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很久，单于派汉朝降将李陵劝降苏武。他们是老相识了，曾经一起给汉武帝当侍中。李陵为苏武摆下酒筵，并以乐队助兴。李陵说：在这蛮荒之地，你的信义节操谁看得见呢？你的两个兄弟，已经畏罪自杀，你母亲也已不幸去世，你的夫人年轻，听说已经改嫁，只剩下两个妹妹、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如今又过了十几年，不知道是否还在人世。人的一生，就像早晨的露水一般短暂，你又何必没完没了地这么苦自己！苏武说：我父子原本没有什么才德功绩，全靠皇帝栽培，才得以身居高位。我常常希望能够肝脑涂地，报答大恩，即使是斧钺加身，汤锅烹煮，我也心甘情愿，希望你不要再说了。李陵见苏武一片赤诚，长叹道：唉，
你真是义士！我与卫律的罪过比天都大！不觉泪湿衣衿，留下数十头牛羊，然后离去。
后来，匈奴发生内变，单于提出与汉朝和亲。汉使来到匈奴，要求放还苏武等人。匈奴假称苏武已死。后来苏武的随员常惠暗中联系上汉使，让他对单于说，汉朝天子在上林苑射下一只大雁，雁脚上系着一块绸缎，上面写着苏武等人在北海放牧。使者照此责问单于。单于环视左右，十分吃惊，承认苏武还活着。由此苏武得以返还内地。
除了归降匈奴和去世的以外，随同苏武归来的共有9人。苏武出使时是汉武帝天汉元年，归来时已经是汉昭帝始元6年，整整过去了19个年头。去时正当壮年，归来须发皆白。昭帝下诏，命苏武用牛、羊、猪各一头，以最隆重的仪式祭拜武帝陵庙，封苏武为典属国，品秩二千石，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住宅一所。昭帝之后是宣帝，迎来了武帝之后的汉朝中兴。宣帝为11名功臣绘制画像，悬挂麒麟阁，其中就有苏武，被认为是对中兴作出重大贡献的辅臣。（《资治通鉴》卷21、22、23、27）
妻子的换位
刘秀统一天下时，鲍永、冯衍在刘玄手下为将，得知刘玄死讯，便遣散部众，投降刘秀。刘秀问鲍永：“你的军队在什么地方？”鲍永说：“依靠刘玄的部众求富贵，我深感惭愧，所以把他们全部遣散了。”刘秀心里不高兴，嘴上却说：“你的格调很高啊。”鲍永因有功而被安排当了官，而冯衍则没被安排。
鲍永宽慰冯衍，说：“过去高祖刘邦奖赏有罪的季布，诛杀有功的丁公。现在我们遇到了圣明的君主，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冯衍反过来给鲍永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人挑逗邻居的妻妾，年纪大的唾骂他，年纪轻的答应了他。后来她们的丈夫死了，这人娶年纪大那位为妻。有人对他说：‘她不是骂你的那个人吗？’这人说：‘她是别人的妻子，我希望她答应我；她是我的妻子，我希望她唾骂别人。’人的命运很难预料，而做人的道理却易于遵守。只要遵守做人的道理，灾难就不会找上门来。”（《资治通鉴》卷40）
夫妻
魏晋才子荀粲追求美色，听说骠骑将军曹洪的女儿美丽动人，娶为妻。两人情深意切，冬天曹氏染病，高烧不退，荀粲便站在院子里把自己冻僵，然后回到屋里抱住妻子，用身子给他冷敷降温。几年后曹氏病故，好友傅嘏（gǔ）前来吊唁，荀粲没有落泪，但神情极度哀伤，说这样的佳人再也没有了。过了一年多，荀粲去世，年仅29岁。（《世说新语·惑溺》）
小结
在封建社会，君主代表国家，所以忠于国家与忠于君主常常缠绕在一起，这是古人的一个局限。今天我们读史，不妨把君主置换成国家，使忠心的观念更符合现代意识。其实当前正是这样提倡的。譬如我们经常听说的天、地、亲、君、师。《史记》曾概括出礼制三条基本原则，即“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礼书第一”）。一条原则对上，尊崇上天；一条原则对下，尊崇大地；一条原则对中间，尊崇祖先、君王、师长。学者们主张把君王更正为国家，以天、地、亲、国、师的新内容继承传统精髓，树立精神依托。
这样，传统的忠心意识便构成了我们今天爱国主义的一个主要来源。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团结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是实现民族复兴和强国之梦的魂魄。继承和弘扬忠心意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爱国从来就不是抽象的，而是以各种具体方式展现出来。《忠经》这样说：“报国之道有四：一曰贡贤；二曰献猷；三曰立功；四曰兴利。”意思是，报效国家的途径有四条，第一叫做举荐人才，第二叫做出谋划策，第三叫做为国立功，第四叫做为国兴利。“道”也可以理解为天职，这四条概括得很好很全面，不只是对古代官员的要求，也完全适用于现代，可以启示官员应该从哪些方面为国尽力。可以这样说，只要朝着这些方面努力，并且有所成就，哪怕成绩很微小，你都是个忠臣。
（二）义利
要义
义利关系是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官员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什么是义？什么是利？关于义，本书志节一章讲过，说义就是依据根本道理去做应当做的，所以义又称义理，我们这里可以通俗地把义理解为坚持原则。这是从道理层面说，此外义还有另一层意思，即从位置层面看，这就是恪守自己的社会位置，做这个位置所要求做的事，把自己严格限定在一定范围内。近代儒学大家康有为就把义解释为人们的行为界限，说：“界限者，义也。”（《春秋董氏学》卷第六）为此可以这么说，义就是坚持原则，做自己的位置允许做的事情。
利比较简单，朱熹说：“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论语集注》卷二）利是欲望所追求的对象，财富、名声、权力等就是它的基本内容，统称利益。
那么义和利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换句话说，作为一名官员应该怎样对待利益呢？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句是“欲而不贪”。（《论语·尧曰》）有欲望但不贪求。欲望是人的天性，不能不满足，但应该把追求控制在义理和规定的范围内，学会适可而止。第二句是“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不以正当途径获得的利益，决不接受。利益无所谓好坏，但取得利益的手段有好坏，同样是金钱，劳动得来的和贪污到手的就大不一样，前者叫干净钱，后者叫赃款。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用不正当手段得来的富贵，对我来说是过眼云烟，看都不看。第三句话是“利者，义之和也”。（《左传·襄公九年》）利益是遵循义理而达到的各方面的和谐。你按照道义去做，就要满足他人需求，这个过程中自己的利益也就实现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双赢。双赢是一种和谐，所以说利益在和谐中。由此可以说，道义就是利益。
以上三句话可以浓缩为五个字，即“义，利之本也”。（《左传·昭公十年》）道义是利益的根本。所以孔子提倡“见利思义”。（《论语·宪问》）见到利益，一定要以道义为准则，考虑一下应该不应该得到它。
故事
道义是利益的基础
春秋时期，晋国君主晋献公的夫人骊姬运用阴谋手段逼死太子申生，逼走公子重耳、夷吾，献公立骊姬生的儿子奚齐为太子。献公死后，大夫里克准备除掉骊姬和奚齐。
他先找到大夫荀息试探，碰了个钉子。又去找大夫丕（pī）郑商量。
里克说：“申生、重耳、夷吾三位公子的党羽打算杀死奚齐那个小娃娃，您怎么看？”
“好啊。”丕郑说，“咱们一块做这件事。只要你我联手，没有做不成的事。您与三位公子的党羽做内应，我负责外援。我去说服狄族人入侵，策动秦国出兵，以此来搅扰晋国。到时候，谁跟着咱们干，我们就给谁高官厚禄；谁给咱们的条件优越，我们就拥立谁当国君，让大家看看，谁在晋国说了算！”
“不可以这样。”里克说，“我听说，道义，乃是利益的基础；贪婪，乃是灾祸的根源。抛弃道义，即使得到利益也不牢固；出于贪婪，即便成功也会结怨于人（夫义者，利之足也；贪者，怨之本也。废义则利不立，厚贪则怨生）。奚齐那个小娃娃有什么罪？只不过是因为骊姬倒行逆施，搞乱了晋国，让诸侯看笑话，让晋国民众心生不满。我是担心如今的政局就像是堵塞住的洪水一样，一旦溃决，势不可挡，将无法收拾。所以我打算除掉奚齐，接回流亡国外的公子主政，以此来安定民心，取得诸侯的同情和援助。”
里克望了丕郑一眼，接着说：“如果我们除掉奚齐是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那就是违背道义而受贪婪驱使，一定会遭到民众的怨恨，最后搞乱国家，个人富贵也保不住。”
丕郑答应了里克。他们合力除掉了骊姬和奚齐。（《国语·晋语二》）
还回土地
陈国贵族夏征舒作乱，杀掉了国君陈灵公。楚国君主楚庄王率领诸侯军队讨伐乱臣，杀死了夏征舒，顺手把陈国也灭掉了，变成楚国一个县。
大夫申叔时出使齐国归来，报告完了情况想退下去。见他就这么走，庄王不甘心，叫住他，问：“我平息了陈国内乱，诸侯和楚国各县的大夫都来祝贺，唯独你一点表示也没有，怎么回事？”
申叔时说：“夏征舒杀了他的国君，大逆不道，国君您消灭他完全符合道义。然而我听说，‘有人牵着牛践踏别人家的田地，那家人不是赶他走，而是夺走他的牛。牵牛践踏人家的田地固然不对，但以此为理由夺去他的牛，更没有道理。’国君您号召诸侯出兵陈国时说的是讨伐有罪的夏征舒，可结果却是把陈国变成了楚国的一个县。如果别人说，楚国不过是以讨伐夏征舒为借口，实际上是贪图陈国的财富，不知道国君您如何辩白？”
“你说得很对。”楚庄王说，“我这就把土地还给陈国人。”申叔时说：“我们已经做了小人了。但拿了人家的东西再还给他，总比不还好。”
在楚国的扶持下，陈国复国。（《左传·宣公十一年》）
韩起退玉环
晋国的执政大夫韩起（韩宣子）到郑国访问。他有一只玉环。玉环本是一对，另一只在郑国的商人手里。韩起想通过郑国君主得到另一只玉环，子产不答应，说：“这不是公家的东西。”大家劝他满足韩起的要求，因为晋国是强国，绝不能得罪。子产说：“正因为要与晋国保持友好，才不能答应这件事。如果大国向小国索要财物，小国立即给予满足，那么小国给得起吗？这次给了，下次怎么办？不给岂不是更得罪人？再者，这对韩起本人也不好，实际上是把他往贪婪的邪道上引。一只小小的玉环竟然带来两种罪恶，这样做值得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