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的宁静
在一所的九个月中，徐舜寿保持着给妻子写信的习惯。在那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他几乎只有一个可以倾诉自己心声的渠道，那就是通过信件与妻子交流。这些信在文革中被造反派组织抄走，运动结束以后归还。现在保留在宋蜀碧处的共计57封，宋蜀碧回忆：
“他被揪到沈阳的时候，还给我写了100来封信。现在就是这部分信留下来了。为什么呢？603所抄我的家时抄走了。老徐从沈阳回来的时候，把我写给他的信都烧掉了，一封都没有带回来。我在信里告诉他十所的一些情况，他都烧了。但是他给我的回信我没烧，我没有这种脑子，然后就被他们抄走了。到后来，文革以后还给我了。”
在文革狂澜波涛汹涌的1966年6月至1967年的3月间，一所的招待所里，徐舜寿忍受着孤独和寂寞。
“又是厂星期天，天阴，比较冷，未进城，孤坐室内，计算着来此已11周，77天了。仍每天自己看书，没有一个人找我谈一句话。”
（1966年9月8日）
“又是21日了，离家整三个月了。第一个月比较紧张，看大字报，写材料，开过三次小会。而以后则好象是‘搁浅’了，表面上很平静，偶有几张大字报，但无关紧要。外面是轰轰烈烈，变化多端，而我则时常孤坐室内，心情好时可细读主席著作，但有时心情却不好，这周便是这样。总想，这样搁浅要搁到什么时候呢？看来，这里对我的问题好象是‘进退两难’，‘无可奈何’。”
（1966年9月21日）
“今天是10月1日，院子里人少极了，中午广播停以后静如午夜。好在我是不爱热闹的，也是善于孤独的人。”
（1966年10月1日）
“今天又是厂星期日，和二号那天一样阴，节日的招待所安静得出奇，坐着看书，可以听到怀表的的答答的声音，可以听到蚊子在耳边哼哼。”
（1966年10月6日）
“星期日，招待所又安静得出奇。院里来串联的一批同志和六所一批同志走了，只剩下几个人，又下雪，降温，所以更安静了。这是今年初雪，但很大，下了大半天，积累了两三寸厚，窗外的小冬青树上都盖满了。到傍晚才放晴。天气预报说要降温，最低温度到零下七度。早上将连续有冰冻。前几天，在深秋的阳光下，景色还十分富丽，树叶有的是棕色的、紫酱色的、还有金黄的、红的，尽管天气并不暖和，但我每天下午仍在外面散步，晒太阳个把小时。拔草是早已无草可拔了，所以就散步，看小字报，也去传达室看报。”
（1966年10月27、31日）
“星期日午后，招待所又静如止水，安静得出世一般。”
（1966年12月22日）
在这“出世一般”的环境中，他用给妻子的信记录下自己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和几乎每一天的活动。
共产党员的真诚
一个人的精神境界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但一个人对于金钱、财富的态度却必定是他思想道德的重要基石。从他的信中，我们知道了，他每个月上缴的党费是50元，占他月工资的六分之一强，相当于大学毕业生转正后的一个月的工资。他在信中多次提醒妻子代他交党费，而且告诉她，在运动以后，还要多缴一些。
“今天想到是月底了，所里又是发工资的时候了，请你在拿到工资后，给我代交党费（仍交50元），小组长你不认识，可请刘平南代转。这次离家时走得匆忙，没有想到这件事（以后都按月交50元），故函告。”
（1966年6月27日）
“党费每月仍在交否？别忘了按月交。”
（1967年1月5日）
“党费仍照旧交，每月50元，等运动过了再考虑多交些。”
（1967年1月19日）
1964年，按照中央军委决定，徐舜寿等一批工程技术人员穿上了军装，徐舜寿被任命为技术上校。1966年，他们又按照上级规定，脱下了军装。对于转业费的处理，徐舜寿给妻子的信中交代：
“13日来信收到，转业费可交党费。本来就是这么打算的。”
（1966年8月17日）
他的生活是俭朴的。离家5个月后，他的棉衣袖子破了，要自己补。他告诉妻子，“棉衣袖子破了，可寄一块料子来，如包裹已寄，则从碎料头上多拆一些线，夹在信中寄来。（11月20日）”给自己心爱的小儿子买了一个书包，他问妻子，“小三书包合适否？这次质量不坏，就是贵，￥2.70，还要否？（10月1日）”在另一次询问妻子意见时，他对四毛多钱的一种线也表示“就是贵”。
“前天进城，看见有一种天津的轴线，是锦纶丝的，买了一轴，不要票，强度特别大，很好。就是贵，四毛多钱才180米。有灰、淡棕、白三种，你看要不要多买些？如要，可来信。”
（1966年10月24日）
他对组织、对同志，则慷慨大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龚国政回忆：
“我记得几次到西安去开会，还有司机一起去，吃饭的时候他总是给（司机）五块钱，说，你自己吃吧。那时候五块钱很值钱了，因为我的工资才65.50元嘛。他对下面的同志是非常好的。我、张树祥两个人跟他到北京出差，那时候不像现在一样，中午哪个单位给你管饭呀什么的，没有这一套，所以到北京以后，怎么办呢？（他说）‘走，我们去撮一顿。’因为他觉得我们生活比较艰苦，所以每次吃的时候都是点很多好菜，我们从来没吃过的菜，都他付钱。他的保留工资可能是300多块吧，他有补贴，人民代表有车马费，他在这上面不计较的。但他自己的生活非常节省，他不是豪华的，他自己的衣服破了自己补。这点我是亲眼所见，而且他外出时穿的西装都是原先保留的西装。没有做过新西装。有一次这个西装破了个洞，我说我给他补，他说你不会补。他是怎么补的呢？他是用裤子里面边料的线抽出来，按照织布的方法织补好，织得几乎看不出来，因为那种衣服都很高档。他自从到我们这里来以后，老实说没有做过一件新衣服。在钱的方面，他自己很节省，对我们这些下面的人，从不斤斤计较。”
他在家信中写到对中央的方针、政策、路线的认识，以及对自己的无情解剖。刚回到一所，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他的态度很诚恳、也很豁达：
“这几天我已自己在准备做检查了，同时也在读社论和主席著作，深感过去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理解是很肤浅的，也是尚未触及灵魂深处的。当然，即使是现在，理解也仍然是不够深的，有待于彻底自我革命与运动深入开展。”
（1966年7月3日）
“这次反权威、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一切牛鬼蛇神对我的教育的确很大，应该从1949年起，至少是从1956年起彻底清算自己一下，把所有错误倾箱倒柜而出，在阳光下晒一晒，批判、斗倒、斗垮，不使其再有影响。”
（1966年7月13日）
“我还是有信心可以检查好的。充分相信群众，完全相信党。这是最根本的两条。还有是自觉自愿的革命。这也很重要。”
（1966年7月19日）
“对我来说，当然要从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把自己的错误缺点再深入认识一下，对世界观的问题再挖一挖根，批判得深，这样改起来才有力。这点还要更深入地读一读有关主席著作。最近读新民主主义论，关于20年代、30年代的文化，有较深的体会：1927—1937年是中国辛亥革命以后反动统治最巩固的一个阶段，而这正是我初中、高中、大学的时代，受的教育就是奴化加地主封建教育，影响是很深的。有好些错误都可以追溯到大学、中学时灌输的世界观。”
（1966年8月9日）
他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我自己的态度是：是自己错的，一定深刻检查，要提得高，提到世界观，提到旧社会的联系……但不是错的，一定要实事求是。1959年底的检查没有搞好，后来甄别没有搞好，有部分原因也在于没有完全实事求是。”
（1966年8月25日）
“我带的一个本子，第一页上就抄上7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中这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之迅速，对不少人说来是缺乏思想准备的。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在这场运动中，在群众斗争的烈火中经受考验。他们应该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是人民群众的忠实勤务员，证明自己是确确实实地把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当做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斗争愈是尖锐复杂时，愈要独立思考，要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照十六条，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绝不可人云亦云。”
（1966年9月3日下午）
他对组织、对同志、对待大是大非的真诚，贯穿于整个文化大革命始终，也贯穿他的一生。
渴望工作
在这一段特殊的日子里，徐舜寿认真地学习和消化党中央的精神，他一遍又一遍地听、学人民日报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对照着《毛泽东选集》中的文章，他以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为准绳，一次又一次地来修正、校准自己的思想和认识。
他没有停止工作，在认真写下对自己科研设计思想的反思、批判的同时，他还在做着其他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