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就古代而言，王俊民的籍贯乃宋代京东东路莱州府掖县罗峰镇，这一点是毫无异议的。但就今而言，则大不相同，一说是今招远市的城里村，一说是今莱州市的北关村。
而在有中国状元名录劳，以及据此出版的其它书报刊物中，还有各地举办的诸多状元展馆里，大都把王俊民说成是“古掖县、今莱州市人”，而无一说他是“古掖县罗峰镇、今招远市人”。个别书报刊甚至还明言：“说王俊民家系罗峰镇，乃假托妄传之说。”有的文章还假借王俊民夫妇自己的口语，自我否定其籍贯为古代罗峰镇，即今之招远市。例如，有一篇文章写到：当有人说及莱州府罗峰镇出了个负心汉的状元时，王俊民说：“我家世居莱州北关，不必说成是罗峰镇。”其妻敷桂英也说：“我家并不在罗峰镇啊。”
本是一个简单的籍贯问题，焉何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呢？如何裁定这些分歧意见的是非与真伪呢？
历史的问题，只能由历史去回答，浩瀚的史海中蕴拥人们苦苦寻觅的答案：然而，史海茫茫，何以为凭作据呢？
常言道：史志纪实。只有史志，才是历史本来面目的最具权威性的佐证；只有以史为鉴，才可以排难释疑。
据查证胶东的地方志得知，王俊民的父亲叫王弁。《招远县志》上直标明书：“王弁，宋代进士，罗峰镇人。”又记载着：“王俊民，罗峰镇人，宋嘉佑六年状元。”
罗峰镇，即今之招远市也。罗峰，即罗山，雄踞于招远市境内的东北方，离城区即王俊民的老家仅十五公里，风光旖旎，是闻名遐迩的胶东名山，举世闻名的亚洲第一金矿田的所在地。从历史的沿革来看，招远，汉代叫曲成县，辖属于东莱郡，位列境内十七县中的第六位。唐代撤县设镇，以境内的罗山而命名为罗峰镇，时改属于莱州府之掖县。至宋代，罗峰已为“雄镇”，罗山乃成大宋皇家直属金矿，仁宗皇帝曾派大臣潘美前来督办金矿。到宋、金时代，金刘豫治齐，于天会九年（公元1131年），升罗峰镇为招远县，意取“招携抚远”之义，从此沿袭至今。公元一九九二年，撤县设市。
从这一历史的记载与沿革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王弁、王俊民父子，乃宋代莱州府掖县之罗峰镇，即今招远市人，应是一个无庸置疑的事实。
不仅如此，《招远县志》还写道：“王俊民，北宋嘉佑六年状元，因其为莱州掖县罗峰镇人，故人称‘王罗峰’。”从王俊民的这一别称来看，更确凿无疑地说明他是古代罗峰镇、即今招远市人。
另在《招远县志》的《坊表》篇中，还有如下记载：“状元坊，为宋嘉佑状元王俊民建”，地点就在今招远市城中心的城里村，那是专门为王俊民蟾宫折桂而就建的纪念性建筑。在《陵墓篇中又写着：“状元王俊民墓，在县西南三十里聚灵岭之东，塞尚有砖。田夫牧儿或偶动之，必心病，还其处，乃已。”在《文学篇中又载道：“王定民，字佐才，俊民弟。工书法，能诗，与苏子瞻（即苏东坡）友善，相倡和”，并收有苏东坡专门写给他的诗一首——《答王定民》。在招远城的市中心，更有为纪念王俊民而特地修建的“状元阁”，亦称“魁星楼”，其几经坍塌，几度修复重建，历尽囗年沧桑。还有因他而命名的“状元街”和“魁星路”等，世代相称。另外，王俊民得中状元后，于当年秋天题写的那块《祭圣水泉》的诗碑，也曾经竖立在他少年苦读的发迹之地——招远城西雾云山下的圣水庵学堂中。
此外，王俊民出生时难产，生母晕死，盖棺人墓，葬后死而复苏，产子招城西门外等故事，在招远当地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招远的古县城，自宋代后禁开西门，其因也盖由此而生。因为王俊民的生母，“死”经西门而出，又活经西门而归，故人们谓西门不辨生死，视为“鬼门”，不再保留和开启。
还有，从民俗来看，山东胶东一带男女嫁娶的婚礼乐队，只有出过状元的县，才具有打大铜锣的资格，否则只能打小铜锣。招远县自古至今，世代打的一直都是大铜锣。倘无状元出，岂有此俗在？
从这些历史的佐证中，完全应当毫无疑义地确认：王俊民的籍贯，乃古掖县之罗峰镇，即今招远市的城里村。
无独有偶。另据古代的《掖县全志》记载：“康侯，莱州掖县人。祖，世田舍翁。父名弁，字子仪，诵诗登科，为郓州司理。”其又载：“王弁，曲成罗峰镇人，自漳州移太勒令。”还载：“王俊民，进士第一，释褐（即脱去布衣、穿上官服），廷尉平佥（评签）书，徐州节度判官”，“明年充南京考试。”
从这古老的《掖县全志》中，同样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王弁、王俊民父子，确系古莱州府之掖县人，而更具体地说是“曲成罗峰镇人”。
《掖县全志》的这一记载，与《招远县志》的记载毫无二致，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而无论古代的曲成还是古代的罗峰镇，恰恰都是今天的招远市。
那么，何以会出现王俊民为“今莱州市人”、而非“今招远市人”之说呢？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年代久远，历史沿革几经变迁，而后代的人们大多不甚了解所致。概言之，一是对最具权威性的古代史志，缺乏全面细致的查证；二是对历史的沿革与变化，缺乏科学正确的推断。
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指出：宋代的掖县与金代的掖县，是行政区划不同的两个掖县，二者有联系但不能完全等同。同时，古代的掖县与今天的莱州市，古代的莱州府与今天的莱州市，也都是有区别的，不能完全地相提并论。王俊民所在的宋朝的掖县，包括其当时辖属的罗峰镇，即今天的招远市；而其后金代的掖县，则不辖罗峰镇，其与罗峰镇升变的招远县是并列的，二县是同属于莱州府管辖的兄弟县。而古代的莱州府，虽然治所在古掖城，但其曾管辖包括掖县、招远等十多个县份在内，与今日的莱州市也并不完全是同一个概念。由此看来，既然王俊民古为“宋掖县罗峰镇人”，那么就今而言，就理所当然地应为“招远市人”，而非“莱州市人”了。
罗峰镇——招远县——招远市，乃是王俊民的出生地，是他人生的摇篮，是他的第一故乡。这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王俊民籍贯的不二界定。
但是，既然罗峰镇曾经作为古掖县的一方辖地，王弁、王俊民父子虽生于斯、长于斯，但其生前择掖城而建新居，乔迁至囗治、府治所在地掖城，也是完全可能的。因为，王俊民之弟正觉民的第五代孙——王经进士，后来就定居在校城，并于死后葬在今莱州市的王贾村。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说王俊民是今莱州市人，莱州是他的第二故乡，并非毫无道理，应该说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
由此看来，王俊民应是古莱邑人、今招远与莱州两市共拥同有的两栖状元，是招远、莱州这两个同宗异域、比邻兄弟共同的骄荣。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弱冠登科的王俊民，不幸英年早逝。
他二十五岁得中状元，二十七岁便命丧黄泉，现若昙花，闪如流星，虽然很短暂，却也皇华夺目，一生具殊荣而携奇冤。
在《招远县志》的人物传记中，这样写道：“王俊民。宋鉴，仁宗志和二年，改元嘉佑，是时有宋之兴，己酉有余年矣。诏定制科进士之法，较若划一，而韩、范、欧阳诸君子，又皆一代名臣，为之泰山北斗。是以一时之彦（有才徳的人），若程颢、朱光庭、苏轼、苏辙、王介辈，皆彬彬蔚起，豹变龙光。而公（王俊民）一旦弁冕多士（脱帽加冕、同朝为官），遂与之后先歩伍，是虽行事不少概见，然意其人，盖亦伟矣。”
从这段言简意赅的历史记载中，可以窥见到大宋新科状元王俊民，乃是一位年青有为、出类拔萃的后起之秀。其与当朝泰山北斗级的一代政界名流，比肩齐名；与同时代诸多少壮派的名臣彦士，并驾齐驱。倘若非英年遭受不测，他定然会成为大宋王朝一位地位显赫、名垂青史的重量级人物。
《招远县志》又载：王俊民“释褐（脱去布衣、锦衣为官）”之后，曾任职“廷尉评签书，徐州节度判官，充南京考试官”。从其两年三晋、青云直上的履历中，足见其才干与政绩非同一般，显然是一颗耀然升腾于政坛上的一颗政治明星。
《招远县志》另载：“俊民性刚峭，不可犯，有志力学，爱身如冰玉。”这曾是他的同学初虞世等对他的人生定评，说明他的人品与官德也不错，是一个具凛然正气、性格刚毅、勤奋好学、清廉自律的正派之人。而这些，自然是宦海中为官者的难能可贵之处。
至于王俊民的死、却是一个千古之迷，让历代人都扑朔迷离。
《招远县志》的记载，最简处只有一个字：“卒”；最多处只有几句话：“得狂疾，免出试院，终以不起，年二十七卒。”
又据《中国状元名录》、《掖县全志》引《齐东野语》等文载：王俊民出士人仕后，奉诏出任应天府发解官，到任后不久得“狂疾”，在贡院内对碑狂呼，回衙后剪铰文书。后病情始有好转，但又因误服药物而突死。”
再据《宋人传记资料》和《宋诗纪事》等载：王俊民出任徐州节度判官后，次年被抽调为应天府的府试发解官，突然身患狂疾，胡言乱语，因此仍回徐州本任调理。不久病情缓解，但这突发的怪病，令他终日闷闷不乐。为了祛除病根，继续寻医问药，于嘉佑八年五月，“因用药不当，洞泄虚脱，无人照应而卒”。
另外还有记载：当时朝野流传：王俊民身在贡院，忽得狂疾，“取案上小刀自刺，不甚伤，即归医治，逾旬创愈，但恍饱如失心者。后自残身亡。”
而在贡院遗恨劳等文记中，则又这样写道：王俊民充任考官后，发现科举考试中朝廷有人作弊，他秉公行事，拒绝威逼利诱，誓不同流合污，结果被作弊者持刀凌迟致残，其妻不忍心他半死不活地活遭罪，便拾刀先将其杀死，然后自己触碑而亡，夫妇同归于尽，以身殉职。
还有的民间传说云：王俊民得中状元之后，忘记了其父母的养育之恩，又断绝了与结发夫妻的情义，在回归故乡的途中，遭天打五雷轰，击掉了顶戴状元冠的头颉，就地安葬于招远城南道头镇的聚灵岭东。从此，葬地所在的村庄，就改名叫“状元头”了，而该镇因王状元“路行尽，道落人头”，也因此改名“道头（到头）”了。
而一些戏剧、书刊等文艺类的作品，则将王俊民与传说中那个花心放浪、丧尽天良的负心汉王魁，牵附胶合在一起，或干脆说他就是当代王魁，或同王魁一般无二的负心汉，被描画得一团漆黑，光怪陆离，活灵活现，恶传四方。
在古代谭正璧的评本与古剧分、胡士莹的话本小说概论中，都辑有种种有关王俊民的剧本。宋代有官本杂剧嘿王魁之乡题多，又有戏文王魁劳人王魁负心芳等，宋元之间写有定王俊民休书记多，元代编有定王魁负桂英涉，明代则撰有为王俊民翻案的剧本有王魁不负心多和定焚香记劳等。这些文本今大多已散佚失存，只有极少数尚流传于地方民间。
在古代有醉翁谈录多一书所选载的宋代话本中，与王俊民有关的“传奇类”和“负约类”的作品，则有嘿王魁负心涉和霞王魁负约，桂英死报多各一部。这两出剧目，说的实际上是一件事，演唱了近千年。
这本子一开头，就有几句画龙点睛的道白，说：“那秀才姓王，名魁，字俊民。”有人说，戏剧中的王魁，并非具体的人名，这“魁”字乃是状元的别称，“那秀才王魁”就是“王状元俊民”。戏剧里边的大致内容，无非在说：书生王魁，家中极其贫寒，一次下第至城中，到妓院消愁解闷，碰到一位色艺俱佳的妓女敷桂英。两人一见倾心，相互爱慕，许定终身，一起到海神庙里山盟海誓。王魁许诺，求得功名之后，一定娶桂英为妻。此后，其一切读书的费用，皆由桂英供奉。但王魁得中了状元之后，却另娶高门，写下休书，抛弃了桂英，竟成了负心汉。这位苦待青楼的女子，痛不欲生，怨憤自杀，冤魂化作厉鬼，寻之报仇雪恨，终于索夺其性命。
大致与王俊民同时代的张师正，曾在以笔记形式记事的定括异记中，写有一篇题目叫作嘿王廷评夯的文章。所谓的“廷评”，乃是王俊民中状元之后最初所授的官衔“大理廷尉评签书”的简称。该书珂谓“百花齐放”，不惧“自相矛盾”，堪称奇中奇，同样硬将历史人物王俊民的经历，与民间的传说樑合在起，丑而化之。
书中说：王俊民在贡院参试，考试尚未举行，忽然自语，说：“有人持檄逮我”，色若惊恐，乃取案上小刀自刺，左右救之，逾旬创愈，但精神恍惚，如失魂落魄者。书中又说：王俊民得了疯病以后，其家人曾特请嵩山的道士梁宗朴，前来制鬼。梁道作符，召厉（鬼）号叫，说其梦见二女子来到，自言“为王签判俊民所害，已上告于天廷，天帝现派我前来取偿其性命，等我与他同去阴间”。旬余过后，王俊民“竟至妖死”。之后，天下传闻雀起：王俊民未第之时，其家中有二位打水烧饭的女婢，“蠢戾不顺使命，积怒，乘间推堕井中”。那前来索命的女厉，就是被王俊民推堕井中的女婢之魂。此类传说中的王俊民，已经俨然成了名副其实的“杀入犯”了。
书中还说：王俊民一向与一位娼妓关系密切，私下约定，等他登第后取其为妻。现王已登第为状元，却和别家之女结为婚姻。“妓闻之，忿恚（怨债）自杀，故（俊民）为女厉所困，天阏（天绝。阙，堵塞）而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