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压青松松更青
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又称讨袁之役，以失败告终，南京独立取消，革命处在低谷；袁世凯当局在国内大搞恐怖活动：赏洋10万，缉拿孙中山；赏洋五万，缉拿陈其美。孙中山的追随者、革命者人人自危。国内无有立足之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大本营东渡日本，在东京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上海义举失败后，陈其美并没有立刻出国，而潜伏在上海的公共租界里，在恐怖气氛下，陈其美冒着生命的危险，从事着“二次革命”的善后事宜。当时陈果夫是帮助叔叔处理善后事宜的得力助手。陈果夫回忆说：
（上海）奋勇军失败后，死者之抚恤，伤者之治疗，生者之遣散，均成问题。……办理善后最感困难的是经济问题。我除把英士先生给我的学费用尽，及向蒋（介石）先生领得少数经费之外，只好和多方借贷，陆续清理，逐一遣散。直到民国三年五月间，才把这件事完全清结。
从举事起以至办理善后，我受英士先生之派，向各方筹款，如朱葆三、王一亭、杨信之、沈缦云、叶琢堂、叶惠钧等，均有相当往来。这些人中间，沈与朱比较最好，并没有因为我们失败了，而加以冷眼。叶琢堂君不时以消息供给我。在我们危难的时候，常常加以协助，其豪侠好义，尤能给人以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象。从七月到九月三个月中间，英士先生尚在上海，因为大部分同志不是变节，便是畏缩不敢再举，乃嘱我每日前往协助，并担任交通。因此，日里我是料理自己的分内事，夜间则随英士先生工作，每晚非到十一时后不能返寓。这时袁世凯的侦探，对我极注意，所以我的行动亦不能不特别审慎。有一次，给我发觉有陆中同学任侦探者尾随，乃设计跳上电车，一刹那又跳下来，得以脱身。在英士先生东渡之前，一直承办事项幸未误事；唯有其日奉派一信给王一亭先生，中途遗失，自认为生平一大憾事。
应该看到，陈其美在恐怖气氛下，并不甘心上海义举的失败，他除办理善后事宜外，还在秘密地与一部分留在国内的革命党人谋划在自己的家乡湖州、宁波建立反袁根据地，再举义旗。
1913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海静安寺路沧州别墅八号楼，窗帘低垂。一个秘密会议在这里召开。
陈其美因目标太大，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隐居在上海租界的季雨霖、殷汝骊、夏杰唐、程潜、汪精卫、刘艺舟、胡经武等十余人，商议斗争策略。经过与会者的讨论，决定设立三部：实行部、继续部、暗杀部。三部之间互相配合，开展活动。具体分工是，由陈其美、王金发、钮永建负责湖州、宁波各处；由戴季陶、刘艺舟赴大连组织机关部，在奉、吉两省展开活动；林虎等潜入湖南，联合该省青、洪帮，并运动军队，谋三次独立。会议从早开到晚上。
会后，大家各负其责，分头行动了。
陈其美因为善后事宜相托，直到9月初，他偕王金发、蒋介石潜赴宁波、湖州，在那里开辟新战场，“拟以宁波为根据地”。
这期间，陈其美还委派姚勇忱等十余人，前往杭、嘉、湖，宣传民众，发动民众，“分头举事”；安排雷铁生、方继英、沈凤祥等，在上海英租界收集炸弹武器；拟推举雷铁生为浙江都督，组成浙江讨袁军，在浙江发动起义。
再说陈其美、蒋介石、王金发等潜入宁波后，他们发现因袁世凯的恐怖威胁，浙江都督朱瑞态度有变，但是他们照常活动。这期间，雷铁生派炸弹队长方济青，用车船运十余枚炸弹至董家渡，但途中被郑汝成部发觉，结果所运炸弹被扣，秘密机关被查，损失严重。雷铁生当场被捕入狱。
陈其美得知后，痛心疾首，见图浙不成，又拟改变方针，从长计议，图划第三次革命。并决定联络日人，筹饷购械，以“台湾”为新根据地，从闽、浙两省着手活动。同时他又派遣革命党人赴大连联络胡党与宗社党人，在北方起事。这些计划在实行中也因力量不济而被迫中断。
面对着一次次的失败，陈其美百折不挠。据有关资料披露，他在此期间还拟定了第三次革命计划。他在致洪门大佬杨志平的一封信中说：
前由潘君月樵介绍，沪江战事得蒙足下仗义疏财，接济维持，已呈请岑大元帅注册存案矣。金陵之役，同志血战三星期，复为张贼夺去，非人谋之不臧，实天助袁逆、张贼也。可恨至极！吾辈抱定宗旨，百折不回，现已由沪江同志议决，以一半往长崎赴会，联合日人，筹饷购械，以台湾为根据，从闽、浙进行。复遣同志多人，大连联络胡党英杰，勾结宗社党人，在北方定期起事。江浙方面概归鄙人主持一切，将来仍请阁下召集洪门同志共举义旗，直捣金陵，先诛张贼，后讨袁逆，以雪前耻，扫除专制恶毒，重立共和政体，呈党幸甚！再者，以后往来信札，总宜秘密，因邮局中人查检甚严，恐有泄露，故此次特派心腹前来，与阁下当面接洽，如蒙允准，即望将回件交来人带回。迩来南北侦探遍地，吾辈浍切宜缜密，凡军火文件皆存在日人行（李）中。遵处属地，尤须谨防。倘再有疏虞，则一番心血又成现饼。铁君来常，事竣尚须往苏、杭一行。倘有需款，即乞尊处付可也。
事实表明，在二次革命失败后，由于袁世凯的高压恐怖统治，革命党人的活动空间有限。陈其美见事无可为，便决定应孙中山之召，潜赴日本，继续从事反袁斗争。陈其美在赴日前，曾于9月26日晚，秘密回到上海海宁路10号与家人告别。陈其美很乐观地对家人说：
此次失败，非袁世凯力强，乃党人自己太弱。非因人少，实以无团结力，各自为谋所致。今当奋发精神，期以二年，必能复举。二年之后，当再与家人团聚也。
陈其美并没有被袁世凯的恐怖镇压而吓倒，在家乡又收到孙先生的召电。于是他离开湖州赴日本去了。
关键时刻革命党内部又出现了分裂
孙中山逃亡东京后，开始理智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教训是什么呢？人心不齐，组织涣散，犹如一盘散沙。如此怎能对付凶恶的敌人？怎能承担起历史的重任？国民党较之同盟会已经褪色不少，关键是革命性、组织性、纪律性，使他大伤脑筋。二次革命失败，有许多革命党人流血牺牲；有许多革命党人被通缉，无家可归；但也有投敌变节的，成了袁世凯的无耻的政客；也有革命理想破灭，痛不欲生的；也有逃避现实，出家为僧的。面对现实，孙中山任重而道远。
夜深了，人静了，孙中山伏在案头，在做改组国民党、成立中华革命党的周密计划……
突然有人敲门，来人不是别人，正是湖口起义的陈其美。
“你是什么时候来日的？”孙中山关切地问。
“我是刚刚到的，特来向先生报到。”
“湖口起义的人员都怎么样？”中山又问。
“嘿，甭提了！杀的杀，逃的逃，各奔他乡。”
“都逃到哪儿去了？”
“这里来的最多，其余的有的到了香港，有的到了台湾，还有的到了新加坡。”
过了一会儿，孙中山愤慨地说：“失败惨重，国民党已成一盘散沙，党员不听号令，这个党我不要了。”
“为什么？”陈其美不解地问。
“在讨袁前的全国22省中，国民党有八个都督，在国会中国民党系第一大党，各省议会也占优势，力量是相当大的。但是，为什么不到两个月就一败涂地呢？我认为，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
孙中山继而强调指出：“我看袁世凯不出五年就要做皇帝，我们要赶快组织新党，起来革命，叫他做不成皇帝；如果等他做了皇帝，再去推翻他，那就更不容易了。”
孙中山1913年冬着手筹备，次年7月8日在东京改组国民党，正式成立中华革命党。可是中华革命党虽然建立了，但内部却由此引起了分裂。
东京筑地精养轩。
宽敞明亮的房间中，200余名流亡的革命党人席地而坐。其中有黄兴、陈其美、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还有李烈钧、张继、陈炯明、邓铿等。
孙中山环视一周道：“我党人心涣散，达于极点。遯初被刺，我返沪主张立即起兵讨袁，党内又是众说纷纭，无复统一，克强坚持法律解决……”
说完，他把严厉的目光投向黄兴，然后逐一批评说：“还有英士、展堂，你们都是犹疑观望，一误再误。癸丑之役，终成强弩之末，以致落到今天的地步！”
黄兴等人沉默。
孙中山又道：“二次革命，非仅雪癸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我已决心对之负全责。现在成立中华革命党，希望大家能绝对服从我，并且要盖指模，立誓约！”
与会者开始窃窃私语，不少人都用目光望着黄兴。
孙中山感觉到了这点，他也转向黄兴问：“克强，还持不同意见吗？”
黄兴答道：“是的，先生的苦心，我是明白的。二次革命前，我党确实松懈涣散，但立誓约、盖指模服从个人，能否严明纪律，振奋精神？况且，也有悖于民主准则。……革命并非经商的公司、会社，一切全由最大的股东决策！”
胡汉民抢着说：“克强兄所言甚是，立誓约、盖指模的做法，与会党无异，先生不一定过分拘于形式……”
孙中山强硬地说：“不，前者有训。关于这一点我绝不让步！”想了一想，又加重语气说：“我不是一个专制的人，但还是要重申‘三次革命’由我自己负完全责任，愿意服从者必须纯然听从我的命令。克强如有异议，也只得悉听尊便！”
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所有的人都悄悄注视着黄兴。
黄兴以巨大的抑制力克制住自己。他默默地，感情复杂地望着孙中山。
孙中山也同样望着他……
这时，陈其美却幡然醒悟，站到了孙中山的一边，一下子加重了孙的天平。
陈其美说：二次革命失败，大家都是目击者，我们的失败就是没用孙先生的武力解决，而采用克强的议会之路，这是铁证。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这时，孙中山也激动地站起身来，责备黄兴说：在南北方议和时期，我曾主张宁可开战，也不议和，但克强支持；关于民国建都地址，应该在南京，要袁来南京就职，克强也不表示坚决支持；宋案发生后，民愤可用，以武讨袁，克强先生又是阻止其行；再者，我本来想赴日本求援，克强又是不同意，让他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后来我想亲赴南京誓师讨袁，克强又自告奋勇，阻其前往，招致失败，全局瓦解。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纪律应该加强了。必须要服从我。
陈其美还说：二次革命时，就是没有听从孙先生的意见，及早发难，致使失败如此之速。
听到这里，黄兴不同意陈的说辞，反唇相讥：国民党改组后，事权不一，癸丑之役失利，我黄克强何能独负其责？辛亥革命之后，同盟会有些老同志利欲熏心，都想做都督，一时闹出了无数的野鸡都督，趾高气扬，自由行动，不受党的约束，这难道也要我黄克强负责吗？
……
也许是因为这次不愉快的经历，陈其美此后即“力排众议，主亟进”。陈其美到处奔走，要大家赞成。凡不赞成加入的同志他就大做文章加以人身攻击。陈其美还抓住黄兴在东京建造简易住房一事大肆攻击。对于革命同志的相互倾轧，黄兴感到愤懑和难过。他在致刘承烈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悲观，他说：
党事弟久灰心。近来尤极其诡谲之态。不德如弟，欲图挽救，转受毁伤，尚有何说！必宕将来，既感且佩。恐人不我与，犹含沙蹑其后。请拭目以观，必有所悟也。
5月29日，黄兴致函孙中山，对陈其美等人的指责有所申辩。当天，孙中山最后表示：
及今图第三次，弟欲负完全责任，愿附从者，必当纯然听从弟之号令。今兄主张仍与弟不同，则不入会者宜也。此弟所以敬佩而满足者也。弟有所求于兄者，则望兄让我干此第三次之事，限以二年为期，过此犹不成，兄可继续出而任事，弟当让兄独办。如弟幸而成功，则请兄出而任政治之事。此时弟决意一到战场，以遂生平之志，以试生平之学。今在筹备之中，有一极要之事求兄解决者，则望……弟所望党人者，今后若仍承认弟为党魁者，必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因第二次之失败，全在不听我之号令耳。所以，今后弟欲为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庶几事权统一，中国尚有救药也。
1913年10月7日，陈其美偕戴季陶、陆惠生、山田纯三郎进见孙中山，田桐随后亦到。陈其美经与孙中山交谈后，两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认识。陈其美说：“辛亥革命，手持寸铁，集众数百，武昌一呼，全国振荡者，革命党之精神有以致之也。癸丑一役，据地省，拥兵十万，北兵负隅，而全局失败者，革命党中锐气消沉之致也。”陈其美还指出：“二次革命之失败，由于我党之不统一，其原因皆由诸同志不能奉先生之教令，往事具在，后之进行，须鉴前车。欲革命党能达目的，非此不可。”
陈其美还很后悔以往自己不能很好地听从孙中山的命令，邵元冲写道：
（陈其美）回想这一年多的经过事实，觉得许多地方，中山先生都能事先见到、想到，因各同志见识学力不及中山先生，以致处处牵制中山先生的主张，不能服从其命令，因此有这样重大的失败，自己非常的追悔。遂决心服从中山先生的主张，助其组织中华革命党，以严格地训练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