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琐细的考证的有害作用，妨碍了读者对《红楼梦》中作为艺术形象的人物性格实质的认识。
在《新索隐》一章中，作者又走向了另一个错误的途径。《新索隐》共七十五条，其观点和方法，并没有迈出旧索隐一步。
《雪芹生卒与〈红楼梦〉年表》一章，是作者认为“最有意义的一个收获”，实际上却是作者的错误观点发展到了顶峰。
但是，我们认为这不能不是极端的穿凿。
全书的主要错误，绝不仅是如作者所说在“考证方法”上，成为“胡、俞二人的俘虏”，而是在观点上继承并发展了胡、俞的“写实”“自传”说。
《新证》确实是以完备的考证工作，实践了自己的错误观点，亦即是更加继承并发展了胡适的荒谬论点，实际上并没有跳出胡适的陷阱，这就是《新证》在观点方法上产生严重错误的基本症结。⑥
这就是李希凡、蓝翎批评周汝昌继承并发展了胡适荒谬观点中的一部分。时至今日，这些对周氏的批评还是正确的；这也是毛泽东读了并认可的批评。毛泽东以“推销他们的主观唯心论，毒害青年人”批评周汝昌，一点都不冤枉他。
三、毛泽东肯定高鹗续补的后四十回，周汝昌却仇视后四十回，两人态度决然不同
梁归智说，“周汝昌红学研究的核心，是区分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续书乃绝不可相提并论的‘两种《红楼梦》’”（《泰斗传》316页），他“为曹雪芹鸣冤洗垢，对程高本深恶痛绝”（《泰斗传》67页）。而周氏对高鹗那种“深恶痛绝”式的骂街的语言，绝对超过了学术的界限。他为这么什么嫉恨高鹗？因为高续四十回是他龙门红学“湘云嫁宝玉”逾越不过去的拦路虎，不予以清除，按照他的观点，李氏女史湘云即脂砚斋就做不成曹雪芹的妻子。痛恨高鹗的续书，他一直坚持了五十多年。
与此截然相反，毛泽东却把曹雪芹原著与高续看作一个整体，从而予以评价。1975年8月13日晚，北京大学教师芦荻对毛泽东说，《红楼梦》她只读了一遍半，高鹗的续书不喜欢读。毛泽东说：“我读了五遍，要读后来的部分”，还特别谈了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命运问题。⑧这是毛泽东晚年对《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本的完整评价，既说明他读了五遍的书是包括高续在内的一百二十回本，还特别强调“要读后来的部分”。他对这部小说很熟，是包括高续在内的。
1975年，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与护士孟锦云谈《红楼梦》时这样评价林黛玉：
林黛玉有句话讲得好：“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她是个很有头脑的女孩子哩。但是她的小性儿也够人受的。⑨
林黛玉的这两句话见于第八十二回的描写。毛泽东的这段话有两层意思，它既完整说明黛玉性格的两面性，既有头脑，她的小性儿又让人难受；还说明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黛玉的性格是基本统一的。
毛泽东特别喜欢林黛玉的这两句话，多次引用来说明党内、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国际上两个阵营的斗争。最有名的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演中的这段话：
现在我感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⑩
从此之后，因林黛玉的话而产生的“东压倒西风论”就传遍全世界。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与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有人提到：有些人盼十大，开过十大，开人大，人大一开就要解决工资问题。他这时答道：
各有各的心事。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各有各的目的。如果一样就没有个性了。哭是一个共性，至于个人想的，伤心之处不同，那是个性。我劝人们去看柳嫂子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几回。[11]
贾母一死大家都哭，见于第一百一十回；争夺厨房见于第六十至六十二回。他又一次借用后四十回和前八十回的故事说明现实生活和当时党内的斗争。
在解放初开展“三反”运动的时候，毛泽东用“贾政做官”的故事，来教育共产党员干部警惕受坏人的包围。小说第九十九回《守官箴恶奴同破例阅邸报老舅自担惊》，描写贾政放外任做官，被家奴李十儿架空，大权旁落，不能处理好公务，从而成为庸官。他以此来警醒那些受到偷税漏税等不法资本家包围的党政干部，以避免成为“贪官污吏”。
这就是毛泽东对续书的态度。它与周汝昌的错误态度没有一丝共同之处，形同水火不容之势。周汝昌痛骂高鹗实际是他主观唯心论的顽固表现。这里我们要请教梁归智先生，你说周汝昌“对高鹗后四十回续书的那种深恶痛绝的表述”，毛泽东“读这样一种风格的著作，是会感到有些过瘾的”，你的根据是什么？周汝昌拿鲁迅当作自己拒绝批评的挡箭牌，你却借着毛泽东无限抬高周汝昌，正如鲁迅所说：“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12]为实现此目的，就把子虚乌有的东西强加给毛泽东，不惜把周汝昌的红学脏水泼向毛泽东，这不是主观唯心论又是什么？
李希凡、蓝翎在《评〈红楼梦新证〉》尖锐批评他：“这种对续作深恶痛绝的态度，严重地影响了他的考证工作。他宁肯东拉西扯地对一些根本不重要的细节考出一个可能的悬案，也不愿稍微用一点点实际的考证工夫，考证对《红楼梦》有不少功绩的并为人民所承认的作家高鹗。”毛泽东在读这篇论文时写有许多批语。[13]显而易见，这也是毛泽东认可了的对周氏的批评。
四、周汝昌说宝玉不爱黛玉，只爱湘云；毛泽东认为宝玉、黛玉真挚地相爱着，观点截然相反。
周汝昌为了把史湘云嫁给贾宝玉，坚决反对宝黛爱情说。他说：“那么，谁得一个‘真’呢？惟推湘云一人。宝玉真爱的是湘云”[14]，“他和湘云最为亲厚（实在对黛玉远甚）”[15]。为此目的，他不惜改变书中的人物关系，硬说“绛珠草本指湘云，与黛玉无关”[16]，“她最难为钗、黛之流所能理解、所能企及”[17[。他总结说：“总结一句：在雪芹笔下与宝玉意中，只有湘云方是相当于正妻的身份品味——而并非‘续弦’之可比。”[18]总之，他否认宝玉和黛玉有“木石前盟”，以为“木石前盟”实际是描写雪芹与湘云即脂砚的爱情。
这和毛泽东的观点完全相反。毛泽东1954年9月在读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时，他在回末批道：
此回是一篇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
情切切之段，是将两种人生观相互冲突的爱情，用花一样的语言切切道出。宝玉与袭人的相爱，两方面都是诚恳的，但他们性格不同，思想有矛盾，无法统一。在袭人看宝玉，是“性格异常，放荡驰纵，人性恣情”。而宝玉对袭人，也只能以“坐八人大轿”慰之。
意绵绵段与前段相反，这里是同一人生观相互结合的爱情，像玉一样的光辉，香一样的气氛，绵绵地喷发出来。宝玉与黛玉相爱，不仅是真挚的，而且建筑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是任何人不能相比的。故宝玉说：“见了别人，就怪腻的。”他把黛玉比作“真的香玉”。而黛玉向宝玉说：“真正你是我命中的天魔星。”从袭人口中听到切切的箴（言），故待之以八人大轿。从黛玉的身上，闻到绵绵的幽香，故比之优美的童话。[19]
毛泽东用“此回是一篇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肯定了宝玉与袭人的相爱是诚恳的，更肯定了“宝玉与黛玉相爱，不仅是真挚的，而且建筑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是任何人不能相比的”。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排除了宝玉与其他人相爱的可能。试想毛泽东假若读到周汝昌的“宝玉真爱的是湘云”，“他和湘云最为亲厚（实在对黛玉远甚）”，“只有湘云方是相当于正妻的身份”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感情？会像梁归智说的感到过瘾？产生知己感？这恐怕是痴人说梦。我想这时毛泽东最可能的思想是“新红学派还在继续借研究《红楼梦》，推销他们的主观唯心论，毒害青年人”！
周汝昌靠拉鲁迅做自己自传说的挡箭牌，梁归智却靠毛泽东来无限抬高周汝昌的红学地位，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梁归智比周氏走得更远，主观唯心论更强烈，因此对青年的毒害也就更大。
注释
①育之、宋桂仑：《“红学”一家言》，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1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②周汝昌：《红楼夺目红》第69页，作家出版社，2003年。
③周汝昌：《红楼别样红》第214页，作家出版社，2008年。
④林东海：《文林廿八宿：师友风谊》第3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⑤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毛泽东与浙江》第69页，转引自董志新《毛泽东读红楼梦》第150页，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
⑥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新证〉》第61至75页，作家出版社，1963年。
⑦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583页至584页，棠棣出版社，1953年。
⑧董志新：《毛泽东读红楼梦》第103页，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
⑨董志新：《毛泽东读红楼梦》第308页，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
⑩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630页，中国文献出版社出版，1992年。
[11]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46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12]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第64—6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
[13]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46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14]周汝昌：《红楼夺目红》第69页，作家出版社，2003年。
[15]周汝昌：《红楼别样红》第31页，作家出版社，2008年。
[16]周汝昌：《红楼别样红》第163页，作家出版社，2008年。
[17]周汝昌：《红楼别样红》第214页，作家出版社，2008年。
[18]周汝昌：《红楼夺目红》第93页，作家出版社，2003年。
[19]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46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