验收，工厂党委也要支持总工程师决定。
对于院的总工程师室，这是我们随院长去南方时经常讨论的问题之一。在我当时的思想中，是认为院首长都不是搞技术的，也没有搞过航空工业，对于有些事就是不懂。记得在所里，也和少数同志议论过，希望有原四局徐昌裕副局长这样的同志来当副院长才好，等等。总之，在建院大概一两年以后，我这个认为院要多几位技术专家才能领导的思想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就打了这个报告，建议院成立总工程师室，作为院首长的参谋与咨询机构。”
（《文革残稿》检查提纲 第二稿）
1964年10月5日，六院党委发出“关于成立院总工程师室的通知”。通知中明确：总工程师室是院首长的科学技术参谋性质的组织。
六、注重向发达国家学习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飞机设计机构，我曾多次宣传过他们的‘效率’，说他们几百人在一间大画图室里办公，发图协调方便，效率高。又说他们的机构也简单，一个设计组只有一个秘书管电话，管文件打字，也管发工资，代买仪器等一切杂事。组长就只在一张卡片上记一记发图的进度，除此以外每天都在画图，或者校对别人画的图。我也常说，他们的毕业生一到设计单位就是画模线，或者是从最小的小图画起，计算则从一根拉杆算起，慢慢地转到画大图和做较复杂的计算。这样干着，一般有五年时间，搞了三架飞机，也就可以自己打样，当组长了，等等。”
（《文革残稿》检查提纲 第二稿）
徐舜寿有在美国学习的经历，1957年秋，徐舜寿作为航空工业局的专家之一，随同聂荣臻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赴苏联谈判米格-19和杜-16飞机的技术转让问题，并考察了苏联的航空工业，对苏联航空工业走过的道路和发展情况比较了解。
他认为苏联的航空工业最早也是向外国学习的。从30年代起，苏联买过不少西方国家飞机、发动机的制造权，多次测绘过外国飞机、发动机和特设产品，有些苏联工程师曾在英美工厂实习过。经过20年的努力，到50年代末，飞机设计技术基本过关。要设计西方已有的飞机，就可以设计了。有的苏联专家对他说过：“当时我们学习西方国家是多么困难，比起你们现在向我们学习的条件要困难得多。”因此，徐舜寿认为，我们不但要向苏联专家学习技术，也要学习他们那种虚心向西方国家学习的态度。
徐舜寿不仅要求大家认真学习苏联飞机的设计图纸，同时对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也很敬重。从1956—1958年间，每次苏联专家到设计室来谈话都有记录。1958年，根据四局副局长徐昌裕的指示，专门铅印“苏联专家谈话记录”。不但在设计室内部传阅，还传播到所有的航空院校。在设计超音速飞机时，苏联曾派过一组专家来中国咨询，当时也曾出版过五册咨询记录。1959年9月间，徐舜寿亲自组织编写《飞机零件设计原则》一书时，在第一章总则中强调要向苏联专家学习，他写道：
“我们编这一本书，事实上也就是希望把过去向仿制苏联机种学习中所取得的经验，专家所指出我们设计员们的通病加以整理，以期对今后工作有所指导。”
除了向苏联学习，徐舜寿还主张也要向西方航空工业发达的国家学习。他非常重视学习西方国家的文献、规范、试验数据等。
“除了向苏联学习以外，我还主张也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特别是在文献、规范、试验数据等方面，由于苏联过去向我们保密，反而是英美资料看得多。我多次讲过，我们飞机图纸和工艺资料是苏联的多，但一般都已译成中文，而且过去学俄文的学生又多，而规范、文献等则是英美的多，所以目前外文学习应以学英文为主。当然，向英美学习更得善于具体分析和对待每一份报告和文献，防止为广告性宣传所蒙蔽。”
（《文革残稿》检查提纲 第二稿）
他注意到，飞机设计机构应该专业化。
“约在1962年，三机部一些工厂曾把福利事业往地方上交，这是由于企业领导干部讨论过，认为过去是食堂、宿舍、医院、学校等等，什么都管，牵涉了厂党委和领导很多精力，所以发展方向是要少管、不管。听到和看到这些后，我很赞成，并且联想到美国资本家办工厂，福利事业是什么都不管，就是省事，总工程师就管技术，就是好当。我也说过，人家是设计用的仪器、三角板、计算尺都不管，要自己买，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参加工作时发一次津贴，自己买了自己保管，就不会用旧了就要换新的，器材处也可以少几个保管员，不也是经济的办法？”
（《文革残稿》检查提纲 第二稿）
徐舜寿这种“学习苏联，参考英美”的观点，在航空工业基础还十分薄弱，飞机设计技术十分落后的时期，既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也体现了急起直追，迎头赶上的积极态度。
关于飞机设计——徐舜寿科研设计思想（二）
徐舜寿非常注意总结飞机设计应遵从的规律。
一、飞机设计选型应坚持“需要与可能相结合”
航空工业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这个观点，现在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在对新研制飞机性能等方面要求进行决策时，需要与可能必须结合，也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原则。但在新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历史上，为达成这样一个共识，是经过了尖锐的斗争的。
徐舜寿的观点一直很明确：
“对于伪空军服务的问题。我认为我们设计的飞机要为空军服务（事实上，我们从1956年起每次设计时都下部队访问，也都征求空军领导意见），但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一时还不能完全满足空军的高标准要求，如超米格-21，超音速轰炸机等。所以在设计指标方面，一定要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空军对我们先不能要求过高，先要照顾到我们可能，以后等我们设计力量成长了才能要求高的。我多次提出过意见，希望空军能从需要出发，多出些题目，由我们根据可能来选取。我在一次报告中写道：‘以中国之大、陆海空军之众、现代战争之复杂，是需要多种多样飞机的。’‘希望空军能多提一些战术技术要求。’”
（《文革残稿》检查提纲 第二稿）
无论是军方还是政府的领导者，从军事斗争和国家政治、外交、经济等多方面需求，总会对航空工业提出一些“需要”，由于科学技术专业知识的局限，这些“需要”很可能会与现实的“可能”相悖。片面追求不切实际的“需要”和坚持囿于传统的“可能”是不可取的，把“需要”和“可能”对立起来，也是不可取的。“需要”必须与“可能”相结合，当“需要”超过了“可能”时，决策者所能做的，一是调整“需要”，一是提升“可能”。所以徐舜寿说：“设计力量成长了才能要求高的。”
“1958年下半年，大跃进开始。我当时想，炼铁、修水库等可以跃进，超音速飞机设计可不行。我们是既无超音速风洞，又无专家，谁都没有设计过，连见都没有见过，所以只能‘看钱吃面’，最多只能等歼6飞机资料来了以后搞跨音速设计。”
（《文革残稿》检查提纲 第二稿）
迫于政治形势，他有时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但内心深处是有想法的。在检查提纲中，他坦率地说：
“1958年秋，军事工程学院设计了一种音速2.5倍的歼击机，代号113，经军委报中央书记处批准在112、410等厂试造。同年冬，学院来112厂设立了第二设计室，对于这种飞机，我认为指标比107更高，学院又非专业队伍，所以是不可能在短期内成功的。当时在我们第一设计室内，我嘴上也讲‘他们敢想敢干、比我们强’，‘战术方面考虑得周到’，并且按赵尔陆部长的话说过‘有了对立面可以互相促进’，但心里是不信的。
对于超音速飞机设计，我当时最担心的是：1.气动力研究设备（风洞）和结构研究设备的基本建设工作跟不上设计试验需要；2.新材料和工艺研究满足不了设计要求；3.发动机设计和附件设计，特别是无线电、雷达等设备进度上配合不上。”
（《整风检查提纲》1960年3月13日）
在1959年的政治运动中，他曾经在不少会议上（西安附件协作会、沈阳电子设备协作会上……）就“三怕”思想做检讨。
二、熟读唐诗三百首——主张参考成功飞机进行设计的方法
“在飞机设计的道路上，我的思想体系是“学习苏联、参考英美”，稳步前进。
对苏联的飞机设计，我过去一直是比较佩服的。在开始自行设计的过程中，我一直提倡要向苏联学习。
就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我一开始就主张用原准机法设计歼教1，后来搞初教1也仍然用原准机法。在搞歼教1的时候，我是一开始就提倡新设计员要熟读米格-17、米格-15、乌米格-15以至雅克-18、雅克-11的图纸。搞襟翼的，就要看这几种飞机的襟翼图纸，搞座舱布置，就要看这几种飞机的座舱等等，要融会贯通，并且提出了要像‘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那样，熟读几架飞机的构造，就可以开始设计飞机。”
（《文革残稿》检查提纲 第二稿）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是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唐诗三百首”一书的编者蘅塘退士在其原序中所引的一句话。但徐舜寿把这句话点化成为飞机设计的一个重要思想。
对徐舜寿的思想，赵学训有着很深的体会：
“他就说，飞机设计要熟读唐诗三百首，这是他的一句口头禅。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现在的飞机一定要摸透，一定要吃透，多问几个为什么，搞清楚，你自然就会设计了。就是说唐诗你能背了以后，到时候你就能吟诵出来。”
也就是说，“熟读”不是抄袭、仿制，而是“一定要摸透，一定要吃透”，其基点是在自行设计。
“六院成立后不久，提出了仿造走向自行设计的方针。1961年，一所开始的任务是协助132厂测绘歼5甲和复制歼7图纸。对于这些任务，和我的想象是相同的，即一个设计所就是要设计、发图、参加生产，才能锻炼干部，所以是很赞成的。我还推而广之地在院党代表大会上、所的会议上几次说：‘修理走上制造，仿造走上自行设计是工业落后国家发展工业的捷径，外国如此，中国也应如此。’
……
在方法上，我是主张先向人家学。步骤上先是测绘，其次是参考人家的飞机，做某些指标上的改善，再次才是用人家的做‘原准机’，自行设计，最后才是独立全新的设计。我以为这样看起来慢，实际上是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