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指导实践。在“外在性”理论的启发下，更多的企业从“负外在性”最小化的做法转向“正外在性”最大化的策略。2013年7月，BMW宣布退出WSB摩托车赛，以贯彻环保新策略。“雀巢”也在推动“好食物，好生活”计划，希望与供应链各个环节合作者一起开发潜在的“正外在性”价值，例如不同年龄层消费者的饮食营养计划。它们的做法都受到波特所总结的“共创共享价值”策略的影响。
中国国内也有许多开发“外在性”的成功企业，例如“来伊份”组织供应商誓言“质量是商业宗教”，但缺乏总结和推广。
打车软件的“正外在性”补丁
软件工程师擅长打补丁。但是，打车软件的这个补丁得依赖社会工程思维。以消除“老人打车难”的负外在性为例，“补丁”要落在“技术让关系更美好”上。每个解决“老人打车难”方案都要能联系到老人与社会的亲情关系上。下面的设计可以作为“补丁”软件的参考。
（1）给现在的软件增加“亲友代呼叫”的接口。类似“朋友圈”的技术就能做到。它为亲友关心和服务长者创造了机会。每次代呼，都是一次亲情呵护。
（2）尝试特定时段的“老人叫车人工专线”。它能把线上和线下服务与数据收集结合起来，有利于开发老龄消费者数据库的策略，甚至延伸到“子女委托照顾老人”的新业务。
（3）在给司机补贴部分，设定“尊老”比例。服务由专线或亲友代叫的老人，可以获得额外的补贴。
（4）与医院、敬老院、商场、小区物业和公园等单位合作，围绕老人叫车服务开发“共创共享价值”。例如，设计商场导购为会员老人叫车的公共号，并享有优先权。其实商场也乐意以此吸引老龄会员。
（5）设立方便老人和残疾人上下车的“出租车改装基金”，从改造车门和进出扶手等开始，赢得老人对方便乘车的向往和支持。
创造新市场的技术一般都有正、负外在性。负外在性往往成为旧势力阻碍变革的好借口。在多方利益相关者博弈的过程中，从弘扬正外在性着手，新兴企业不仅能躲避各种化了装的进攻，还能走出一条“好公司”的品牌差异策略。
从“美国指数”到“中国指数”
微文今鉴
感性握手理性，数字做桥梁。选错指数会误导社会心理，影响资源使用和分配。危机后拨乱反正，从修订值得追求的绩效指数开始。
经济数据是各国政治治理水平的晴雨表。为方便跨时期比较，各类繁多的统计数据被抽象为代表性的指数。指数左右社会情绪，影响政策方向。以GDP为代表的“美国指数”影响了二战后60年里世界经济的发展，并成为普遍的标准。在《领先指数》（The Leading Indicators）中，卡拉贝尔（Zachary Karabell）指出，失业指数帮罗斯福在竞选中赢过胡佛总统，GDP指数让美国对苏之争不战而胜。指数背后是社会价值观和经济发展模式。“美国指数”隐含着政治影响力。
2014年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凸显了以民生为重心的综合发展思维，改变了“唯GDP论”。新的“民生政策”必然引发一系列新的社会绩效衡量标准，形成“中国指数”。如果没有与“美国指数”对应的“中国指数”，新经济政策的社会说服效果一定会降低。同时，只有理解了政策与指数之间的关系，企业家才能找到转型期中的新机遇。因此，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家都应该共同关心“中国指数”。
“美国指数”的前世今生
没有衡量指数，就无法统治国家。17世纪中叶，为帮助英国国王增加税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建议用一个“政治算数”（political arithmetick）来计算土地面积、年收成和应缴纳的税收。20世纪初，用指数引导政治治理的传统从英国扩展到美国。
美国第31任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最先推行经济指标管理。作为泰勒科学效率管理运动的信徒，胡佛将国民收入、劳工就业等指标引入政府管理。不幸的是，他也成为自己倡导的“指标管理”的“受害人”。1932年，罗斯福用“失业指数”上升作为舆论武器，打败了胡佛，成为美国第32任总统。为了推动新经济政策（the New Deal），罗斯福总统迫切需要各种各样的经济数据来指导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为此，失业指数、制造业指数、国民生产总值（GNP）、价格指标等指数应运而生。二战期间，这些指数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帮助美国政府科学计算战备物资和国内生活必需品之间的平衡，指导价格控制政策。
战后，美国经济界还开发了GDP（国内生产总值）、商业周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消费者信心指数、基尼指数（Gini Index）等经济指数。到了20世纪90年代，它们已经被各国广泛采用。表面上看，指数的角色转变了，最早它是以社会治理和政策干涉为目的；现在，它作为衡量财富和经济发展的尺度。实质上，这些指数还成为联合国、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影响其他国家经济方向的工具。从赫鲁晓夫与尼克松的1959年“厨房辩论”开始，大国之间的经济贸易竞争代替了军事对抗。不经意间，“美国指数”制造出比核武器更大的社会效应。
清晰指数的模糊区间
武器太先进了，人们往往会忘记战争的目的。迷信越来越精致的指数也一定会出问题。每个指数都有历史渊源，只有了解它们的原点，才能恰当地运用。GDP指数从一开始就没有包含服务业，从家务到软件都被排除在外。2013年7月31日，当联邦政府的经济分析局（BEA）与时俱进，计算知识服务产值时，美国的GDP突然多出4000亿美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也有5个不同的版本，有的包括能源和食物，有的调整了房屋租赁价格，以至于美国最大的债券基金的老板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称之为“骗指”。假如你按照苹果产品在美国的销售价计算，苹果为中美贸易增添约60亿美元逆差；但若以一个苹果产品约10美元的劳务计算，逆差只上升约7000美元。指数可以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但前提是：管理者知道它们包含什么、是怎样计算出的、为什么目的服务。
“美国指数”仍能流行全球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与二战后的社会思潮与生活追求相吻合。美国生活方式简单、鲜活地代表了物质丰富的社会，也容易成为一般人眼里的社会进步指标。比较鲜为人知的是，它也是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工具。1953年，亨利·卢斯（Henry Luce）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美国人和他的经济》一文，公开号召用美国的生活方式战胜苏联。鲁斯用他创办的《生活》、《时代》、《体育画报》和《财富》等杂志向全世界展示二战后所谓的“美国世纪”。
片面鼓励消费和增长的“美国指数”并不能反映社会的全面发展，它隐含许多经济发展模式上的弊端。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任时就指出，过度消费成为GDP增长的来源，但不一定代表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总统竞选演讲中，罗伯特·肯尼迪批评GNP的片面：GNP包括工作，却没有诗歌；可以计算产出，却不能登记美好；能描述生活是什么，但不能解释生活是为了什么。美国政经知识分子既是“美国指数”的制造者，也是第一批反思它的局限的人。
中国指数在哪里？
罗斯福时代的经济顾问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知道，改变经济活动方向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建立新的经济指数。同理，以民生为重心的新经济政策也需要“中国指数”来引导。建立指数是个系统过程，需要企业、学界和政府的协作，根据顶层设计开展基层创新。它属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统筹兼顾的能力”。将来，经济学家会对“中国指数”做清晰的定义。在目前阶段，它至少有下面几个探索方向：
（1)修复环境与兴旺生机的指数。致力于循环经济的企业应该支持尽快建立这样的指数。它可以显示企业经济活动对社会的正面影响，并据此获得政策支持。
（2)新兴企业持续发展的指数。地方政府不仅要鼓励青年自我创业，还需要帮助新兴企业走过1到3年的脆弱成长期。持续发展指数可以成为“民生”政绩的考察依据。
（3)社区互惠服务指数。追随“合作分享制”经济原则的企业必须将拼车、共用、团购、众筹等新模式与网上和线下的社区和谐关系联系起来。政策制定者要看到合作经济模式对社会生态文明的积极作用。有了指标性的衡量体系，矛盾和冲突也容易调和。试想，如果支付宝和余额宝能够说明对天猫和淘宝平台另一端实体厂商的融资支持，它们本可以获得更高的政策支持和社会共识。
（4)人本指数。20世纪90年代起，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等经济学家就试图建立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指标。中国“以人为本”的政治哲学与他们的尝试有一致性。根据中国社会具体情况，中国学者可以借鉴并完善“人本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5)社会多元化与和平指数。对于有着56个民族的中国而言，开发治理结构，促进文化多元与社会和平，这不仅有国内的现实意义，也能够为国际和平提供借鉴。
1879年，英国的杰文斯（William Jevons）教授首先提出“经济学”的概念，以此区别“政治经济学”。但经济指数的变迁史表明，经济首先是政治的，然后才是科学的。1971年，凭借对GNP等经济指数研究所做出的贡献，库兹涅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许下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就会轮到开发“中国指数”的中国经济学家。
怎样练就商业洞察力
微文今鉴
想得深，才能激发有持久影响力的设计。危机是系统失去旧秩序的现象。混乱中的系统，各类关系紧密纠缠在一起。找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线索，必须依赖深度洞察力。
地缘政治冲突，智能机器人应用，劳动力价格因素，能源和货币市场的动荡，这四大因素都促使欧美企业回流本国。中国的产业格局进入“乱云飞渡”的调整时期。潮水涨起的时候，破船也能漂行。处于市场大势中，只要愿意做就能赚。可是，在众说纷纭的乱流局势下，怎样创造能够持续获利的价值？这直接考验企业家的商业洞察力。
洞察力不仅包括掌握时代的脉搏，还要提供实践的规律和方法。“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体现了政治洞察力。“走中间兼容的道路”是IBM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郭士纳的商业洞察力。每当历史转折期，洞察力能扭转颓势。缺乏洞察力，执行力越强，消亡越快。
清理“洞察力”的迷信
早期，北美土着人外出打猎前，酋长要请示神灵。作法后，在篝火上烘烤的兽骨“龟裂”的方向就是出征的指南，而结果往往验证了酋长作法而获得的“洞察力”。其实，处于人少兽多的荒野中，向任何方向挺进都会有所斩获。火烧龟裂痕的指向有偶然随机性，这恰好有效避免了在同一个方向打猎。在机会丰富的大环境中，随机的狩猎方向可以提高捕获成功率，酋长的做法增添了众人的士气。虽然没有因果关系，几个正向因素相叠加，酋长的洞察力就被仰视服拜、神化起来。
“酋长现象”同样出现在现代社会。戴高乐总统以博闻强记着称。人们常被他完全脱稿的雄辩演讲所折服。后来的传记作者披露，他每次演讲前都会做强化练习。乔布斯、李嘉诚等商业领袖的洞察力有天赋因素，但更多的是幕后的研究方法在起作用。
崇拜“大数据”是另外一种“科学”迷信。政治分析师称，从来没有总统在失业率高过7.2%时连任。在7.8%的失业率笼罩下，奥巴马总统仍然在大选中获得了连任。自从比恩（Billy Beane）①用数据分析让奥克兰棒球队“乌鸦变凤凰”之后，大数据方法风靡美国体育界，但神奇却不再出现。相反，那些潜心研究比赛细节、深刻观察人的因素的教练却异军突起。卡罗尔（Pete Carroll）有“哲学教练”的外号。他擅长深度观察和抽象总结，能够透过表面现象看到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和规律。例如，“四分卫”眼神和进攻队员双腿跨度，它们是所有假动作背后无法掩藏的战术线索。类似的洞察力让西雅图海鹰队提高了预判的准确度，并登上2014年美国“超级碗”橄榄球冠军的宝座。君臣佐使，数据必须为洞察力服务。
学做人类考古学家
从看似毫无意义的考古碎片中拼出完整的历史图景，这是人类考古学家的本领，也是动荡时代商业领袖需要的能力。“麦克阿瑟天才奖”的获得者戴蒙德（Jared Diamond）深入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原始土着区生活多年，浸淫在当地人的日常起居中，逐步获得了对土着社会全面的理解。他所汇集起来的“生活碎片”最终形成强有力的理论解释。要想获得商业洞察力，企业家就得用戴蒙德教授这样的方法，摒弃习惯的旧意识，开放接受新鲜的刺激，让点点滴滴的碎片观察升华为有穿透效果的抽象概念。
①比利·比恩，前美国职棒大联盟奥克兰运动家球队的总经理，他以带领运动家队立足于美国职棒大联盟而著名，其新奇的球队管理经营方式也因作家麦可·路易斯的《魔球》一书而闻名，该书于2011年改编成电影《点球成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