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中国互联网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网，在拥有如此丰富的网络资源的同时，所有互联网用户更应该感谢的是20年前那些中国互联网的开拓者——瀛海威、爱特信、四通利方……这些早已消失的名字，组成了最初的互联网江湖，成就了中国的互联网时代。
张朝阳，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创立搜狐公司以来，一直是互联网业内的执牛耳者，是不少青少年心中的偶像。上杂志、做演讲、接受专访，张朝阳的生活丰富且多彩，然而从2011年开始，这位风头正劲的黄金单身汉却进入了为期近两年的闭关生涯。在长久的沉默之后，带着对生活的新思考，张朝阳终于重出江湖。
中国互联网的历史刻在我的脑海深处
互联网早期的历史，几乎都刻在我的脑子里，因为这根本就是用我的青春谱写的一段历史。哪怕有一天我突然脑震荡了，这段历史也不会从我脑子里消失。
1994年，互联网第一次从“牢笼”中被放出来，那是因为发明了使用超链接的浏览器。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①在1990年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网页浏览器，然后在1994年出现了一个名叫网景领航员（Netscape Navigator）的浏览器，所以美国的互联网真正走向社会是在1994年。
也就是在1994年，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里开始使用网络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事情，觉得特别有趣。但是当时我还没有回国做互联网。1995年、1996年的时候，应该是个瀛海威年代，是属于张树新的时代。
而在1997年，我回国后基本上就终结了瀛海威的时代，中国的互联网到了搜狐时代，后来在1998年年底的时候，新浪诞生并在此后的几年内异军突起，网易则在南方搞了一个网站，后来也赶上了上市，这就是所谓的三大门户时代。这三大门户网站的时代一直延续到了2005-2007年。其后又冒出了两个人，一个是李彦宏，一个是马化腾。
1998年，我去美国硅谷找人，去拜访Infoseek②。当时，李彦宏是Infoseek的核心工程师之一，他在一个工位里坐着，我对他说：“你想不想回来加盟搜狐啊？”后来，他回国看了一下情况，然后回到硅谷说：“你看，国内搜狐都已经做起来了。”于是，他最终携风险投资回国成立了百度，当然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在那段时间，我特别火。1999年，有一次我像一个摇滚歌星似的被接到了深圳，为700个听众演讲。而在这些听众中间，有一个人是马化腾，他听了我的演讲之后激动不已，回去成立了公司，先弄了OICQ，然后变成QQ，直到今天。
而这些人这些事，大概就可以折射出早期中国互联网的一个基本脉络。
在生日那天回到中国
1995年年底，我提着个破箱子，拿着1000美元一个月的工资，回到了中国。当时我刚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做博士后研究，也担任校方在亚太地区的联络负责人。
我的很多同学都去了华尔街，去各种大公司赚大钱了，而我拿Ph.D（学术性博士学位）花的时间有点长，很多时间浪费在去哪儿吃饭、去哪儿玩上了，不像很多人早早把什么事儿都办了。很多人在美国特别孤独，很早就结婚了，组建了稳定的家庭，或是早早毕业去了华尔街，去了苹果公司，去了麦肯锡。而我整天出去玩，后来才证明这其实是件好事，因为我等来了互联网。
当时的情况是，第一我想做互联网，第二我发现这在美国没戏，这是我从内心深处深刻意识到的。那时候，我遇到一个哈佛的哥们，他是美国人，我们同时都想做互联网，但是他融到了钱，而我没有融到。这就使我意识到，在美国自己不是这块料。我在美国处于一个夹生的亚文化状态，人脉、文化或者其他各方面都决定了我不可能在美国成功。于是，我就做了重要的决定，我必须回国。
在当时，回国被认为是一件很疯狂的事情。因为在1995年年底，中国还被认为是一个很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似乎完全没有希望。但是，更早回国的前辈是我的榜样。我的榜样有两个人：一个是严慈亮，他还到哈佛的学会去做演讲，而我是他的一个听众；另外一个影响我的人就是熊晓鸽，他在1993年就回来了，搞了一本杂志。我觉得这两个榜样支持了我回国的想法。在回国的前一天，我把自己在美国的锅碗瓢盆、烂桌子烂板凳一股脑儿扔到车上，寄放到我妹妹夫妇在纽约郊区的房子里。我说，我都这么大的人了，还什么都没做出来，在美国混了这么多年，却混得这么乱七八糟。
所以，我把回国的机票就订在我生日的那天。我是在1995年10月31日回国的，那一天晚上搞了一个MIT（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小型同学聚会，熊晓鸽也来了，他听说我在，就给我唱了一曲《送战友》。我就这样回到了国内。
当然，回国时我是代表另外一个公司，也就是当时融资成功的那个哥们的公司，简称ISI。他是做网上金融服务的，只是将互联网作为一个传输工具，收集新兴市场的金融信息。因此他在波兰、俄国、印度还有中国都得有分公司来搜集全世界的经济信息，以有助于他在华尔街投资。所以我最初回国不是来创业的。但我对这个哥们说：“我帮你干一年，以后我还是要创业的。”
一年之后，在1995年年底到1996年，我已经决定要离开ISI。我已经把ISI公司的架子搭好了，但我还是决心要自己创业，就开始回到麻省理工学院跟一些教授谈融资。实际上，我已经开始研究互联网，我认为互联网完全是一个开放而非封闭的东西，所以说建网站是很重要的。
我真正第一次融资成功是在1996年的10月，第一笔资金也就只有20多万美元，而且第一批只到了15万美元。然后我就用这笔钱开始建一个网站，当时这个网站还不叫搜狐，叫ITC（爱特信），这是唯一我们能申请到的网站，公司的名字就叫Internet Technology China。
借用瀛海威的力量让全中国知道自己
在回国之后，我还在ISI的时候，经人介绍曾跟瀛海威的张树新吃过一顿饭，记得好像是在一个面馆里吃了顿饺子。张树新说：“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从美国回来的，代表一家做金融服务的公司。”所以在张树新脑子里，我是做金融服务的。
当时，瀛海威做的东西还不是互联网，基本上是把PC连到一块儿，它跟互联网的联系只是一根64K带宽的线而已，有点像美国在线，就是通过拨号进行联机，甚至连使用的通信协议都不是TCP/IP，所以不能称之为互联网。
张树新是记者出身，喜欢营销，宣传方面比较厉害。出于宣传产品的需要，她打听来打听去，就有一个出版社的哥们叫蓝风的介绍说可以把最近美国特别火的一个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葛洛庞帝请到中国来。
尼葛洛庞帝是《数字化生存》的作者，这本出版于1996年的书已经预言了未来世界数字化的浪潮。海南出版社在那时刚刚出版了《数字化生存》的中文版，希望把作者请到中国来，然后又听说有一个叫张朝阳的人可以邀请到尼葛洛庞帝，因为这位作者刚刚给张朝阳投资了！③
于是，出版社就想找资金来承办这件事，找来找去找到了张树新。
张树新一听，哇，这么伟大的一个人，我们一定要请到中国来！当时中国人还比较崇洋媚外，一个美国的大教授到中国来是一件很大的事。张树新就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机会，就由瀛海威出资，由我们承办，当然出版社的蓝风也很高兴，因为终于有人出资了。
当时信息产业部还没成立，就为了一个海外教授到中国来，电子部光开研讨会就开了好几次，最后还专门为此召开了一个大型研讨会，有几十个人参加，说我们在这次访问中让尼葛洛庞帝演讲，应该说什么，应该谈什么话题，都要有所准备，我们不能丢面子，也不要出什么政治问题。那时候的中国真是太奇怪了！
当时的瀛海威有几百人，而我刚融资成功开始成立公司。1996年10月份，我融资成功，到11月份就开始讨论这个项目，当时我甚至还在ISI兼职，ITC这边只有4个人，对方则是几百个人。光瀛海威的市场部就有40个人来组织这件事，开各种研讨会。每次开会的时候，我都是坐在最后面，他们不让我说话，觉得你算什么。我就特别不高兴，但是没办法，只能忍气吞声。
后来，有一个哥们就跟我说，你不是跟瀛海威较劲吗？你就几个人，他们几百个人，你干什么不借力呢？他们一个拳头打过来，你借势把这一拳打出去不就完了吗？你别跟他硬打！这番话让我茅塞顿开。好吧，我就利用这次机会！媒体的宣传已经把全中国都调动了起来，把这件事变成了全中国人民都知道的事情。
张树新一直不相信的是，尼葛洛庞帝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怎么会给这个张朝阳投资呢？因为当时中国人对美国人的理解就是，他们都是一群伟大的清教徒，永远在做善事，不可能为自己赚钱。所以，第一她不认为尼葛洛庞帝给我投资了，第二她不懂这个美国人如果是个股东的话，他是为自己赚钱而服务的，完全不管别的事儿。
当时我根本没车，瀛海威派了一辆车到机场去迎接，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说尼葛洛庞帝先生到中国来是为了视察瀛海威，然后给中国的数字化浪潮带来新的推动，是为了打造这样一个营销效果。但是他们忘记了，实际上我才是真正的邀请人，而且对方来中国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刚给我投了一笔钱，第二笔钱他还没给我投呢，他要来看看我这个公司到底怎么样，他来中国完全是为了这个意图。
关键点在于我懂英文，而瀛海威大意了，认为派个车就可以，由我负责去机场接尼葛洛庞帝，而且在会场允许我坐在第一排。到了机场，我接到尼葛洛庞帝，对他说：“尼克，你是来看我这个公司，但是你这次来是电子部邀请你的，还有这么一个公司叫瀛海威，他们的规模比较大，也希望能够借此宣传宣传。但是呢，你还是要向着爱特信的。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你要把爱特信说出来。”
第二天，访问正式开始了，尼葛洛庞帝刚步入瀛海威的大楼，媒体的镜头就全部排成一队对着他。张树新使劲跟尼葛洛庞帝说话，我就使劲往中间挤，挤到镜头里。
后来，尼葛洛庞帝的演讲开始了，我坐在第一排，他们请了外交部一个负责外贸的人进行翻译，但是这位翻译越翻译越不准确，我就看到了机会，立刻站起来帮他翻译，后来就变成完全由我来翻译了。然后到了提问环节，就有人提问，说“您这次为什么到中国来？”尼葛洛庞帝说：“我这次首先是做了一个重要的投资，这个投资就是爱特信，就是Charles（张朝阳）创立的公司，我想来看看这个公司怎么样。”当时，中国所有的媒体就一片哗然，爱特信从此出名，我也就开始有点名气了。
而且在尼葛洛庞帝到来之前，我们就找了几个记者在线跨洋访问——实际上就是用电子邮件问了尼葛洛庞帝一些问题。在事件发生之后，相关的文章也出来了，《中国经济时报》和《北京青年报》发了几篇文章，再加上现场发生的事情，第二天全国都知道了原来有爱特信这么一个公司，有张朝阳这么一个人。
搜狐成为中国互联网上最耀眼的公司
事实上，这次尼葛洛庞帝的访问让1996年成为中国数字化的元年，这次研讨会和新闻发布会开启了中国互联网普及的大门，也使得中国互联网走向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因为所有封闭的互联网都是违背互联网精神的，而我们是开放的。还有田溯宁的亚信，他们帮着中国电信在北京电信建底层网络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开放的平台，然后开始建网站。以开放的态度来对待互联网才是正确的态度。
①蒂姆·伯纳斯—李，英国计算机科学家，万维网的发明者，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拥有“互联网之父”的美称。其于1990年12月25日，在CERN（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和罗伯特·卡里奥一起成功通过Internet实现了HTTP代理与服务器的第一次通信。
②Infoseek是早期最重要的搜索引擎之一，允许站长提交网址是从Infoseek开始的。
③尼葛洛庞帝写的《数字化生存》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人进入互联网时代过程中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一直以来，这位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被封为是中国互联网的启蒙者。他给张朝阳投了最早的一笔20多万美元的资金，是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另一位物理学教授共同投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