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有一个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几乎是历朝历代中国人的共有观念。中国有土壤肥沃的平原、还没有开垦出来的原野、高耸入云的山峰，以及结满果实的山谷，这些全部都是皇帝的财产。所以，国家可以在任何时候向现任财产占有人提出要求，征用这些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征用方法很简单，国家只需要提出要求，并支付相当于财产价值一半的钱财就可以了。国家之所以支付这笔钱财，并不是因为承认财产所有者就是占有人，而是为了给占有人一种情感慰藉。
举个例子，如果把阿拉伯国王放到中国体制中，让他变成中国皇帝，他若想要那片垂涎已久的奈伯斯葡萄园，那么他只需要派几个臣子去征用葡萄园就行了。这简直不需要费什么劲，而且葡萄园主人奈伯斯听到命令，肯定会立刻服从，把自己的财产双手奉上，心甘情愿地退出并且毫不以为这有失颜面。
这是几年前的事了。当时中国要架设电报网，需要建设资金，但政府从来没有在日常会议中讨论过向群众征用财产的事。电报网线路覆盖了数千英里的土地，它既要穿过繁华地带，又要经过连政府权力都无法抵达的乡村。繁华地带的人过惯了不被束缚、自由自在、冷漠自我的生活，乡村的原野、花园都是有主人的，而政府却要将电线杆埋在这些土地，甚至别人家的院落中，并且从不考虑自己是否有权做出这样的事。
改革过于激进，动荡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很多人的看法。如果改革刚好与当时的风水犯冲，那就更是这样了。但人们心中总有个死板的、因循守旧的怪物，那就是对法律的盲目顺从。任何时候，只要他们觉得自己触犯了法律，那么他们的精神就会遭受或大或小的折磨。
不过因改革而生的动荡在中国从未出现过，因为政府决定的事，只要开始付诸行动，那么就算人们心中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他们嘴上也会保持缄默的。所以最后，电线杆还是会静悄悄地立起来，好像电报系统是伏羲或神农氏的发明，好像在中国古代它就已经出现了，好像它出现在中国历史中还混沌、还黑暗的年代一样。
不过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微不足道的反面例子。比如，工人埋电线杆时挖的洞，刚好在一位已故学者的墓地旁。这位学者曾被皇帝格外推崇，而墓地则是皇帝亲手赐予的封地。学者的儿子也是一位著名人物，他刚好看到了一个男人在他父亲的墓地旁大挖特挖。他很吃惊，很生气，他的心情简直可以被称作震怒。除此之外，他心中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想法。这些心情、想法让他激动得难以自抑。他希望能捍卫自己的财产、自己的荣誉，他想跟这种破坏自己家庭的行为来一场大对决。带着这些复杂的想法，他走进工人挖好的坑中，声称他愿用生命阻止电线杆被立在父亲墓地旁。他不厌其烦地对人解释说，自己这么做不是因为不承认土地是皇帝的土地，而是因为这片土地是皇帝赐给父亲的墓地，他认为自己在土地上拥有特权。
双方僵持不下，工作难以为继。这时，负责线路设计的外国技师和陪同技师的中国官员走了过来。官员协助他们解决了这个难题。他走到坑中人面前，说：“真难理解，像你这样有学识、有能力的人居然会做出这么孩子气的举动。你该知道，这个国家寸土皆王土，你所拥有的荣耀也都是皇帝的赐予。”说到这里，官员抬起手，指向了竖在平原上的那一排电线杆—这望不到尽头的一长排电线杆就像一队幽灵一样。他接着说：“修建这条线也是皇帝的旨意，你难道是想抗旨不遵？你十分清楚他有多大的权力，他能把你和你的妻儿送进监狱，还能把你们碎尸万段。他这么做，没人敢提出异议。”
这番话说得简洁，但十分见效。学者听了，恍然大悟。他马上站起来，朝官员深鞠一躬，表达谢意，以示对方的好意自己心领了。之后，他不发一言，离开了墓地，而工人们则接着做他们的工作。
土地税是除海关税外，国家能直接征收的唯一款项。款项中有多大数额用于教育、海陆军、国防与警察，以及救济穷人，恐怕没人能知道。支付中国官员薪水的方式格外简单，这种支付方式形成已久，沿用至今，足以承担官员们的薪水和其他各项开支，所以官员们对此格外满意，并且不会产生任何压力。话说回来，这种待遇可不是为那些长期受苦，钱财又被压榨干净的寻常百姓准备的。
中国政府征收土地税的方式，最能体现他们经济体制的绝妙。这种经济体制能让政府可以不用支付任何工资，或者其他杂费就能延续自己的权力。任何一个新王朝开始后，国家总会颁布新宪法，以之为将来颁布各种法律的基础。颁布新宪法是为了满足政府需要，中国历朝历代的所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六四四年，满族人掌握了执政大权。跟之前的王朝一样，他们也颁布了自己的法律。在这部名叫“大清律”的法律中，土地登记法被改变了。法律严格规定，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拥有的土地缴纳税金。对缴税方式，法律也做了明确规定：水田税金按水稻插秧量计算，旱地税金则以豌豆播种量计算。
我们可以揣测，政府这么做是为了扮演人民的父亲，体现自己的公正与宽容，使土地税不会变成人们的负担，所以在计算征税方式时，政府的标准并不千篇一律。不同土地中的征税方式是不同的：在土壤肥沃、作物产量高的地区，水田农民要为每升稻种付八到九个便士的税金，旱地农民则只需要付四到五个便士的税金就可以了；在雨水稀少、土壤贫瘠的地区，人们要缴纳的税金金额则要看情况依次递减。
征税时不应对农民过分压榨，可视情况放宽要求。
在各类税种中，土地税是较稳定的一项。满人刚一上台就颁布了土地税政策，政策被沿用至今，一直没有发生太大改变。虽然中国有过革命发生，但革命没有对土地税的征收造成影响，革命产生的共和政体也没有被法律承认。中国人天性愿意遵从法律，愿意维持旧秩序，所以就算皇帝已经不存在了，他们也还是没办法召开国务会议。
对人民来说，土地税本身算不上一个沉重的负担。让那些愿意缴税的人感到伤心、觉得不公正的，是土地税的征收方式。收税的人都是些名声很差的家伙，他们虚伪而且劣迹斑斑。这些人没有经济来源，现有职位是他们花钱买来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既然付出了金钱，那么他们就要得到回报。他们想要的是一种特权，一种能让他们用各种方法从人民身上揩油水的特权。中国人敬重自古就有的习俗及惯例，认为法律是崇高庄严的。这些无恶不作的人为让所作所为看上去合法正当，把自己做的坏事全归到了尊重法律、尊重传统的名下。
中国人生性不直接，说话做事总喜欢拐弯抹角，这种收税方式跟他们的个性的确相符。对收税人来说，这种收税方式营造了一个可以让他们大展手脚的天地，在这个天地里，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勒索钱财。用这种方法把钱财装进腰包，可比等着领薪水容易多了。这种收税方式不公平，这每个人都知道，但没有一个人提出将它废除的建议。
因为这样的收税方式是国家创始人推行的。
有一些人被人们称为“贤人”。如果能看到他们的私人账户，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人不过是些表里不一的伪君子，他们十分喜欢这种税收方式。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员政客都用这种方式中饱私囊。那场让这个国家四分五裂的大革命之所以会爆发，正是因为收税人收税时滥用职权，让人们生气了、爆发了。革命过去后，中国人开始了新生活，可那些让人难以忍受的旧体制却仍然存在着，好像新生活和旧体制中间萌发了一种新力量，能改造这个国家一样。
收税人之所以变得腐败，是因为他们依附于这种税收方式而生存。
这些人心中眼中全是钱。他们在收税这条道路上看到的是满地元宝，就算跟人交往时看上去被什么话题吸引住了，他们的思维也仍然在无形中被钱财控制着。他们把自己管辖的区域当成了“金矿”，靠它解决吃饭问题，为家庭积攒财产，购买田地，为儿子娶妻。不过，真正深埋地底的金矿要通过辛苦的劳动、特定的技术、长期的等待才能最终提取出来。他们的“金矿”也一样，要靠开采才能拿到。他们想通过这种税收方式挖取财宝，就只能让自己的头脑变得敏锐非凡、灵活非凡，同时也卑鄙非凡。
所以，每个人都憎恶他们、鄙视他们，这也是合情合理的。这些收税人为达到目的，不得不使用诡计、欺骗等阴暗的手段，使人们对官员们的贪婪盘剥只好听之任之。除此之外，很多家庭还因为他们的敲诈勒索而变得悲苦不堪。这些人每年收税两次。从收税开始到收税结束，他们在整个的收税过程中都想尽办法敲诈、欺骗，让那些被他们管制的农民变得更不幸。
多数不得不缴纳税金的中国人都生活贫困，让人看见就心生怜悯。
他们实在不知道该去哪里筹集这些钱款。女人们或许会拿出打扮自己用的发夹、金耳环，男人们或许会去附近的当铺当掉自己的农具。等着那些无法拿出税金的人的，则是粗鲁残酷的待遇。没有人会对他们手下留情。他们家里唯一一口做饭用的锅，他们身上那点可怜的衣物都会被掠走。
有一件事中国人非常拿手，就是让富人们在规定的时间内交不上税金。这些贪得无厌又冷漠无情的收税人最喜欢做这件事。做这件事的方法非常简单，他们只要抓住时机就够了。办事拖沓，这样的习气在东方十分盛行，就连做事极有效率的西方人，到这里不久之后个性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他们会觉得自己脚步变慢了，做事也开始变得拖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