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架飞机——初教6
对于如何使一个设计机构尽快成长起来，徐舜寿的思路很清楚。他认为，一个设计机构必须不间断地从事设计，在设计、发图、试制和试飞的实践中，得到锻炼，提高设计能力。因此，1957年夏，歼教1打样一结束，徐舜寿就开始部署设计室的下一个任务。
与设计歼教1一样，上面还是没有下达新任务。而这个时候，上级部门、军方决策层和科学技术界出现了是上飞机还是上导弹之争。
那是在导弹武器问世以后，在国际上出现了关于飞机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的争论。这也引起我国科学技术界及军界的关注和议论，同时也影响到国防工业和国防科学技术发展政策的制定。
徐舜寿在这场争论中的观点是很明确的：
“在1958年初，当时有这么一种说法比较风行，说导弹将代替歼击机、轰炸机，说当时世界上的歼击机都是末一代了。有人主张中国不要设计军用机，而应当把航空力量完全转到研制导弹上去。当时四局局长们就曾带着我们去军械装备部辩论过这个问题。以后我就有过设计运输机和靶机的意见和设想，说军用飞机不要了，但导弹也还得找个目标做实验，则我们也可以搞靶机；又说军用不要飞机，民航还得要，何况我们还有中国独特的地理条件，如西藏航线就要飞机。记得有一次还在一个会议上讲过这个问题，并且由于当时听说达赖等人来北京都是坐轰炸机（杜四）来的，所以就说他们要坐的时候，还可以给他们搞专机，给挂上黄绸子，叫他们在飞机里还能念经等。
另外，我也考虑过搞强击机，想以歼5或者米格-15比斯为原准机搞。记得曾由徐副局长带我去空军和常副司令员与刘善本部长专门谈过一次话，也和苏联专家马尔道文商量过，他甚至建议过找一找看看有没有什么大马力的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可用。总之，当时有过的是各式各样的设想，就是没有超音速歼击机，认为那要等歼6图纸到了以后再说。”
（《文革残稿》1967年检查提纲）
徐舜寿经过认真思考，提出了三个方向，要总体、气动组去摸。一是搞超音速战斗机；二是将喷气轰炸机伊尔-28改成行政专机；三是搞一个前三点起落架的初级教练机接替雅克-18。
第一个型号交给顾诵芬考虑，徐舜寿特别嘱咐他去请教力学所郭永怀先生。当时顾诵芬正好去北航为歼教1的减速板吹风，于是专程去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去见郭先生。
郭永怀先生是国际著名的流体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是中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1909年出生于山东荣城。1940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留学并获硕士学位。1941—1946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期间，郭永怀先生的跨音速流动方面研究成果，为突破音障奠定了理论基础。1946—1955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期间，将坐标变形法和边界层理论结合起来，解决了黏性流动头部奇异性问题，被命名为庞加勒-赖特希尔-郭永怀（PLK）方法。超音速飞行是人类航空史上重要的里程碑，郭永怀先生为之作出的贡献使他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尊敬。
顾诵芬回忆：
“郭先生那时刚从美国回来不久，我向他谈了徐舜寿的想法后，郭先生认为创建不久的中国航空工业搞超音速歼击机，在空气动力学上差距还很大，无论理论和实验都不行，而且工程问题也不是靠理论计算就能解决。他建议飞机设计部门派人到苏联的设计局去实习一段。我明确地告诉了郭先生，这在当时是办不到的，因为我们向苏联要强度规范就碰过钉子，人家说没有义务教中国人设计飞机。听了我介绍的情况，郭先生说，那就先念一下1957年刚出版的《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丛书》第六、第七卷即高速空气动力学的一般理论和部件空气动力学。这部丛书，钱学森和郭永怀两位先生都参加了编写。
这两本书我们设计室有一套原版，是我在北京出差时买的。徐舜寿给我们几个人一点特权，就是每次到北京出差，都要到八面槽外文书店看一看，有用得到的书籍就买回来。买回来以后，大家抢着读，分配不过来。徐舜寿通过姐夫伍修权（当时是中国驻南斯拉夫首任大使）在南斯拉夫买了一套。
我又去请教了北航的张桂联教授，他听了我转述郭先生的意见，认为郭先生的意见是科学家的意见，与航空工程的实践是有差距的。我把他们的意见向徐舜寿同志汇报后，他说，看来这个想法只能停一下。
后来，徐舜寿请了哈军工的罗时钧和马明德两位教授来设计室，分别讲授高速空气动力学和高速风洞知识，各一个星期。”
第二个改伊尔-28为行政专机的项目由气动组的汪子兴同志负责，经过计算分析发现发动机耗油太大，达不到预想的航程而作罢。
第三个设计前三点初级教练机方案由程不时负责。当时我国仿制的雅克-18是后三点式起落架，飞行员改飞到乌米格等飞机上有些习惯很难纠正，因此空军非常希望有前三点起落架的初级教练机。
徐舜寿看到雅克-18Y技术落后，继续按苏联的图纸，生产落后的钢骨架加蒙布结构的飞机已无必要，加之雅克-18用的30ХГСА无缝钢管，鞍钢生产满足不了要求，而101厂的薄铝板却大量积压。因此，他认为不需要再仿制雅克-18，自己完全有能力自行设计全金属的前三点起落架的初级教练机。
1957年8月5日，徐舜寿向四局提交了《请示飞机设计室第二设计任务方向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提出了三个方案：1.初教机；2.初级靶机；3.中型喷气运输机。
月内，四局即下达了新的设计任务，决定由飞机设计室设计一种全金属前三点式起落架、采用螺旋桨发动机的初级教练机，以代替当时我国仿制的、已落后的雅克-18初级教练机。飞机定名为初教1，代号102。后改称为红专502、初教6。其性能可与当时世界上的初级教练机，如美国的T-34相提并论。
新的设计任务下达之后，徐舜寿立即组织力量开展初教6飞机的总体方案设计和编制设计任务书。方案中提出：初教6型飞机采用螺旋桨前三点起落架、全金属薄蒙皮半硬壳结构；装备新式超短波电台；最大速度比雅克-18快；在飞机的总体布置上，如视界、着陆角度、停机角等将尽量接近歼教1型飞机；座舱内部布置原则上同歼教1型飞机相似，使两个机种成为一个体系，便于飞行员很自然地完成两种飞机的转换。
1957年12月，空军和四局联合批准了初教6型飞机的试制，设计室开始进行初步设计。
1958年3月，初教6飞机完成了各系统的打样设计和吹风试验，制作出1∶1木质样机。空军和四局共同对木质样机和技术设计进行了审查，并通过了样机审查，进一步明确了战术技术要求，批准进行详细设计。
初教6在320厂研制成功
当时，全国范围的大跃进已经进入高潮。
鉴于飞机设计室和工厂正处于歼教1飞机试制的高潮，而且还要上超音速的“东风107”飞机，两个型号不能都挤在112厂，四局决定，初教6飞机的详细设计和试制工作转到南昌320厂。
徐舜寿安排了初教6主管设计师屠基达、林家骅带领20多名设计人员去南昌320厂，与320厂设计室共同进行初教6飞机的设计发图工作。在此期间，徐舜寿还亲自去南昌检查指导过工作。
中国工程院院士屠基达在回忆中对当时研制初教6的过程这样写道：
“20多年过去了，当初设计初教6的主角之一──林家骅同志，已在1960年调出航空工业部门，老一辈的徐舜寿、黄志千同志早已作古，还有很多同志也已散处各地。因此，我有责任对这段历史追记一笔。
1957年第四季度，当我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两侧进气喷气式歼击教练机歼教1正式完成打样设计并进入工作图设计的时候，航空工业局给飞机设计室下达了第二个设计任务：设计一架前三点的螺旋桨初级教练机。
我国当时正在生产的初级教练机初教5是按苏联雅克-18飞机仿制的（属后三点式），适应不了飞行员要飞前三点飞机的各种要求。另外，雅克-18那种钢骨架承力和外罩蒙布的结构也显得落后。改用国产的超短波电台时，飞机的电功率不够，也安放不下。因此，在雅克-18上改型，还不如自己设计一架新飞机。
飞机设计室把这架新机总体方案的设计任务交给了刚从320厂设计科副科长岗位上调来的林家骅同志。当时飞机设计室里集中了不少原来担任过科一级领导工作的技术人员任设计员。大家一心想着向科学进军，在技术工作上作贡献，根本不计较个人地位。320厂自1954年仿制成功初教5以来，一直在批生产，林家骅同志对它是很熟悉的。自行研制初级教练机，是我国走独立自主道路最起码的一步，何况当时连印度这样的国家都已有自己的初级教练机，所以，全室同志的决心是很大的。
1958年初，总体方案随着1：1木质样机和吹风试验的顺利完成而确定下来。为了改善飞机前方的视界，选用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道里斯B发动机和配套的螺旋桨。由于这种发动机的气缸排列成V形，因而机头扁平，前视界很好，外形比较美观。
1958年春节，全设计室是在突击加班发歼教1设计图的工作中度过的。当时任歼教1主管设计师的陆孝彭同志提出倡仪：打破常规过春节，早送银燕上青天。设计室主任徐舜寿同志等十分支持，全室都主动响应这个倡仪，谁也不计较，也没有人想什么加班费或奖金。当歼教1图纸发出和模线工作开始以后，室里就决定抽一部分同志搞初教6的打样。徐舜寿同志通知我和林家骅同志任主管设计师。面对这样一个接一个的新飞机设计任务，大家是很高兴的。
初教6的机体决定采用全金属薄蒙皮半硬壳结构，机身、尾翼以及前三点起落架都没有原准机。对我们这支新队伍来说，减轻结构重量是设计工作中最突出的矛看。大家按照“为减轻每克重量而奋斗”的要求，在实际工作中精打细算。全机打样设计和木质样机审查到5月就已完成。由于112厂当时正处在歼教1试制的高潮中，而且将来还有一个批生产定点的问题，航空工业局决定将初教6改在320厂试制。设计室指定我和林家骅同志率领20多人带着方案和打样图到南昌和320厂的同志一起搞工作图设计并参加试制。
临行前，四局副局长徐昌裕同志特别向我叮嘱说：这次去，不仅要共同合作把初教6搞出来，更重要的是还要帮助带出一支队伍来。自行设计飞机只靠112厂一个点是不够的。这次设计室的人去，好比过去解放区开辟新的根据地，要帮320厂也建起设计室来。徐副局长的一席话，使我更加感到责任的重大。好在当时初生牛犊不怕虎，没什么后顾之忧。我们一行于1958年6月初到达320厂。厂领导很重视。总工程师冯安国和副总工程师冯旭都经常来看我们，设计科长高镇宁等更是全力以赴（就在初教6设计过程中，320厂设计科改组成轻型飞机设计室，高镇宁同志任主任）。
6、7、8三个月，正值南昌的高温季节。112厂去的同志分别插到320厂设计科的各专业中去，使设计队伍一下子就扩大到了90多人。其中大多数是20多岁的年轻人，恐怕只有我满了30岁。大家团结一致，加班加点，仅仅用一个月时间，就设计出全套设计图纸。这期间，厂办公大楼三楼的设计室晚上从来没有熄过灯，房门从来没有上过锁。
……
在发图中间，沈阳设计室传来消息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发动机还在试制，根本赶不上我们飞机的进度，我们上了广告的当。于是决定改用国产爱姆11（M-11）发动机及其配套螺旋桨。由于及时作出决策，没有因此耽误研制进度。
……8月27日，全身喷着红漆、中间有一条闪电的第一架原型机平稳地飞上了天。
8月下旬，我们带着两厂共同战斗的友谊和胜利的喜悦离开了320厂。不久就听说何文治同志带两架初教6原型机飞到北京，并且在南苑机场为中央领导同志做了飞行表演。当时，我曾得到一幅有这架飞机的彩印照片的明信片，成为唯一的纪念。
……
初教6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机种，但其原型机的研制很有特点，不仅速度快，更令人感动的是，人们似乎都溶化在一起了，如设计与工艺、技术人员和工人、领导和群众、112厂的设计人员和320厂的设计人员等。总之，凡参与试制的人们之间，关系密切，相互支持；遇事商量着办，没有扯皮，没有门户之见和‘版权’之争；出了事故，也没有互相埋怨。正如我们最老的设计师之一林梦鹤同志所说的那样：‘虽然非常紧张，但这是我参加研制机种中心情最愉快的一次。’这恐怕代表了很多当事人的心情。”
（屠基达《自行设计初教6飞机》）
1958年9月，两架初教6飞机飞到北京。10月，在北京南苑机场接受中央领导的检阅。
1959年后，在320厂设计室同志的努力下，改用仿制苏联的活塞6星形气冷发动机，并解决了试飞中发生的一些技术问题。
1962年1月，国务院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根据1961年12月国家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正式批准初教6飞机定型，投入批生产，装备部队。到2007年末，初教6飞机已生产3000多架，还销往国外几百架。该机1979年荣获国家级质量金质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