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回如何分析和解决焦虑问题
我有六个忠实的仆人
（他们教会我所知的一切）；
他们的名字是：事件、原因、时间、方式、地点、人物。
——拉迪亚德·吉卜林
用第一章第二回提到的开利的“神秘处方”，能解决所有的焦虑问题吗？当然不可能。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答案是：我们要通过学习以下三个分析问题的基本步骤来武装自己，以便解决各种焦虑带来的困难。这三个步骤是：
1.获取事实材料
2.分析事实材料
3.做出决断并付诸行动
就这么简单？不错，这是亚里士多德教导别人并切身运用过的。如果想解决那些侵扰着我们、让我们日夜如临地狱的难题，那么我们也必须用上这种方法。
我们先来看第一步：获取事实材料。为什么获取事实材料如此重要呢？因为只有把事实查清楚，才有可能理智地解决问题。弄不清事实，我们就只能在混乱中一筹莫展。你以为这是我的想法？不是，这是已故的郝伯特·霍克斯的思想，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学院当了22年的院长，帮助过20万名学生解决了焦虑问题。他曾对我说，“困惑是产生焦虑的主要原因”。他是这样说的：“世人的焦虑，大多是因为对事实缺乏了解就试图做出决断而产生的。譬如说，我碰上了一个问题，必须在下周二下午三点之前予以解决。那么在下周二之前，我肯定不会尝试就此做出任何决定。在这段时间里，我会专注于获取有关这个问题的所有事实情况。我不会焦虑，不会为此忧心忡忡，也不会辗转反侧。我只会专心致志获取事实。等到了星期二，如果我已经弄清了全部的事实，问题基本就迎刃而解了。”
我问霍克斯院长，这是否说明他已彻底战胜了焦虑呢？他答道：“是的，可以坦率地说，我现在的生活几乎与焦虑不沾边了。我发现，一个人如果致力于公正、客观地查清事实真相，他的焦虑就会在智慧之光的照耀下烟消云散。”
请允许我重复一下他的话：“一个人如果致力于公正、客观地查清事实真相，他的焦虑就会在智慧之光的照耀下烟消云散。”
可是我们大多数人是怎么做的呢？如果我们还算关注事实的话——托马斯·爱迪生非常严肃地说过：“人们懒得思考问题，为此会不择手段。”——如果我们还算关注事实的话，也只是像猎狗一样，紧盯着那些我们已经考虑到的部分，却忽视了其他一切。我们只想获得支持自己行为的事实——这些事实轻而易举地就满足了我们的主观愿望，让我们先入为主的偏见得到合理的解释。
正如法国作家安德烈·莫洛亚所说：“任何事情，只要与我们的个人愿望相一致，似乎就是可信的，如果不一致则会让我们大为光火。”
既然这样，我们找不到解决难题的答案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如果我们认为二加二等于五，那么在做二年级的算术题时不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吗？可是，这世界上就有很多人，坚持认为二加二等于五，甚至是等于五百，从而把自己和他人的生活搞得一团糟。
对此，我们能怎么办呢？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要排除个人情感，就像霍克斯院长说的那样，必须“公正、客观”地弄清事实真相。
这对于深陷焦虑之中的人们来说并非易事，因为我们焦虑的时候往往情绪激动。不过，我找到了两种办法，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从而以纯粹、客观的态度对待事实情况：
1. 在获取事实材料的时候，我假装不是在为自己，而是为他人搜集信息，这样有助于我保持冷静和公正，也可以帮助我剔除个人情感因素。
2.在搜集与那些引起焦虑的问题有关的事实材料时，我有时会设想自己是对方的辩护律师。换句话说，我要尽可能获得一切对我不利的情况——一切违背我的初衷、让我不愿面对的情况。
然后我把正反两方面所有事实情况都记录下来，一般都会发现，真理其实就存在于这两个极端之间。
我想强调的是，无论你我，甚至是爱因斯坦或美国最高法院，都无法在查明事实真相之前对任何问题做出明智的决断。托马斯·爱迪生知道这一点。他去世的时候，留下了2500本笔记，里面记满了他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事实根据。
所以，解决问题的第一个原则是：获取事实材料。让我们效仿霍克斯院长的做法吧：在尝试解决问题之前，以公正的态度弄清全部的事实。
然而，仅仅获取全部的事实材料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我们还要对它们加以分析、判断。
代价不菲的经历让我发现，把事实写下来再作分析，这样要容易得多。实际上，把事实写在一张纸上并且说清我们的问题，就已经对我们做出合理的决定大有帮助了。正如发明家查尔斯·凯特林所说的：“把问题陈述清楚，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一半。”
下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来看看这种说法的实效。中国人有种说法，叫“百闻不如一见”。就当我给大家展示的是一幅可以看见的画吧，看看人家是怎么把我们正在谈论的东西转化为实际行动的。
就举盖伦·利奇菲尔德的例子吧。我认识他已经有些年头了，他是一个在远东地区非常成功的美国商人。1942年日军侵入上海的时候，利奇菲尔德先生正待在中国。下面是他来我家做客时对我说的：
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后不久就涌进了上海。我当时是上海亚洲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他们给我派来一个“军方清算员”——他其实是个海军上将——并且命令我协助他清查我们公司的财产。我当时别无选择，要么和他们合作，要么看着办。这里的“看着办”当然意味着死路一条。
我只得奉命行事，因为我没有选择的余地。不过，有一笔大约75万美元的保险费，我没有填在那张要交给日军将领的清单上，因为这笔钱归我们香港分公司，跟上海公司的资产无关。不过，我还是很担心，怕万一日本人发现我的所作所为，我就会陷入麻烦。他们果然很快就发现了。
他们发现的时候我不在办公室，不过我的主办会计在场。他事后告诉我说，那个日本将军暴跳如雷，破口大骂，说我是小偷、叛徒！说我没把日本皇军放在眼里！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要被抓进桥楼里去！
桥楼就是日本盖世太保的刑讯室！我有几个朋友宁愿自杀也不愿意被关到那个鬼地方。我的另外几个朋友在那里经受十天的刑讯折磨之后死掉了。现在轮到我进桥楼了。
该怎么办？我是星期天下午听到的这个消息。我想，我应该吓坏了。要是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我真会被吓死。多年以来，每次遇到忧心的事情，我总会坐到打字机前，写下两个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答案：
1.我担心的是什么？
2.我能做什么？
过去我尝试着给出答案，但不把它们写下来。但是几年前我就改变了做法。我发现，把问题和答案都写下来能让自己的思路更加清晰。
所以，在那个周日的下午，我径直回到我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住处，拿出打字机，开始写道：
1.我担心的是什么？
我害怕明天早上会被抓进桥楼里。
2.我能做什么？
我花了几个小时思考这个问题，并将可以采取的四种措施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打了出来：
（1）我可以去向这位日本海军上将解释清楚。可是他“不懂英文”，如果找个翻译来跟他解释，没准会再次惹毛他。那可能就意味着死亡，因为这家伙十分凶残，可能不愿多费口舌就把我扔进桥楼了。
（2）我可以设法逃走。但是不可能，他们时刻监视着我，每天进出在基督教青年会的住处都要登记，如果我想逃走的话，极有可能被抓起来枪毙。
（3）我可以躲在房间里不再去办公室上班。但如果我这样做，那个海军上将会心生疑窦，很可能会派兵来抓我，然后直接把我关进桥楼，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
（4）星期一早上，我可以照常去办公室上班。那样的话，那个日本将军可能会因为忙昏了头而忘掉我做的那件事。即便他记起来了，也可能已经冷静下来，不再找我麻烦。如果是这样，那我就万事大吉。万一他真的找我麻烦，我还有机会向他解释一番。所以，周一早晨若无其事地照常去办公室上班，这样我会有两次避开桥楼的机会。
思索再三，我决定采取第四个办法：周一早晨照常上班。主意打定，我顿时如释重负。
第二天早上我走进办公室，那个日本海军上将正坐在那儿，嘴上叼着一根香烟。他像平常一样瞅了我一眼，什么话也没有说。谢天谢地！六个星期后，他回东京去了，我的担心也就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