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时，舜寿每星期去找我一次，一到寒暑假，我们就很少见面了。我得回到苏坡桥乡下的家里去。有时放寒假时我写信对他说，一下雪我就进城去，到沙河堡看他，一起赏雪。但是成都的冬天很少下雪，我们几乎从未在冬天见过面。
1944年的暑假里，一天上午方方突然到苏坡桥乡下来找我，而且是骑自行车来的。她一进屋就匆匆忙忙地对我说：‘徐植（注：徐舜寿曾用名）在桥上等你，他有急事，找我带他来的。’那天只有我和哥哥在家，我立刻跟方方走了。穿过竹林，经过筒车堰，走过独木桥，进了镇子，老远就看见舜寿扶着自行车等在大桥边上，确实有急事。第二天一早他要去印度，到印度的拉合尔航校，继续给中国飞行员教授他专长的飞行原理。但是他不知道我在苏坡桥乡下的地址，也不便去找我，就只能找到方方，一起骑车来苏坡桥了。
回到成都，我们在春熙路他的一个熟人工作地点的客厅里坐了一下午，闲谈了一下午，在一起总是有说不完的话。他一再对我说，千万不能去给美军当翻译。因为那时我们已经得知，大学外文系二年级以上的学生将全部征调去给美军当翻译。我们开会讨论时，有人慷慨激昂，表示命令一到就应征出发，为国效力。有人认为他们应征走了，留下的却毕业拿学位，不公平，应该大家都去。我心里很明确，不能给国民党工作，也不能给美军当翻译。我的表态是不能去。不过这件事并未实现，我们这一届最后谁也没有去。
这天下午五点多钟，我和舜寿在春熙路分手。到了重庆，他来信谈及与徐迟见面的情形。他们自抗战爆发，‘八一三’以后就不曾见过。这是七年来第一次见面，他们一起欢聚了几天。舜寿在信上说，他和徐迟走在熙熙攘攘的人行道上，徐迟深情地说：‘要是这些人都是我弟弟该多么好啊！’
从印度给我写的信中，他讲述了在那里的见闻。最有趣的是一次他在屋里听见外面有人大声叫徐舜寿，他感到很奇怪，跑到窗口一看，原来是擦皮鞋的孩子在叫Shoe shine sir！听起来活像是叫他的名字。
开学不久，舜寿忽然回来了。原来他在重庆时参加了留美公费实习生考试，到印度不久即收到录取通知，赴美前特地回来和我告别。他整理好东西，我们一起把他的一只大箱子寄存在方方家。他特地告诉我，已经用几本精装书在箱子里为我给他的那只叫做Alpha的毛狗搭了一个小房子。他很认真地对我说：‘我走了以后，你不要跟别人好，就当我没有走一样。’我也很认真地点头同意，但是说：‘既然走了，就不能当你没有走啊！’我心里想，柳迎春寒窑十八载的时代早过去了。
短短两三天的相聚，一下子过去了，他终于走了，为了实现他航空救国的梦想，为了发展我国的航空工业，越过太平洋，赴美国进修去了。他先是在韦德尔公司学习零件制造，后转入麦克唐纳飞机公司实习飞机设计，曾参加FD-1飞机的设计工作。以后在华盛顿大学研究生院选课进修，专攻力学。我曾见过他的成绩簿，全部是A。那大本大本的‘作业’和研究报告，着实令人惊叹，写得那么美，那么工整。那些图，画得一丝不苟，极为精致。我从未见过手写的作业、手画的图竟达到如此精美的地步，真是文如其人。
……
在美国两年，他没有学会跳舞，除了工作和学习，空闲时间他用来看书、写信、听听音乐。有人开玩笑说他有精神寄托，我想也对，每星期给我写一封长信，要花多少时间啊！他得知父亲在为我办护照去悉尼大学念书，便立即来信，说他将要求提前回国。我们不断在信中商量这件事。我感到在解放战争全面展开的情况下出国，就如同‘白俄’，再说我们已分别整整两年，自然希望他尽快回来。我提出不要在南京工作，因为那是国民党政府所在的地方。
我们没有想过也没有谈过要买什么高档商品，他带回的是一箱书和一些制图仪器；带给我的是一部莎士比亚全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本诗选和一部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多夫》。”
（《宋蜀碧回忆录》）
结婚
1946年9月，徐舜寿和宋蜀碧在成都举行了结婚仪式。
徐舜寿和宋蜀碧准备结婚时，宋蜀碧的母亲是同意的，父亲因将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讲学，希望宋蜀碧和她的哥哥一起去该校学习。但父亲并未阻拦他们结婚，只是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婚礼要在教堂举行；二是要他们两年内不要生孩子。他还是希望宋蜀碧以后出国。圣公会有规定，牧师等人的女儿一定要和教友结婚，而徐舜寿不是基督教徒，所以宋蜀碧的父亲要徐舜寿受洗。
这一段历史，徐舜寿在《自传》中写道：
“我爱人的父亲是迷信职业者，是成都圣公会的会督。因为圣公会的规定是牧师的儿女一定要和教友结婚，所以要我受洗。我就在结婚前一天下午‘受洗’。以后只在结婚后离开成都前做过一两次礼拜，与教会没有其他联系。当然我也不信教。”
结婚仪式是在成都圣公会的教堂内举行的，婚事办得很简单，宾客不多，全家在附近的餐馆吃了一顿饭。
宋蜀碧回忆：
“1946年9月，中秋节那天，正吃晚饭时，门房郑大爷来说，门口有人找我。我立刻跑出去，果然是分别两年的舜寿回来了。我知道他即将归来，家里也都知道，但是父亲从未和我直接谈及这件事。这天晚上，父亲问我打算怎么办？我只能实说，舜寿是请假回来结婚的，我同意结婚。母亲的态度是明确的，她说，兵荒马乱的时候，让我结婚跟舜寿走，她也就放心了。我知道父亲是希望我出去学习，他正准备去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讲学，希望我和哥哥一起去澳洲学习。但他也未阻拦，只是感到惋惜。
第二天早饭后，父亲叫舜寿去书房，一杯茶，一盘点心，开始了他们的谈话。我在廊子上等着，心里有点儿不安，不知他们谈得如何？但是也并不担心。不久，他们一起出来了，一边走一边还在用英语交谈。听见父亲说，她本来应该更好一些。我明白，这是说我没有听他的话，没有如他希望的那样成长起来。
他同意我们结婚，但是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要在礼拜堂举行婚礼，二是两年以后才能有孩子。这两点，我和舜寿都没有意见。舜寿不是基督教徒，父亲叫圣公会的夏敬亭牧师（Mr.Sargent）和他谈话，给他讲讲《圣经》，安排受洗礼。其实父亲也知道我们俩人都不信仰基督教。这时父亲给在绵竹的大姐去信，告诉她‘四妹甚愿出阁’。大姐很快带着两个孩子回来了。第二个孩子张戈出世以后，大姐没有再工作。父亲多次说她：‘枉自念了那么多书，一天到晚就是饼饼、蹦蹦。’大姐在学校时，功课一直名列前茅，看见她把时间花在带孩子上，父亲深深为她惋惜。对我提出两年不要孩子的要求，是因为我太年轻，担心我一出学校就陷在孩子家务中，更主要的或许是他仍希望我出国深造。
9月24日，我们在圣公会的教堂里举行婚礼，由Mr.Sargent证婚。在这之前，舜寿曾对我说，他家里没有人来，希望简单一些，不要请太多客人。因此一切都很简单，客人也不多，只在附近一家餐馆吃了一顿饭。其实，我同意在教堂结婚，一方面是为了父亲的原故，另一方面是因为我认为在教堂结婚，总比在饭店里对着国民党的国旗党旗三鞠躬要好一些。我也没有告诉我那些同学是在教堂里结婚，我既未穿结婚礼服，也未披婚纱，连一朵花也没有戴，而且动来动去，不是老老实实地站在那儿，有点玩世不恭地在教堂里举行了婚礼。事后父亲要我把结婚证书给他，由他保管。显然他是对这个外来户有点放心不下，我立即给了他。我并不看重那一纸证书，我认为结婚是两个人感情的事，与什么仪式、证书都无关。如果有一天感情不好，不再相爱，那就应该分手。要那一纸结婚证书又有什么用呢？以后我随舜寿去南昌，父亲还曾写信告诉我，万一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当地什么人，帮助我回成都。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幸而我没有对他们说过我对婚姻问题的看法，否则他们真要不放心了。
结婚那天早上，父亲叫我到书房去，将他送给我的结婚礼物交给我。那是1908年英国牛津出版的一套小羊皮烫金精装袖珍本《狄更斯选集》，一共15本，第1本翻开是父亲的手迹：
To my loving and darling child Diana，on the occation of hermarriage.
Sept.24th.1946
金秋10月的一天，黎明时我告别家人，母亲送我到大门口，含着泪对舜寿说：‘蜀碧就交给你了。’说罢，她转身进去。她的身影留在我心里。”
（《宋蜀碧回忆录》）
宋蜀碧一生中最珍惜的是她父亲和徐舜寿送给她的书。这套《狄更斯选集》一直为她所珍藏，但在文化大革命抄家时被抄走。1969年，宋蜀碧被当做现行反革命分子，就地监督劳动，后来在豆腐房粉碎饲料。
“一天，来豆腐房劳动的一个后勤处的人对我说，器材处仓库里有一箱子书。全是外文的，大概是徐舜寿的技术书，你去拿走吧。我急忙跑到器材处仓库去，地上有一个不大的木箱，一看，里面全是我的书。有我结婚时父亲送给我的礼物，1906年牛津版的小羊皮烫金精装袖珍本《狄更斯选集》15本，有我过生日给我的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有司各特的小说，有戏剧集，诗选，有舜寿从国外带回的《莎士比亚全集》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等。这些书失而复得，使我喜出望外，也令我不禁百感交集。幸而它们没有像那些古典音乐唱片，被保卫干事拿去垫热水瓶，随意糟践。”
（《宋蜀碧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