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国正在与苏联谈判引进米格-21飞机，形势变化不定，一会儿是干自行设计的任务，一会儿又是准备接受引进的任务。设计人员，一会儿是设计新飞机的图纸，一会儿要接受和消化引进的米格-21的图纸。大家感到有些忙忙乱乱，无所适从。
“东风107”停止研制
在112厂试制的“东风113”，由于哈军工来的同志不能如期拿出成套设计图纸，试制进展缓慢。而国防科委要求加快研制进度，争取向建党四十周年献礼。1959年10月22日，试制领导小组召开第三次会议，决定集中力量保证“东风113”的试制，停止“东风107”的研制，将原“东风107”飞机的设计力量全部转入“东风113”飞机的设计。
12月，112厂原第一设计室全部合并到第二设计室，组成“东风113”飞机设计室，即产品设计室（后来成为601所的主要组成部分），王秀山（哈军工一系军械科中校主任）为主任，罗时钧、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杨庆雄、黄序、屠基达为副主任。至此，“东风107”飞机的设计工作全部停顿。之后，根据上级的要求，112厂、410厂分别提出了“东风113”飞机在1961年5月1日试飞，于7月1日向党献礼；发动机在1960年10月1日上台架试车、1961年3月1日交出合格的发动机的试制计划。
1960年2月，根据徐昌裕副局长1959年2月访问苏联时达成的协议，苏联中央空气流体动力研究院和米高扬设计局派出5名专家来华审查“东风107”方案。有这样多的专家来对飞机设计进行咨询，在新中国航空工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苏联专家来的时候，第一设计室已经不再搞“东风107”了，只好临时找了几位原来搞“东风107”设计的同志凑了个三角翼方案来应付。徐舜寿以中方总设计师的身份参与了审查。苏联专家分别对设计性能、总体、进气道、操纵安定性和颤振等进行了方案审查和更改。最后总结时，徐舜寿介绍了新歼击机方案的情况。苏联专家技术负责人比施根斯认为，中方十天来已经做成了一个经得起评审的超音速歼击机方案，建议中方再请载荷和结构方面的专家对方案做进一步完善，这样，该方案就可以设计成一架好的歼击机。
这次苏联专家的咨询虽然只有短短10天时间，但中国的飞机设计师们还是从苏联专家那里了解到超音速飞机设计的一些要领，为以后摸透米格-21及设计歼8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这一次咨询，给顾诵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说：
“比施根斯在审查“东风107”时提到：进气道必须随飞行速度自动调节；而飞控系统采用全助力操纵则必须作地面系统模拟试验。在咨询结束，专家组离别时，比施根斯送给徐舜寿一本苏联刚出版的介绍自动化方面的书。徐舜寿对比施根斯的意见印象极深，也很重视，1962年成立一所时，徐舜寿建议在总体室内新建一个自动化组，并任命了沙正平为组长。”
从1958年8月到1959年12月，仅一年多的日子里，“东风107”飞机从仓促上马到被迫下马，徐舜寿的思想是沉重的。他回顾这段经历时写道：
“在‘东风107’飞机设计过程中，我自己是被迫一步步提高指标的，记得大致是从音速1.4倍提高到1.8倍、到2倍，而且是每提高一步，信心就减低一些。总的说来，在107方案的设计过程中，自己是没有坚强信心的，所以是‘随波逐流’。常常是几个人几个小时就把几个重大问题定了案。这样就造成了后来方案通不过的情况。”
（1967年检查提纲）
另外，徐舜寿对当时四局领导的冒进和急躁浮躁作风，采取“高指标、瞎指挥”等违反科学发展规律的简单做法，也是有看法的。他认为：
“1958年搞超音速飞机是四局搞高指标，是哄抬，如大跃进开始以后，四局领导曾有一次要我们一个晚上拿出一个M=2.5的飞机方案来；四局召开各厂设计协调会和112厂召开的抢关键会等办法是‘穷比武’，事实上没有拿到成果。在107停下来以后主张搞试验机等，实在是‘困难重重、矛盾重重’，是‘剪不断，理还乱’……
在我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曾说过，去年我检讨的三个迷信——没有风洞，怕发动机跟不上，怕材料附件跟不上，现在看来还是这三个迷信，这就是等于说，我去年的看法没有错，还是四局看错了，厂党委看错了。”
（《文革残稿》1967年检查提纲）
后来，在航空工业企业基本建设方面也出现了很多质量问题，第四设计院设计建造的厂房等建筑项目因质量不合格，不得不推倒重来，那批搞土建的技术人员又得回到北京搞自己的本行了。在欢送他们的时候，徐舜寿说：“现在是设计工作困难的时候，是秋风乍起，冷冷清清的时候了。”
他在1959年9月主编的“飞机零件设计原则”第一章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抢时间也得有现实基础，破除迷信还得有科学分析，敢想敢干还得要实事求是，战略上藐视困难还得在战术上重视困难。任何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做法，只是使工作失常，反而做得更慢。”
他的结论是：“不经过试验就贸然试制是错误的。”
“东风113”不了了之
112厂原第一设计室全部合并到第二设计室中去组成统一的“东风113”飞机设计室后，徐舜寿已经不是新的设计室的主要领导，但他对“东风113”尽心尽责。1959年9月，苏联中央空气流体动力研究院和米高扬设计局的专家在审查“东风107”方案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他毫无保留地向“东风113”的总设计师罗时钧做了介绍。1960年2月以后，他又根据苏联专家对“东风107”提的意见，对“东风113”的技术方案逐一进行有针对性的检查，以尽量完善“东风113”的设计方案。
但对于“东风113”飞机，徐舜寿认为，它的指标比“东风107”更高，107搞不成，113更搞不成。开始时，他还对113的指标太高有过争论，后来因为脊椎开刀，住了大半年医院，没有继续参加“东风113”的工作，所以也没有机会讲更多看法。
1961年6月，徐舜寿出院后不久，国防部第六研究院成立，“东风113”飞机曾一度由型号研制任务变为科研项目。1962年，米格-21飞机原文图纸资料的翻译复制和摸透米格飞机工作全面展开后，“东风113”飞机的研究工作完全停下来，研制工作就此结束。
从1958年开始的、持续三年的“大跃进”、“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左”的错误，对航空工业、特别是对刚刚成长起来的年轻的航空科研设计队伍，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使航空科研工作遭受到一次严重挫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990年中苏关系解冻，中国航空工业界与苏联航空科学技术方面的交流重新幵始。已经担任中央空气流体动力研究院副院长，并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的比施根斯再一次来到中国。比施根斯问起了徐舜寿，当年那位身穿西装、总是骑着自行车的总设计师现在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