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理完这本小书的时候读到应必诚先生的《红学为何 红学何为》，这篇论文专门批评周汝昌先生的荒谬。应先生说：
周汝昌先生在天津津南区水沽镇“周汝昌红楼梦学术馆”开馆仪式的讲话……已经不讲自己“如果勉强冒称一个‘学者’，也不过是在三流层次”之类的话，而是表示要“超越个人的谦虚”，说出他自己才是红学的创立者。他说：“很多评者都认为我是胡先生的一个‘门徒’，好像是人家胡先生开辟了红学的一个大道路，我只不过是一个追随者，我还是要表明一点，胡先生三篇论文二十六年后，并没有引起任何值得说起的影响，我是二十六年后接起来，但我个人和胡先生有不同的观点、论点，我的拙作出版以后，很快红学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性的一门学问。”……周汝昌先生如果真以为胡适的著作“并没有引起任何值得说起的影响”，只是二十六年后，“我的拙作出版以后，很快红学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性的一门学问”，那不过是周先生的“错觉”。（《红楼梦学刊》第270-271页，2012年5月）
读了这段话，周汝昌式的狂妄让人哑然失笑。旧版《红楼梦新证》在1954年就被批得体无完肤；新版《红楼梦新证》受到江青、姚文元的支持，出版于文化大革命末。周氏的得意弟子梁归智在《红学泰斗周汝昌传》中评价这部书的属性时说：“从当时的时代背景看，这显然也是从1973年到1975年由江青讲话引发的全国性的‘评红’运动之组成部分。”它和江青“评红”紧密联系在一起，理应和文革一起被否定，还好意思谈影响。王利器先生批评这本书每页上都有错误，连周氏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说实话，这本书的旧版、新版都是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正面影响，它怎么有能力使红学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性的学问？！
红学之所以是我国三大显学之一，有两个原因：一在于曹雪芹的天才和《红楼梦》自身深邃丰富的思想和艺术成就的魅力，吸引着广大读者和专家研究它；二是由于毛泽东的推崇，不管什么政治运动，红学都是一个可以谈论的话题，始终处于长盛不衰状态。
红学的兴盛与周氏的“拙作”有什么关系？贪天之功为己功，不过给人们提供谈资，留下笑柄罢了。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周汝昌笑话“胡先生三篇论文二十六年后，并没有引起任何值得说起的影响”，完全不符合实际。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做的悬去伪存真的工作，一扫索隐派的迷雾，使红学开始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影响深远；而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把胡适的“自叙传”发展到极端的“写实自传说”，晚年公开打出索隐派的招牌，嘲笑把他算作考证派的学者是识力不高，重新回到索隐派的旧路上去，使自己的研究成为“龙门红学”的典型代表，其成就岂能与胡适同日而语！他的全部成果加起来也赶不上胡适一篇《红楼梦考证》影响大。难道不是这样倒是相反的吗？
胥惠民
2012年11月29日于轩辕草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