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理由：因为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对我们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
主要作品：《恶心》、《墙》、《存在与虚无》、《文字生涯》、《自由之路》、《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家庭中的白痴》
今天，无产阶级在俄国起的作用是它在任何别的国家都没能达到的；只要这样，我可以钦佩它，并且认为它是个好的例子。但是我无法肯定这会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胜利：我只能把我限制在我见到的一切里。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尽管动词“自我虚无化”已被认为是消除虚无中的最后一点与存在相像的东西，还是应该承认，唯有存在才能自我虚无化。因为，无论如何，为了自我虚无化，就必须存在。然而，虚无不存在。我们之所以能谈论虚无，是因为它仅仅有一种存在的显象，有一种借来的存在，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注意到了。
——《存在与虚无》
然而，夏尔没有找到他那位马戏女郎，而且父亲的高雅给他留下了印记：他毕生追求高尚情趣，醉心于把芝麻大的事搞得轰轰烈烈。看得出，他并不是不想光宗耀祖，只是想从事一项轻松的修行，既神圣又能跟马戏女郎厮混。教书这一行倒能两全其美，于是夏尔决定教德语。
——《文字生涯》
没有父亲，这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我认为，一个小孩在职业、财产等许多问题上，总是特别受父亲的影响。而所有这些又是这个父亲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然后在他的孩子身上留下印记，就像是这孩子的命运一样。而这一切我都没有。
——《文字生涯》
一种强烈的热情使他膨胀。他再不说话就会爆炸了。突然间，莫名其妙地，我明白这几年来我在欺骗自己，奇遇是在书本里，当然书本里的事业可能在现实中发生，但方式不同。而我重视的正是这种发生的方式。
——《恶心》
真正临死之前的心理活动只有死了的人才真正知道，而墙给了我另一个视角来看死亡。
——《墙》
她边说边举起了胳膊，我看见了她的腋窝，她赤裸着胳膊的时候，我就更喜欢她。腋窝。这腋窝半张开着，像一个嘴巴，露露看见一块淡紫色的肉，上面有些皱纹，长着像头发似的卷曲的毛。
——《闺房秘事》
作家小传
让·保罗·萨特，1905年出生于法国巴黎的富裕家庭。他的父亲让·巴蒂斯特·萨特是一名海军军官。萨特15个月大的时候，父亲因为感染热病在印度去世。随后，萨特跟随母亲前往阿尔萨斯，和任职语言学教授的外祖父一起生活。
萨特的童年基本是在外祖父家度过的。那里生活富足，藏书丰富，整座房子里弥漫着知识的氛围。因此，萨特从小就博览群书，在古来大家的作品中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尽管成年后的萨特非常排斥这种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不得不承认，正是这种环境氛围培养了他写作和文学上的才能。
4岁时，在萨特由于角膜炎导致右眼失明，使得他小小年纪就戴上了眼镜，相貌看起来也有些丑陋。12岁时，萨特的母亲改嫁，继父是一名海军工程师。他笃信数理科学，并且主张萨特长大后也做一名工程师。萨特对此非常反感，从而加强了他修习人文学科的决心。
到了上学的年纪，萨特的外祖父认为他天资聪颖，便要求校长直接让他上八年级。没过多久，因为基础太差，萨特被要求从一年级开始学起。外祖父一气之下给萨特办了退学，请家庭教师在家里给他上课。重新入学后，萨特先后转了三个小学，最后在路易大帝学校安定下来。
1924年，19岁的萨特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这期间，他阅读了笛卡尔、康德、柏拉图等人的主要著作，这些作品对他后来的哲学思想有很大影响。由于学校里每年都会举办戏剧演出，萨特开始对戏剧产生兴趣，他还写了第一个独幕剧——《我将有一个好的葬礼》。
1928年，萨特第一次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结果未能通过。第二年，他再度准备考试。这期间，他通过朋友认识了同校的学生西蒙娜·德·波伏娃。在这一年的教师资格考试中，萨特考取第一名，波伏娃则是第二名。从此，他们从相互爱慕变成了生活和事业上最亲密的伴侣和知己。他们并没有结婚，而且一直分居生活，甚至在不同的时期，他们分别有各自的情人。然而，他们的关系一直保持了五十多年。在生活上、学术上和政治上，他们都是密不可分的伙伴。
1929年，萨特应征入伍，成为一名气象兵。一年半后，他去了法国北部的港口城市勒阿弗尔，在一所高中里教哲学。与此同时，他开始写作小说和哲学论文。1933年，萨特前往柏林，进修胡塞尔的现象学。学业完成后，萨特写了《论自我的超越性》一文，两年后又发表了论文《影像论》。这些论文是萨特研究现象学后的论文成果。
萨特虽然少年早慧，对众多的文学作品更是烂熟于心，但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却是到了33岁才正式发表。1938年，一部关于偶然性的文学作品《恶心》（原名《忧郁》）几经周折后，在朋友的帮助下顺利出版。这部作品虽然没有特别畅销，却得到了不错的评论反应。
《恶心》是一部日记形式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历史学家洛根丁的生活。洛根丁一直借宿在一家小旅馆里，他的生活非常平淡，除了挖掘一位外交家的逸事，就是在图书馆里和人交谈，或者和一位咖啡馆的老主顾做爱。洛根丁像所有的普通人一样，依赖着一般人对生活的定义和价值观生活。可是，当他开始阅读，开始思考，偶然的思想火花却让他如见晴天霹雳一般，丧失了原本的生活依托。
二战开始后，萨特再次进入军队，担任气象兵。他的工作就是观测风向，然后将结果通知炮兵连。除了日常的工作之外，萨特用所有的时间进行阅读和写作。1940年6月，萨特跟随部队转移到法德边境时被德军俘虏。一开始，萨特被关押在巴卡拉，两个月后，一行人被运到位于德国的一个战俘营。萨特以患有眼疾不能打仗为由，让德国军官相信他不是士兵。随后，他成功地逃出了战俘营，回到法国参加地下抵抗运动。
在战俘营期间，他阅读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并撰写了话剧《巴理奥纳》。战争中的经历让萨特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从战前的个人主义转向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开始主张“文学介入社会”。
1943年，萨特出版了他的哲学专著《存在与虚无》。此书一经出版，就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许多专职的哲学家也关注了这本书，不过他们认为萨特的观点过于离经叛道，不能进入哲学的殿堂。两年后，《存在与虚无》吸引了大批的读者，“存在主义”也渐渐成为当时社会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潮。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写作环境非常艰苦，因为战时的煤炭短缺和电力供应不足，萨特就在一间咖啡馆里，用乙炔照明来写作。
《存在与虚无》成为法国存在主义的奠基之作，也让萨特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存在与虚无》全书分为四个部分，萨特运用自己独立的观点和哲学词语阐述了他对人与世界的理解，同时确定了存在的范畴、自为存在的结构、特征及其规律。
写作《存在与虚无》期间，萨特理清了对哲学的思考，他对文学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并且提出了“介入”的主张。他认为作家应该通过作品对社会、政治表达自己的态度，从而保卫日常生活的自由，他宣称“作家的责任在于塑造世界”，并且提出“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时代写作”的口号。
1948年，萨特受邀担任革命民主同盟的执行委员，开始正式“介入”社会政治。不久后，萨特和革命民主同盟的领导人胡赛在观点上产生分歧，到了第二年，两人的观点分歧越发严重后，萨特自己召开了一个革命民主同盟大会，正式宣布和胡赛“对着干”。不过，因为萨特的政治立场介于左翼和右翼之间，因此两面不讨好。
进入50年代，萨特在政治上逐渐“左倾”，信奉马克思主义，参与共产党的活动。虽然他不曾加入法国共产党，却愿意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1952年，萨特针对共产党人雅克·杜克洛被捕和工人罢工的失败发表了评论文章，文章开篇分析了共产党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到了最后却变成了对共产党的颂扬。这一举动导致许多同路人的离开，其中包括梅洛-庞蒂。
1955年，萨特和波伏娃应中国政府的邀请，来到中国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访问。对萨特来说，中国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东方国度，而在当时的中国，人们对萨特更是一无所知。行程结束时，萨特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对新中国的感受》，谈对中国的看法。回国后，他在法国的《观察家》上发表了《我所看到的中国》。波伏娃根据旅行所见，在两年后出版了《长征》一书。
1956年，萨特谴责了入侵匈牙利的苏联军队和支持这一行动的法国共产党，并彻底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但在政治上，萨特依旧坚持左翼的立场。虽然他对苏联用强权干涉他国颇有微词，但依旧认为苏联是血肉筑成的社会主义。
1963年，萨特出版了自传性的小说《文字生涯》，描写了他小时候在外祖父家的生活。和萨特内容庞杂、语言艰涩的哲学著作相比，小说将更多的笔墨放在了萨特的内心独白上，通过一个片段、一个见闻或者一个情绪来书写作者潜在的心声。文字摆脱了哲学论文的艰深晦涩，显得诙谐而俏皮。很多人猜测，萨特想要借着这本书回归文学领域，然而其中一个实际的原因是他欠了出版社一笔钱，需要用这本书的版税抵债。
1964年，萨特因为《文字生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拒绝领奖。在拒绝领奖的声明中，萨特写道：“一个对政治、社会、文学表明其态度的作家，他只有运用他的手段，即写下来的文字来行动。他所能够获得的一切荣誉都会使其读者产生一种压力，我认为这种压力是不可取的。我是署名‘让·保罗·萨特’还是‘让·保罗·萨特：诺贝尔奖获得者’，这绝不是一回事。”
1970年，萨特的身体开始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当时他正在写《家中的白痴——古斯塔夫·福楼拜》。在早年时期，萨特为了保持思维的活跃，白天服用安非他命，晚上喝大量威士忌。长此以往，这样的生活习惯完全毁了他的健康。
到了晚年，身体糟糕的萨特经常会产生幻觉，显得有些神志不清，逻辑也开始变得混乱。1973年，他的眼睛几乎完全失明，生活上需要由波伏娃和他的养女一起照顾。双目失明的萨特，身体羸弱，每天受着病痛的折磨，但是他从不抱怨，常常微笑着感谢所有帮助他的人。
1980年，萨特在巴黎去世，享年74岁。巴黎的五万群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纪念这位象征时代精神的哲学家。后来，波伏娃以萨特最后十年的生活为基础，写了回忆萨特的作品《永别的仪式》。
作品赏析
文字生涯
《文字生涯》是萨特叙述自己童年经历的小说。写了他6岁到11岁之间在外祖父家的一段生活经历。不同的是，小说并不是以作者自身所经历过的事件为线索，而是以他本人的思想发展为脉络。因此，在这本书中，主人公的真实经历并不重要，悲欢离合、时运兴衰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时刻进行的内心独白，时刻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否定或肯定的评价。
萨特从小失去父亲，和母亲生活在外祖父家里。小时候生病导致单眼失明，他却依旧被家里人看做是神童。外祖父母对他宠爱有加，将他完全封闭在自己的视线之内。他说：“一个被宠爱的孩子是不忧愁的。但他像国王一样无聊，像狗一样无聊。”
这个备受宠爱的孩子被放逐在书本的世界里，外祖父的书房就变成了他的世界。他将书架装着满满的书、一直上升到天花板的书房看作了神圣的教堂，然后请高乃依、雨果和福楼拜等人做了自己进入语言文化的领路人。不过，年少的他依旧像孩子一样，享受精神上极大富足的同时，还不忘记沉浸在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和幻想里。
多年后，当萨特年过半百，经历了战争和哲学思想的建立，经历了信仰的垮塌和对现实的无奈，他站在哲学的高度上重新审视童年的自己，在一些貌似平凡、琐碎的小故事中剖析和批判自己。
他得出结论，特定的生长环境让每个人的人生具有了必然的意义，而他的人生意义则变成了“存在就是为了写作”——“为了再生，必须写作；为了写作，必须有一个脑袋，一双眼睛，两只胳膊。写作结束，身体器官自行消失。”这样的结论似乎令人惊骇，却不是他最犀利的评价。他在书中甚至这样评价死去的父亲：“世上没有好父亲，这是规律。请不要责备男人，而要谴责腐朽的父子关系：生孩子，何乐不为；养孩子，岂有此理！”
在《文字生涯》中，萨特用调皮、揶揄甚至是嘲讽的口气叙述祖辈的事情，调侃父亲的病危，对家庭成员的存在报以戏谑的嘲笑。当然，他的这一做法并不仅仅是为了调皮而调皮，为了嘲笑而嘲笑。就像萨特自己说的，“没有无故存在的事物”，他对成长环境、家庭成员和生活经历的分析，不过是为了找出存在主义和整个学说的出发点。
萨特的家庭成员和生活环境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印证他“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每个家庭成员首先因其存在，才对他人产生影响，而非因为血缘及社会关系。书中的外祖父夏尔一出场，就想和马戏女郎出去鬼混；外祖母路易丝是一个十足的怀疑论者，否定一切，拒绝一切，甚至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当他写到父亲的去世时，说父亲之死“给我母亲套上了枷锁，却给了我自由”。他用弗洛伊德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来解释对父亲的憎恨，父亲的死甚至给了他解脱的可能，他说“幸亏他短命早死，否则他会用整个身子压我，非把我压扁不可”。正是在这些亲人存在的前提下，才塑造出了后来的萨特。
从小被亲人簇拥着，被书籍包围着，萨特练就了出色的头脑，却失去了童年的玩伴。“书是我的鸟和窝，书是我的乡间。书柜是一面镜子，把世界一并收入其间”。在阅读中，他了解了世界的厚度，也仿佛了解到自己的使命。当世界要他脱颖而出的时候，他就恰好出生了。因此他说：“我不是任何人的孩子，我的来源便是我自己。”
可是，即使他的思想大多来自自己的塑造，却无法避免他人对自己的影响。他在回忆中发现，自己的为人、性格甚至名字都是成年人决定的，因为他始终在通过他人的眼睛来观察自己。也就是说，他人的注视、选择和理解渐渐塑造成了五十年后的萨特。推而广之，当每个人被迫用他人对自己的理解来认知自己的时候，每个人的选择受到了他人的影响，甚至成为阻碍，从而改变个人的选择，这时，他人就变成了地狱。
在整本书中，萨特都在尝试用这样的思维来解读自己的过去，通过历史的境况来确定自己，用心理分析的方式来说明写作的目的是什么，找到他疯狂、他患上神经症的起因。剖析自我的过程中，他不仅仅专注于自己的人生，还试图将一代人的命运解释清楚，将人生经历中的偶然事件变成为某一特定目的的必然。
另外，对社会的深刻批判也变成了萨特写作的主题。《文字生涯》中有一段关于宗教问题的论述，很好地证明了萨特的观点。在这个家庭中，外祖父“除了在关键时刻，并不想念上帝”，而外祖母则“什么也不相信，只是由于怀疑一切，才使她没有成为无神论者”。他们对于上帝的反应，甚至没有对死神的反应强烈。
最后，他也对自己曾经坚持和信仰的主义做了反思。即使他的存在即是为了写作，写作也无法成为他改变世界的利剑。经过长期痛苦的努力和失败的教训后，他不得不承认，写作在大多时候是无能为力的。
他终于明白，文学不是一切，文学也不是“狗屁”，但是“文学救不了世，也救不了人，它维护不了正义”。即使抛弃文学投身政治，也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经过近十年的政治活动和思考，此时的萨特认识到，任何活动都有它的限度，于是他决定放弃幻想，心明眼亮地看清自己的任务，选择一个能够彻底拯救自己的事业。
萨特这本自传性小说从50年代开始写初稿，中间经过了十年才最终成书。在最初的稿子里，小说名叫“无立足之地的让”。彼时，醉心于政治运动的萨特满心期待着信仰的力量能够改变一切，因此小说中充满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分析的方法也非常僵硬。而且，由于他每天忙着写各种政治评论和反对文章，根本没有时间写自传，初稿被一搁再搁。
十年后，经历过思想转变的萨特重新提起笔来，将初稿改写成一部文学性特别强的作品。他特别设计了作品的风格，对小说中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采用了独特的描述方式。他没有将自传写成单纯的回忆录，让毫无意义的逸闻趣事充斥读者的视野，也没有单纯地议论、分析思想的变化经历，而是将哲学、心理、体验和分析穿插在了简单的故事里，看似随意，其实都是精心的安排。
在一百多页的作品中，几乎每一个段落都可以看到萨特对遣词造句的讲究，也能从中看到他的用心。他喜欢在故事的叙述中埋入一些暗示、一些含蓄的讽刺和一些意在言外的东西，让分析和说理显得自如而不突兀，还喜欢将一个刻板、严肃的道理通过几句俏皮的调侃阐述出来。正是由于萨特在小说的各个方面花了大量的时间、下了很大的工夫，才让它能打动读者、迷住读者。评论界甚至有人说，《文字生涯》的精彩程度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可比。
和萨特大部头的哲学著作相比，《文字生涯》更像是大作家忙里偷闲的一段小品文。但是，正是它纤细入微、玲珑剔透的一面，让读者看到了大哲学家平凡、可人的一面。因此，《文字生涯》成为一部令人兴味盎然、可以给人以美的享受的文学作品，也成了读者了解萨特其人不可缺少的第一手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