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江湖，美国、中国、俄罗斯三大门派鼎立，而武林第一大派之争历来是江湖争斗的重中之重。在江湖立足，人缘好是第一要义，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门派，中国与各位武林前辈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
当然，要得到发展，还要有实力，但又要懂得收敛，与人方便，才能与己方便。得失之间，拿捏得当，与各位前辈打好交道，才能在这纷繁的江湖之中，寻得一席发展之空间。大国崛起，也大抵如此，烦恼也由此产生。于是，江湖之中就诞生了这样一位周旋于各大高手之间举足轻重的人物——龙永图。
他的一生做过两件大事：一是作为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首席代表；二是出任博鳌论坛秘书长，将中国形象远传万里。他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过书，在联合国做过中国代表，曾与外国政要唇枪舌剑。他那些从未公开的入世谈判经历，他那些亦敌亦友的外国贵宾，他那些心直口快的惊人之语……且听他细细道来。
崛起为我们带来了烦恼
我这辈子也算是搞了几件事，但是总的来讲还是在搞国际关系。不管是参与当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也好，还是出任博鳌论坛秘书长也好，主要搞的就是国际关系。
最近，中国的对外关系好像让大家有点“烦”。虽然谈不上什么四面楚歌，但始终让人觉得中国的日子不是特别好过，也没有太多朋友，不但美国、欧盟不断地给我们施加压力，更不要说日本直接和我们叫板，就连像菲律宾、越南这样一些国家也跟在后面叫唤，而且像朝鲜这些小兄弟也不听话。所以，大家都觉得挺“烦”的，中国的国际关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其实，我想这就是“大国崛起的烦恼”。
我们中国的崛起确实给全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我们就像是舞台上的一个新演员，本来这个演员似乎是三流、四流的，突然这家伙一下子成了一个一流的演员，而且站在舞台的正中央，长得也挺漂亮，演技也不错。于是，老演员就不高兴了，而其他一些新演员也会嫉妒，所以中国的崛起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烦恼。
总结一下，中国的崛起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崛起得实在是太快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年以来，从经济总量上把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全部甩在了后面，现在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发展的速度实在是太快。第二，我们中国的崛起和其他大国的崛起还不太一样，中国坚守自己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这就和其他大国不太一样，所以容易使其他国家用一种有色眼镜来看我们中国的崛起。第三，我们中国崛起的这些年，正好是其他一些大国日子不好过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如果这些年像美国、欧盟这些主要的大国和地区的日子能够好过一些，那么即使中国发展得快一点，人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惊讶、质疑和仇恨。
再加上我们中国虽然崛起了，但不是一下子就成为老大，我们现在还是老二，前面还有一个非常强势的美国。所以，我们中国如今在全球的格局当中还是处于很尴尬的地位。大家都知道，一个单位也好，一个公司也好，二把手是最难当的，是挺尴尬的一个角色。老大每天盯着你，生怕你抢班夺权，老三、老四、老五也都会怀着各种不同的心态来看着你这个老二。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在国际上的处境会比较艰难呢？主要是老二难当，二把手难当。
所以，现在该怎样来解决这样一种“大国的烦恼”呢？怎么样处理和老大的关系呢？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解决大国的烦恼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确实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怎么处理好和一把手的关系。和一把手的关系处理好了，你的日子就好过，这跟在一个单位中的情况类似，二把手和一把手的关系处坏了，不仅三把手、四把手、五把手离你远远的，如果大家知道你和一把手关系不好的话，连司机都敢欺负你。所以，咱们和一把手的关系，也就是说现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应该是我们处理整个国际关系的重中之重。
那么，对这个一把手，我们要怎么看？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还是要实事求是地、客观地来看待美国这个一把手，不要用一种冷战的思维，不要用一种刻板的思维或者一种惯性的思维，把美国看成一个霸权主义的世界警察，不要说他们是坏蛋。如果认定这个一把手是不好的，如果这样看一把手，那么我们这个二把手是很难当的。
我在美国待了很多年，我个人对美国还是有好感的，实际上我们看看美国那么多年也没怎么欺负过我们中国人，前几年我还陪着美国前总统卡特到了我的老家湖南，到了怀化，到了芷江，因为当年美国飞虎队二战的时候在那儿有一个基地，最后日本人投降的时候也是在芷江签字的。所以，为了纪念陈纳德将军，我们中国人给陈纳德将军①塑了一个很高的雕像，那天是雕像落成仪式。当时，我们把陈纳德将军的女儿请去了，卡特总统夫妇也去了。
所以，从我心里真实的感受来讲，我对美国还是有一点好感的。而且说老实话，实际上我们的领导人对美国也有点好感，至少我亲自接触过的几个领导人，对美国人的态度并不坏。
在当年我们中国那么困难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利用乒乓外交的机会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我记得在和美国共同发表了《上海公报》②以后，毛主席讲了一段话，他说中美关系正常化就像一把钥匙，有了这把钥匙，其他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还有，邓小平对美国也是有好感的。1979年1月，距离他在1978年提出改革开放还没多久，他就访问了美国。我最近看了一篇回忆录，里面记载：在邓小平飞往美国的飞机上，我们中国当时很有名的一个中美问题的专家问邓小平：“你刚刚提出改革开放，为什么就那么急着要访问美国呢？”邓小平想了想说：“我观察了很多年，得出一个结论，在过去几十年里，凡是和美国关系好的国家都富起来了。”这是我看到的回忆录中所讲的原话。
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就是要让中国走向小康，让中国富起来。他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所以他的外交战略、他的外交政策就是和“奔小康、让老百姓富起来”联系在一起的。既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凡是和美国关系好的国家都富起来了，为什么中国和美国不建立友好的关系呢？邓小平的逻辑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领导人对美国是有好感的，后来像江泽民、朱镕基等，我和他们都有很多亲身的接触，我觉得他们对美国也是很有好感的。我认为，现在想要处理好我们的国际关系，还是要和美国搞好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和美国的关系搞好了是一好百好，和美国的关系搞糟了则是一坏百坏，这是我多年来的感觉。
我如何跟美国人打交道
我和美国人打了很多年的交道，包括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谈判，我觉得美国人还是比较好对付的。当我和美国人谈判的时候，美国人经常换谈判代表。所以，平常有些人就会问起我：“你觉得什么样的美国谈判代表最难谈？”我就说，最难谈的就是那些中国通，特别了解中国，如果他找了一个中国老婆，那就更难谈啦，因为他对中国太了解了。
但是，后来从谈判的结果来看，由了解中国的那些中国通和我们谈，虽然有时候很难，但是能切实地解决问题。比如，当时我们谈判对手当中有一个人就是典型的中国通，中文讲得很漂亮，在中国当过外交官，也做过生意，去过中国很多地方，可能比我们很多人去过的地方都多，特别了解中国。因为了解中国，他常常能够切中你的要害，你想糊弄他都糊弄不了。
谈判是不能糊弄的。但是，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喜欢自作聪明，以为人家不知道，就喜欢糊弄人家。这一点连江泽民都很清楚，我记得在我们最后一次和美国人谈判之前，江泽民把我们叫到他办公室，专门跟我交代了一下，他说：“龙永图，你这次要认认真真和美国人谈。美国人不是傻瓜，你别糊弄他。”
我们以前糊弄过人家，或者有意，或者无意。比如当时美国人压我们一定要开放中国的零售业，那时候零售业有很大的利益，所以当时我们想开又不想开，最后想出来一个谈判方案，比如第一年开放20个零售的合资企业，第二年开放40个，第三年开放60个，拿出这个方案和美国人谈。如果不了解中国的美国人一看，就会觉得不错，总算走出了第一步。但是，这位中国通说，“我觉得你谈的不符合实际”。他说：“龙先生，如果你现在到上海的南京路去看一看，就知道有多少家中外合资的零售企业，已经远远超过了你们提出的20个、30个、40个。”他很了解中国。后来，我们真的派人到南京路去看了，确实有好几十个。当我们的谈判方案拿出一个东西来的时候，事实早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早就做到了。
所以，后来领导们就跟我们讲：以后你们谈判，凡是我们已经做到的就承诺，做不到的就不承诺；第二，凡是我们准备做的，我们也可以承诺；只有一条，我们永远不想做的就不要承诺。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原则，就是因为我们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拿着本来已经做到的事还在跟人家兜圈子，还拿出来作为一个筹码跟人家谈判，所以人家就不干了。因为，有很多美国人了解我们，这种谈判对手是很难糊弄的。
当时，美国人非常注重农产品对中国的出口，所以中美谈判当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小麦的出口问题、水果的出口问题，还有肉类的出口问题。当时，我们和美国谈判的一个焦点就是肉类质量的检疫问题。现在回想起来，美国人也是很单纯的，同样是这位谈判代表，他很直率地说：“我们美国对肉类的检验标准是很高很高的，人命关天，我们在美国是非常注意这个问题的。所以，凡是符合我们美国检验标准的肉，我看你们中国人最好能够接受。你们不要再折腾了，你们的检验机构效率很低，所以在我们美国的检疫机构出具了证明，认为这个肉已经经过了美国检验机构的检疫而且符合标准的时候，我看你们就可以进口了。”
我们一听，当然不干了！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符合你美国标准的肉到中国来就不要检验了，那要我们的商品检验干吗呢？我们当然不同意。所以，我和美国的这位中国通就吵起来了：这是不行的，我们中国还是要检疫的。
这位美国通突然说：“我希望你能够到你们中国的菜市场去看一看你们的肉类质量是什么样子的。”而且，他还讲了某年某月某日的《人民日报》曾刊登了一条消息，说中国的很多肉都是注水肉，这些情况在美国是不可能被接受的，而你们还在这儿讲你们的肉类标准。这一下，讲得我们脸都红了，他太了解中国了。这些中国通确实击中了我们的软肋，让我们知道在谈判当中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糊弄人家，就像江泽民所讲的那样，不要以为人家都是傻子。
当然，另一种难打交道的是纯老美，因为他们对中国什么都不知道。有几次，我们面对的谈判代表团的美方团长从来没有来过中国，对中国不太了解，对中国文化就更不了解了。和这些人打交道，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容易在于好糊弄，难点则在于容易发生冲突。
比如，我在中国进入世贸组织谈判当中唯一一次发脾气发得最大的，就是和美国一个纯老美的谈判代表团团长谈判，也是谈猪肉的问题，因为他同样始终坚持一条，就是美国人检疫过的符合美国检疫标准的就应该放行。我说这点不行，他就急了。他说，你们现在市场里的那些肉要是拿到我们美国去，狗都不吃。这一听，我立刻就火了，跟他拍了桌子。我说：“请你收回这句话，如果你不收回这句话，请你马上离开我的谈判桌。”
当时，他脸涨得通红，他不知道为什么得罪了我。我说：“你收不收回这句话？”他不表态。我说，那么现在请你——我没有说‘滚’——走出我的办公室。走出谈判间，我拿着我的文件夹就走。后来，这位纯老美谈判对手说：“你怎么发那么大脾气呢？”我说：“你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见，但是不要侮辱我们。”他很吃惊：“怎么就侮辱你了呢？”我说：“你说中国的肉在美国连狗都不吃，这对我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他这才知道自己讲错话了，因为在中国，狗令人嫌，有很多贬义的词语，比如“走狗”。但是在美国，狗和家庭成员是一样的。
很多年以后，他退休了，来到北京。我对他说：“当年很抱歉，当时我拍了桌子，而且让你滚出谈判办公室，我对美国文化不太了解，而你对我们中国文化也不太了解。”所以，在国与国之间的沟通当中，文化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有些话说出来，他认为讲得不是很重，但是我们觉得很重；有时候，我们讲了一句话觉得没有什么，但是他就觉得很重。所以，现在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时候，我觉得这种误判，这种文化的差异，会导致很大的矛盾。
所以，有时候我常常对包括美国人在内的一些外国人说，可能有时候我们之间的矛盾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由于文化的差异，有时候我们产生了问题，可能比表面上看起来要更大或更小一点。我如今想起来，关于我们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确实有很多要避免误判的地方。
①克莱尔·李·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1893.09.06-1958.07.27），美国陆军航空队中将，飞行员。曾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中国作战的美国志愿航空队的指挥官，有“飞虎将军”之称。
②《上海公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所签署的第一个联合公报，是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2月访问中国期间在上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于1972年2月27日签署，并于1972年2月28日发表。《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政府经过20多年的对抗，开始向关系正常化方向发展，为两国建交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