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遗嘱的见证人让宋子文一夜成名
宋庆龄真正的痛苦不在中山先生得病的时候，而在她亲眼看到大夫在化验单上的癌症签字，那字虽小，却宣判了先生的死刑。痛苦中的庆龄含泪对孔祥熙说：“子文还在广州？”
“夫人的意思是让子文也过来？”孔祥熙道。
庆龄点点头：“让子文也过来吧，帮你一把。”
子文得知这个不祥的消息，心急如焚，饭也没吃，午夜直赴北京。他一面安慰二姐，一面跑里跑外，请大夫，买药品，竭尽全力，关心和照料重病中的孙中山。
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病危，宋子文、孔祥熙、汪精卫、孙科心事重重地进入病房。
孙中山从昏迷中醒来道：
“汝等前来，将有何言，不妨直陈。”
宋子文犹犹豫豫，不敢言语。过了一会儿，汪精卫说：
“1月26日先生入院后，诸同志皆责备我等。想请先生留下些教诲之言，如先生的病痊愈无所说矣，如果不能痊愈吾等仍可永听教诲也。”
孙中山听后，沉默良久，然后说：
“我何言哉！我病若痊愈则所言甚多，我先至温泉休养，费数日之思索，然后分别言之。假使不幸而死，由汝等任意去做可矣，复何言哉！”
宋子文四人再次请求说：
“我们仍愿听先生之吩咐也。”
汪精卫说：
“我等今已预备一稿，读与先生听，先生如肯赞同，即请签字，当做先生之言。如不赞成，亦请别赐数语，我可代为笔记。”
孙中山闭目片刻，然后道：
“可，汝可试读之。”
汪精卫立即取出所拟文稿，即著名的《总理遗嘱》，低声慢读。
孙中山听毕，点头说：
“好，我极赞成。”
汪精卫取来笔墨，请孙中山签字。
孙中山说：
“汝暂时收存可也，今日不须签字，俟数日后再酌。吾总还有数日之生命。”
3月11日，孙先生再次报病危。
这天是星期三，孙先生要求把他从那张舒适的床上移到行军床上。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围绕在病榻旁。汪精卫将预备好的《总理遗嘱》呈上去，孙中山先生因手力甚弱，不停地颤动，无法坚持。晚9时，夫人宋庆龄含泪托起孙中山先生的手腕，执钢笔签上“孙文”二字。
宋子文又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陈友仁起草的《致苏俄同志的一封信》轻声读了一遍，孙中山听过后，用英文签上自己的名字。
3月12日，这天无风。
上午9时30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里溘然长逝，走完了一生坎坷不平的路，终年59岁。
这样，宋子文以见证人之一的身份，在孙中山的两份遗嘱上签名，并且参加了全部治丧事宜。这使宋子文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随着报纸铺天盖地的宣传，宋子文这颗政治新星渐渐引起了国人注目，有如一夜成名。
苏联公使馆立刻下半旗志哀。苏联人为表示友谊还从莫斯科运来一口特殊的带玻璃盖的漆成黄色的钢棺材，这种奇形怪状的新玩意不符合中国的传统。不过也运来晚了，身穿肥大袈裟的方丈恶狠狠地骂道：“这些大鼻子办事，真不是时候！”被和尚放到一边去了。
由于宋子文与孙中山的亲戚关系，加上宋庆龄对子文的特殊交代，便被推为主办治丧事宜。在宋子文的建议下，在西总布胡同住宅里，专门腾出一间房子存放挽幛花圈。
3月19日，由宋子文安排，宋家为哀悼这位远行的亲人，私下举行了一次未作公开宣扬的丧礼。
接着，又在北京协和医院的小礼堂举行公开丧礼。仪式由加拉罕做主祭人，由前司法部长许崇智致悼词，充满着浓郁的基督教风俗。
悼词宣读完毕，一队穿白色法衣的唱诗班打破了肃静，走了过来。他们是由燕京大学的学生自动组成，手持点燃的大蜡烛，唱着孙先生生前喜爱的歌，“甜蜜的和平，上帝博爱的礼物……”他们排在灵柩旁，在壮观而简朴的仪式进行过程中，一直站在那里；在外面，成千上万的人等待着，一直等到唱诗班把送葬者从小礼堂里领了出来，哭声也从小礼堂里引了出来。在哭声中，庆龄不能自持，不得不让人搀扶着……
庆龄身穿丧服，臂戴黑纱，是那样虚弱和哀痛。她的小妹宋美龄和孙科扶架着她的双臂，后面还有宋子文、孔祥熙夫妇以及其他亲友。再后面是24个护棺人抬着巨大的灵柩。
巨大的灵柩通过北京十里长街时，街道两旁挤满了数十万送别的人群。人们早就汇集到这里，从凌晨3点到上午10点，整整七个小时。他们在寒风中等待着和领袖告别的那一刻。最后，巨大的灵柩通过十里长街，伴着人们的哭声移至坐落在白皮松林中的西山碧云寺大殿。
3月24日，发表祭词，前后参加致祭悼念的多达14万余人。整个葬礼期间，宋子文忙前忙后，不仅担任葬礼的全盘主持，还兼顾着对姐姐庆龄的照顾和安慰。
葬礼结束后，庆龄含泪把子文叫到身边做了一番安排，接着宋子文秉着姐姐的旨意，又匆匆赶回广州，因为广州政府已处在群龙无首的状况。
广州的天空越来越暗。
广州的雨一下就是几天。天空中有种白滢滢的东西，似雾又似雨，正像先生的逝世一样给人以压抑。街面上水明明的，似是很滑。路上很少有人行走，偶尔有一两人，都是打着蘑菇般的小伞。宋子文结束孙中山的治丧，匆匆忙忙地赶回广州，正遇上这个鬼天气。
这雨、这天、这雾，似是对孙中山先生的哀悼。不过广东革命政府的形势，在中山先生前的奋斗下还是好的。经过镇压广州商团叛乱，两次东征，击溃陈炯明反革命军队，平定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两部的叛变，革命力量得以壮大，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和迅猛发展，为宋子文施展才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
宋子文回到广州的当天，子良就跑了过来，打听了北京的一些情况。不几天，庆龄一行也回到了广州。人们化悲痛为力量，工作有声有色。同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广东省政府依照国民政府所颁布《省政府组织法》改组成立。广东省政府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商务、农工、军事等七个厅，宋子文出任商务厅长。8月20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遇刺身亡。9月20日，国民党中央任命宋子文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并仍保留中央银行行长与商务厅的兼职。
国民党“二大”在汪精卫的主持下，于1月4日至19日在广州召开。会议决定以孙中山的遗嘱作为国民党永久的理论基础，宣布孙中山的在天之灵永远是党的灯塔。
会议从258名代表中选出了36位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其中7位是共产党人。毛泽东是其中之一，他负责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另外，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在广东负责国民党党务。宋子文被选为执行委员，主管财政。在孙中山的遗言下，宋子良升任广州银行行长。
宋子良上任广州银行行长
一个职务犹如一副担子。
虽说是银行，有名无实。用钱的地方多，进钱的地方少。况且账面上的钱又不多，不要说北伐，单单维持正常的开支就很困难了。
困难，是对人之考验。
困难，也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宋子良的精明。
宋子良作为银行行长，当好哥哥的财政参谋，并没被困难吓倒，他用他博士的智力、他的聪明、他的才干，一次又一次使民国政府度过危机的难关，显示出当家理财的“智多星”，深得二姐庆龄和大哥子文的赞誉和赏识。
宋子良在支持国民政府当家理财中，保持着与哥哥子文的密切合作，对每一笔账目，每一笔财源，每一项开支，都精打细算，有轻有重，有缓有急，既考虑眼前又考虑长远。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好钢”用在刀刃上。
宋子良主张的是，宏观不失控，微观清楚；确保重点，兼顾全面；八方敛财，精打细算；强化政府，加强税收。具体归纳为“五字方针”，这便是：
精，即是精打细算，无论是开支或收支，账目清楚，用法合理；
保，即是确保重点，分清主次矛盾，不该花的一分不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