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目标定的是15年，但这一指标最终被压缩到了七年，并随后又提出了十年赶上美国的目标。为了能够如期实现这一梦想，“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全面展开了。当时毛泽东判断，苏联的“苏维埃＋电气化”理论已经落后于时代的步伐，凭借中国人发明的人民公社试验，中国很有可能比苏联提前进入共产主义阶段，也就是说只需三到五年的时间就可以赶超英美国家。
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英国年产钢量约为2000万吨，中国的钢年产量只有535万吨。为了实现这一愿景，中国决定将1958年的钢产量提高到1070万吨——依照这样的发展速度，只需两年的时间就可以在钢产量上赶超英国。
为了能够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中共中央于1958年8月17日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从此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
当时的主要做法概括起来为以下四点：
1.各部门、各地方都要把钢铁生产和建设放在首位，为“钢元帅升帐”让路；
2.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大搞土法炼钢；
3.对原有企业的生产能力不断追加投资；
4.商业银行全力支持工业“大跃进”。
在经过了紧张的一年突击之后，1958年12月19日中央宣布，钢产量翻番的任务提前12天完成了，这一年中国的钢产量为1108万吨，生铁产量为1369万吨。而实际情况是合格的钢材只有800多万吨，利用土法炼制的300多万吨土钢、416万吨土铁根本没有办法使用。
在整个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之中，全国各地都是利用土法炼钢的小炼钢炉进行炼钢，大批铁疙瘩被作为铁块送到了北京，有些地方甚至连铁锅都扔进了炼钢炉里。盲目的生产造成全国上下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估计当年因大炼钢铁而造成的损失约200亿元。不仅如此，这一年停止其他全部生产全力大炼钢铁严重削弱了农业生产，冲击了轻工业和其他事业的发展，从而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影响了人民的日常生活，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对后面的发展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面对着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利形势，中央政府最终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短期内能够实现的目标，自此之后“超英赶美”的口号被搁置，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也宣告结束。
当然，在1995年，中国的钢产量已经增至9536万吨，终于超过了英美， 1996年中国的钢产量超过了一亿吨，名列世界第一。到200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英国，终于实现了曾经的梦想。
“鞍钢宪法”的诞生和苏联的“撤走令”
新中国成立之后建设的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便是鞍山钢铁厂。在“一五”计划时期，鞍钢总共完成的基础建设投资总额为15.45亿元，已经占到了全国同期冶金工业基建投资总额的1/3。在经过了五年的累计之后，鞍钢共生产钢846万吨、钢材566万吨、铁1090万吨；分别占全国同期总产量的508%、42.91%和54.3%，占到了中国钢铁产量的半壁江山。
中共鞍山市委于1960年3月11日向中央写了《关于工业战线上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在对鞍钢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之后，他们还提出要“坚决地贯彻执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依靠广大群众办企业的无产阶级路线；继续彻底地批判和克服教条主义，进一步树立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使运动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
看了这个报告之后，毛泽东于1960年3月22日对鞍钢作出了重要批示：“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现在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 ‘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 ‘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1]
文中所提到的马钢便是苏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公司，当时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它形成了一套富有特色的技术标准和管理方法，因此被称为“马钢宪法”，这也成为当时苏联工业模式的骄傲。此时提出“鞍钢宪法”，很明显是针对“马钢宪法”来说的。
此时“鞍钢宪法”的核心经验总共有两条，第一条是“两参一改三结合”，第二条是政治挂帅。
“两参一改三结合”被认为是“我国对工业企业实行民主管理和科学管理的一条极具特色的重要经验”，它的具体内容是指：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生产、技术、管理等改革和改进上实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的制度。
而第二条政治挂帅则是指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坚持大搞群众运动，坚持不断革命，坚持总路线、“大跃进”。
“鞍钢宪法”是无产阶级办企业的根本路线，也是毛泽东思想在经济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冶金部于1960年5月23日在鞍山召开现场工作会议，将“鞍钢宪法”在全国企业之中进行推广。但是一个多月之后发生的事情让中国始料未及。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宣布单方面将在华工作的所有专家撤走。在外交照会上，苏联方面提出的理由是：“最近，中国方面在处理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问题上开始推行一条显然是对苏联不友好的路线……所有这些都伤害了苏联专家们的感情，使得他们被迫向苏联政府提出回国。”从7月28日到9月1日，苏方撤回了1390名专家，并停止向中国派遣900多名专家，同时废除科学技术合作项目257项，还中止了343份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截至1960年12月，只有一名苏联专家留在了中国。
苏联撤走全部专家，是中苏两国之间在多种立场、利益分歧上的一次总爆发，从此两国关系进入了漫长的冬季。
对于苏联方面的“撤走令”，中国政府毫无准备。5月20日，国务院还按照惯例发出了下一年聘请苏联专家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各部门做好续聘和增聘工作；6月17日，国家科委和外国专家局还联合制定了苏联专家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研攻关的分工管理办法，并下发全国。这表明，虽然两国在之前的几年之中曾经出现过种种的摩擦、争吵和不愉快，但这并没有导致决裂的必然性。由此可见，7月的“撤走令”非常突然和绝情，以至于在扰乱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的同时，也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自尊心。
事实上，苏联人的突然撤走对中国造成了两个相关联的后果。
一是引发了新一轮的边境危机。从1958年之后，因为台湾海峡问题的存在使得中美之间的关系持续紧张，在中国的东部海域时常有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军舰在游弋；而在西面，因领土纠纷中国与印度之间爆发了一场区域性小规模冲突；随着中苏之间关系开始紧张，中国的整个北部边境开始受到苏联的威胁。
二是外部威胁的增大，导致了中国工业布局的畸形化发展。一些原本应该设立在东北和沿海地区的重要工业企业纷纷内迁到中部地区，此时的工业布局开始以“备战备荒”为主要战略指导，从1964年，大规模的“大三线”建设在中国大地上骤然兴起。由于内外交困，时局艰险，年轻的共和国在它诞生的第十个年头陷入到了空前的困难之中。
三线建设：从吃穿用计划到全国备战
三线建设，是指从1964年开始，中国政府在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其开始的背景是中苏交恶与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武力威胁。
随着中苏之间关系的破裂，苏联在中国的北方边境陈兵百万。与此同时，在1964年8月2日北部湾事件爆发之后，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舰发生激战，并开始将战火延伸到了中国的南方地区。面对如此严峻的战略形势以及东南沿海地区脆弱的防务系统，中共领导层开始考虑在西部建设大后方战略基地的问题。同年8月17日、20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两次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命脉都集中在大城市之中和沿海地带，对于战备不利，与此同时，各省也要相应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
国家建委于1964年8月召开了一、二线搬迁会议，提出要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靠山、分散、隐蔽”（简称山、散、洞），有的还要进洞。至此三线建设拉开帷幕。
从1964年到1980年的10多年时间里，在三线地区总共有1100多个中大型建设项目得到了国家的审批并顺利施工投产。与此同时，还将一大批位于大城市的工厂与人才搬迁到了西部山区。同时还以“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等口号来号召人民群众前往三线地区生产和生活。由于是出于对国防的考虑，所以这些搬迁或者是新建工厂的位置都比较偏僻而且分散，从而导致了企业在后续发展之中出现了瓶颈。
在大三线建设的过程之中，总共有400多个三线项目在陕西建成，而这之中有将近90%的企业是远离城市的，它们分散在陕南山区和关中平原的48个县市，形成一点分散和多点分散的错综格局。由于在山区信息并不畅通，从而使得生产出来的产品样式陈旧，无法打开销路。有些工厂区建在容易爆发山洪、泥石流的地段，以至于一旦发生自然灾害，企业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失。由于交通闭塞，工人时常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也正因为如此，许多的厂矿单位里医院、商店、学校设施一应俱全，在厂区内吃穿用等各个方面都非常齐全，从而使得这些三线建设时期的工厂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社会。除此之外，三线建设还带动了中西部地区城市的发展，十堰等城市正是因为三线建设的有利时机才得以发展。1973年，中央正式发文重点建设重庆、贵阳、绵阳、安顺四个城市，为后来这四个城市成为全国三线企业的核心奠定了基础。
作为中国经济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三线建设时期的规模与抗战时期的沿海工业内迁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三线建设的地点都比较偏僻，这种建设方式也给后来的企业经营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浪费，也导致了货物运输的不便，但是三线建设却成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的重要助推器，为后来的西部大开发奠定了必要的工业基础和人才准备。就此而言，三线建设功不可没。
大庆油田与“铁人”王进喜
在共和国经济建设最为困难的三年时间里，却出现了让国人异常振奋的一件事，在中国的企业发展史上，也是一件大事，那便是在中国的东北发现了大油田。
虽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并开始使用石油的国家，但是直到1934年，全中国却也仅有陕西延长石油官厂这一口井在出油，并且每天出油仅有150斤，对于庞大的需求来说微乎其微。1939年，民国时期的著名地质学家孙健初在甘肃玉门发现油田，到新中国建立之前，玉门油田每年可产原油8万吨。在这一时期，美国公司也参与了在中国勘探石油的过程，在进行了20多年的大规模勘探之后，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的地质专家们最终得出一个“重要”结论，那就是他们认定中国大陆的地质构造不利于油气的储藏，因此中国不可能存在大油田，他们甚至给中国起了一个名字——贫油国。
为了摘掉贫油国的帽子，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组织了多支石油勘探队走遍全国各地寻找油田。1953年，时任地质部部长的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便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他认为在华北平原和东北的松辽平原上有可能存在大油田。为了证实他提出的这一论断，政府多次派人前去勘探，但是，直到1957年，探得的石油储量也仅有0.56亿吨，远远满足不了新中国的经济发展需求。这也导致了石油工业成为了“一五”计划中唯一没有完成指标的重工业部门。由于石油的严重缺乏，就连北京的公共汽车上都要用煤气作为燃料，每一辆公共汽车上面都要背上一个硕大的煤气包，难道中国真的是贫油国吗？
1958年，在李四光等人的一再坚持之下，勘探人员们开始在松辽盆地进行了重点勘探，就在1959年9月26日，当勘探队在黑龙江省安达县大同镇进行石油勘探时，勘探队打下的松基三井突然喷出了原油——大油田被发现了。由于喷油这一天已经距离共和国的十年大庆不远了，因此，“大庆油田”便成了这块新发现油田的名字。
就在大庆油田被发现之后不久，石油工业部立即从全国各地抽调了将近7万名石油工人和转业军人，由时任石油部部长的余秋里和副部长康世恩挂帅，在萨尔图会师，一场规模空前的石油大会战即将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