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于1925年元月任命曾担任国务总理的孙宝琦为淞沪商埠督办，虞洽卿为会办。因孙宝琦长期留驻北京，虞洽卿成上海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不久他又当选为全国商会联合会候补会长，此时的他已经达到了商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直系军阀孙传芳与奉系军阀张宗昌在他的积极斡旋之下，签署了江浙第二次和平条约，直军退至淞江，奉军退至昆山，上海地区永不驻兵，兵工厂也交由上海总商会接管。可以说正是虞洽卿的从中运作将军阀逼退出上海滩。
如果说，上海商人在与军阀的较量中暂时取得了胜利，那么在南方的广州，商人们在与国民党政权以及工人的较量中则遭到重挫。
在“商团叛乱事件”发生后，以工农以及国民党军为代表的队伍给以商团为代表的商人团体以沉重打击。在此之后，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表明，随着暴力革命的思潮渐成主流，有产者与无产者以及企业家阶层与革命党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非常紧张并且微妙，他们已经无法在这其中实行中立自保的策略。在这次冲突中，工会组织与国民党的军政府结成了战略同盟，从而站在了商团的对立面上，商人阶层逐渐被孤立。就在广东商团叛乱事件平息后半年，在上海又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在这次日后被定名为“五卅运动”的事件中，“虞治卿们”终于开始意识到，阶级决裂已经不可避免。
工商决裂和五卅惨案
1924年前后，中国社会的矛盾纠缠而且复杂。当时，人数日渐壮大的工人阶层与新兴的商人阶层因为利益和价值观上的矛盾，关系逐渐变得紧张起来，直至最终决裂。
随着洋务运动后近现代工业的成长，劳工人数迅猛增加，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表明，在1920年之前，工人阶层从来没有被看成是一支完整而独立的力量。企业家阶层对工人极不重视，他们最多也是出于利用或提高劳动效率的考虑与工人阶级进行一些最基本的接触。但商人的势力却是异常强大，从晚清开始允许商人结会以来，全国出现了大大小小数千个商会。广州、上海以及武汉的商会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团体。他们高高在上，根本不可能弯下腰来与工人们进行平等的对话。即便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内部，也主要活动在官吏、知识分子、士绅、军人以及华侨之间。
在这一时期，真正把工人作为独立力量来倚重的是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1921年8月，就在共产党成立之后的一个月内，中共便在上海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统一领导工人运动，这对于工农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1923年发生的京汉铁路罢工事件标志着工商之间的正式决裂。1923年，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人决定成立工会，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会推选共产党员林祥谦为工会委员长。当时的京汉铁路路权控制在军阀吴佩孚手中，这也是他最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京汉铁路总工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在此期间吴佩孚派军警驱散现场集会的工人。三天之后，总工会宣布铁路大罢工，使得京汉铁路线上的火车一律停开。5月7日，吴佩孚将林祥谦抓捕，要求他下令工人复工，林祥谦决然拒绝，军队随之将他残忍杀害，并将其头颅悬于电线杆上。在这场冲突中，还造成了35名工人被杀，伤者更是不计其数。终于，在5月9日，由于吴的军事压力，工人被迫复工。
当电线杆上开始悬挂林祥谦头颅的时候，工商之间的决裂事实就已经无比血腥地发生了。铁路工人于1924年2月7日在北京召开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发表了《成立宣言》，全国铁路总工会正式宣告成立。1925年5月，由汉冶萍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共同发起，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上作出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决定。从此，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面对工人阶级的崛起，企业家阶层不知所措。1921年5月30日，上海2000多名学生在租界马路上发表演说，散发传单，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血腥镇压工人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并号召收回租界，英国巡捕逮捕学生100余人。当天下午，一万余名群众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口聚集，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开枪射击，当场死亡11人，被捕者及受伤者不计其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面对英国人的暴行，总工会决定联合商界和学界，在全市范围内发动一次规模空前的三罢运动。在此后数日内，上万人上街进行游行，租界因此宣布戒严，租界内禁止三人以上结队行走，装甲车上架着机关枪日日巡街，恐怖迅速笼罩整个上海滩。风暴随之席卷全国各地。6月2日，数万名工人学生在广州举行示威大游行。3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游行。4日，南京亦出现大罢工和示威游行。民众及知识分子阶层对日本侵略主义和军阀政府的不满被彻底引爆。
6月7日，由上海学联、上海总工会和各商界联合会联合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宣布对这次群众运动进行统一领导，从而彻底将显赫无比的总商会排斥在外。联合会在运动中明确提出了包括取消戒严令，永远撤出英日海陆军，取消领事裁判权、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的绝对自由，制定工人保护法，惩凶，赔偿等在内的17项交涉条件。在此之后，联合会召集了规模空前的20多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上海的这一抗议活动得到全国各地的积极响应。6月19日，广州、香港25万工人在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之下举行了“省港大罢工”。6月23日，英法军警对游行工人开枪射击，当场死亡52人，重伤170余人，从而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沙基惨案”。面对帝国主义者的血腥屠杀，省港罢工委员会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成立，并组成工人武装纠察队，对香港和沙面租界进行封锁。与此同时，北京500多个团体于6月30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国民大会”，德国、印度、日本、朝鲜和土耳其等国代表受邀参加，宋庆龄也扶病出席。天津、济南、南京、武汉等地也举行了类似活动，前后参与人数多达1300万。
面对着全国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为了能够尽早解决问题，总商会领导人虞洽卿与总工会领导人李立三进行了紧急磋商。李立三提出“继续实行对美日经济绝交、提倡国货、抵制洋货和捐款援助罢工工人”三个条件，虞洽卿全部同意。双方决定于6月26日全面复市，持续近一个月的“五卅”风波宣告结束。在善后活动中，总商会共募得款项300多万元。在中方坚持下，租界工部局偿付了死伤者的抚恤金，肇事的日本纱厂则同意以上海总商会作担保，为工人增加10%的工资。
在这场激荡多变的“五卅运动”之中，面对着规模空前的民众怒潮，商会与工会之间的分歧和斗争开始明显的显现，由于意识形态的强烈引导，本来就非常脆弱和不成熟的中国市民社会内部出现分裂，劳工阶层与商人阶层之间形成对立的局面。这成为中国商业上的标志性事件。而且阶级裂痕已经赫然生成，再也难以弥合。
第三节 动荡中发展：中国民族企业的黄金时代
虽然处于动荡的时代，民族企业却开始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时期，由于一战的爆发以及中国国内制度的相对完善，为民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次客观上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机会。此时民资企业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为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可以说，正是在这一时期，也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商业发展迎来的属于它们的黄金十年。
因缘际会，民族企业得以喘息和崛起
经过辛亥革命前的几十年发展，官僚经商、文人经商屡见不鲜，商人早就摘掉了“士农工商”社会最底层的大帽子。而洋务运动和之后的立宪运动，都为中国企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商业基础和商业氛围。在此基础上，又适逢辛亥革命后的大好时机，因缘际会，中国民间企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良好态势。
民国初期，政治家们乱世争权，风云迭起。商人阶层的逐利天性和渴望稳定的心态让他们茫然四顾，终究分不清“谁是强者”，于是终日彷徨不定、不知所依。
但是，中国民族企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他们丝毫没有因为混乱的政局而影响前进的脚步，在辛亥革命之后的16年时间里，军阀割据成为主导，国家政权分崩离析，于是，这个时期就成了一个绝对自由而且自由得十分惊人的时代。在这样的内部环境当中，中国民族企业得以蓬勃发展。
除此之外，当时的外部环境也十分有利于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
当时的世界，欧洲处于不断动荡中，亟须一场大战来解决所有的恩怨。终于，1914年6月28日，一位爱国的塞尔维亚青年在萨拉热窝刺杀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俄、法、意、英等欧洲诸国很快就都被卷了进去。战争打了整整四年，一直持续到1918年11月，最终以奥匈帝国解体、德国和意大利战败结束。此战无比惨烈，共有6500万人参战，1000万人丧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政治、经济的版图被彻底改变。政治上， 1917年10月，俄国爆发布尔什维克革命，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经济上，过去200年中一直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大英帝国在战争中耗尽了所有资源，从而不得不向美国借贷来支付战争费用。而远在战火彼岸的美国则成为了新的世界统治者。1916年10月，当时就职于英国财政部的梅纳德·凯恩斯（日后因凯恩斯主义而在世界经济领域名声大噪）忧心忡忡地向内阁汇报说：“英国每个月要向美国借贷2亿美元。”而一位叫尤斯·泰斯的勋爵大人则写道：“我们的工作是设法让美国人感到心情舒畅，这样他们就能不加限制地向我们贷款。”
在亚洲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欧洲列强陷入混战，无暇东顾，日本乘机扩大势力。而与此同时，一直在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商夹缝中挣扎求存的中国民族企业也同样获得了喘息和崛起的机会。
如此内外相宜，因缘际会，中国民族企业得以飞速发展。这可谓是中国民族企业百年发展史上难得的一次黄金时代。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唐力行在《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一书中认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基础，就是在这一时期基本奠定的。在此期间，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官营企业体系基本瓦解，民营公司层出不穷，明星企业家不断涌现，企业家阶层开始走上中国历史舞台。
当时在江南一带，除了高歌猛进的荣家产业之外，张謇的大生纱厂是最重要的棉纱生产集团。在1918年，大生两家工厂的利润率都超过了100%， 1919年的两厂赢利高达380多万两，创下最高纪录，拥有纱锭数达13.7万枚，为国内第一。当时，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大生是最抢手的股票。据时人回忆，“一股100两银子，红利最高的时候分红可以达到一股20两，一些股金多的投资者，得到的利息银子甚至无法靠人力搬动，要用车子推。这就让那些开始时不愿意投资的人们后悔不及”。从1914年到1921年的八年间，大生两厂的利润累积超过1000万两，这是张謇作为企业家的巅峰时刻。
纺织业的暴利让所有人都垂涎三尺，投资者纷涌而入。专门从事纺织设备引进的慎昌洋行在一份报告中记录当时的热烈景象：“对于纺织设备材料来说，其需求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那些购买者所关注的只是如何迅速地提货，而不是价格问题。”尤为突出的是，纺织业的暴利甚至把政客、军阀也纷纷吸引进来。
可以说，正是由于国际上的战乱不断以及国内的军阀混战为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次契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工业化浪潮随之而来。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工业化浪潮
由于军阀混战，在1912年之后的十多年国家一直处在割据与分裂之中，这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央集权政府的弱势，是自“五胡乱华”的南北朝以来，1400年间第一次出现“中央真空”。10多年中，中国民营经济却迎来了一个“黄金年代”，这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唯一的一个“黄金年代”，与此同时，从1914年开始，中国迎来了第二次工业化浪潮。
在这一时期，由于国营企业体系的基本瓦解，从而使得民营公司得到了蓬勃发展，同时民族主义情绪在这一阶段也是空前高涨，明星企业家层出不穷，企业家阶层在公共事务上的话语权变得日益强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民族工业的基础，就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
除了中央集权“真空”的内因之外，工业化浪潮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外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