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场严肃的红学打假斗争
进入21世纪短短十年间，耳失聪目失明的周汝昌进入创作旺盛期，出版学术著作近二十种，仅在2004年86岁时就出版红学著作7种，在2005年87岁竟然出版红学著作8种（梁归智《红学泰斗周汝昌传》附录《周汝昌学术年表》，漓江出版社2006年4月），成为“红学大跃进”的排头兵。家里如果没有一台生产红学著作的机器，一个耄耋老人两年绝不会连续生产出这么多著作的。
与此同时，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从国内到国外，有几位严肃认真的学者自发地从不同角度开始揭发批评周汝昌不端的学术行为及其新索隐派所特有的龙门红学的本质。这些学者有沈治钧、梅节、杨启樵、苗怀明、郑铁生等先生；他们出于捍卫学术的纯洁性，出于保卫曹雪芹和《红楼梦》，从不同角度参加了斗争；笔者也就此发过几篇小文。2010年6月杨启樵《周汝昌红楼梦考证失误》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2011年6月沈治钧《红楼七宗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参加批评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就其涉及问题广度和深度来说，是解放后任何一次红学打假运动都没法比拟的。沈治钧在《红楼七宗案·绪言》中指出：
也是那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在电话里表示了对红学界的鄙夷不屑。他引述吴晓玲和吴小如的话说，红学界是乌合之众，乌贼横行，乌七八糟，乌烟瘴气，乌漆墨黑，乌足道哉！简直是黑社会，真正的学者避之唯恐不及。然而，他不想想，红学界的黑暗状况与混乱局面是如何造成的，在两位吴先生眼里，谁是害群之马？
上个世纪40年代欺瞒胡适、50年代批判俞平伯、60年代阿附江青和康生、70年代伪造红学史料、80年代诬陷俞平伯、90年代力挺王国华，新索隐派当家人都是急先锋，都是要角乃至主角。新索隐派永远不会甘当配角，永远不会自甘寂寞的。近年来风头最健的“学术明星”，依旧是新索隐派。……更有甚者，新索隐派还披着考据派的外衣，纵使在正统的红学界也仍然具有广泛的迷惑性，它的领军统帅号称“红学泰斗”。（绪言第4页）
把红学界弄成“乌贼横行”状况的“害群之马”不是别人，就是唯一的“红学泰斗”周汝昌。
周氏利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机会，颠覆了曹雪芹的家庭生活，他强迫曹雪芹娶脂砚斋、畸笏叟为妻子；他颠覆《红楼梦》的主要思想内容，说贾宝玉不爱林黛玉，只爱史湘云，最后和湘云结为美满夫妻；他不懂《红楼梦》的艺术，制造了一个“十二乘九”的大对称结构法，支持王国华的“结构的《红楼梦》”，把这部伟大作品富有生命的艺术结构破坏殆尽。
正是由于周氏的胡作非为，屡次兴起非学术非道德的喧闹，在红学界带了一个坏头，才使红学界出现了一个“乌贼横行，乌七八糟，乌烟瘴气，乌漆墨黑，乌足道哉”的“黑社会”！
周汝昌的龙门红学热销，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独有的一个特例。他不仅使中国红学界蒙羞，而且使中国学术界蒙羞。难怪沈治钧激愤地说“面对种种弊端，必要的学术批评往往不能及时到位，歌功颂德之声却不绝于耳。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今天索隐派大行其道，红学界实难辞其咎”①。确实是这样啊。
批评是一种有思想的生产。我们如果听任周氏的龙门红学横行，听其索隐派大行其道，那我们广大热爱《红楼梦》的读者将永远难以读懂这部作品。所以，破除周汝昌的龙门红学的影响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任务。
现在到了彻底分析周汝昌现象的时候了。只有把周汝昌解剖透彻，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红学才可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二、周汝昌其人
周汝昌底子薄，国学基础差。他1918年生。1939年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1949年从西语系本科毕业。当年虽然考上燕大中文系研究生，但只读了两年，没有完成学业，在1951年秋，以1949年西语系本科毕业生分配四川华西大学外文系当讲师。燕京研究院2000年编的《燕京大学人物志——燕京大学学生名录》，记录1949——50届入学研究生13人，其中有许政扬，没有周汝昌。“据中文系传出，是他的国学根底太差，五经、四史似未发蒙，语言学理论接受也不好。读了两年，系里评估，周同学恐难如期完成研究生课程”，他的研究生资格不被承认，所以就除名了。②本科没有读中文系，由于国学太差研究生不仅没有毕业，连学历也不被燕大承认。周氏一生做学问的重大失误，他的初版《红楼梦新证》的语言毛病受到顾随先生的批评③，都同此有关。
周氏性格狂妄。其核心是“妄”，因“妄”而显出一定的“狂”来；狂是表象，妄是本质。《还“红学”以学》（《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重点摘要）》，《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4）是其“妄”的典型表现。它的“妄”表现在以下四方面：首先，否定百年旧红学、新红学所取得辉煌成就，一笤帚把红学史扫成白地。其次，他说：“胡氏之于《红楼梦》研究，实未建立一个堪称独立的新创的‘学’。”否定了胡适自叙传说的“学”的品质，却又借他编的鲁迅肯定胡适的“‘自传说’开端最早，而论定却最晚”，借鲁迅之口肯定他绝对化的“写实自传说”是20世纪唯一够得上的“学”：这一切自相矛盾，不合逻辑，毫无理据！第三，他很佩服陈蜕，因为陈蜕说应把《红楼梦》列于“子部”，并且说雪芹是一位堪称“创教”之人！他认为这种石破天惊、骇俗震世之论，“应当在‘评红’史上大书一笔”。这种虚妄之言，绝不可信。第四，不知道清朝是那年建立的，妄说“清朝正式‘定鼎’北京事在1664年，从1664年到1757年，已经93年，而那‘明遗民’既能知亡国之痛而发愤著书，那他应生于明亡之前至少一二十年才行”。周氏不知何所据而要让清朝晚建立20年？令人惊讶的是龙门红学泰斗周汝昌连清朝是哪一年建立的都不知道，他的红学成果怎么能让人相信呢？一斑窥豹，他近几年出版的所谓红学名著，无不是其“妄”的表现，《红楼夺目红》《红楼别样红》是这样，《谁知脂砚史湘云》更是这样。
名利心太重，一生治学，为此所误。在上世纪80年代，郝延霖先生和我谈起红学界的情况，他说：“周汝昌先生想当红学会会长。他如果做了会长，红学界不大乱才怪呢。”这恐怕是实情。他想当红学会长有两个实例可证明：一是周先生在《海外红友小记》中曾记载过他和浦安迪之间的交往（详见本书162页）。借着蒲安迪的话，反映了他急着想做“红学的学位首领”的心情。“红学院长”与“红学会长”仅一字之别，分明可见周氏想做“长”的急切心情。
二是见于梁归智《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的一段话：
第一届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落到了其实并不以研究《红楼梦》为主的北京大学教授吴组缃身上，几位实际上具有实力的红学家如俞平伯、‘两吴一周’和名位较高的几个文化人则被安排为学会的八大‘顾问’。对此，周汝昌当然也没有表示什么意见，默认了，但由于自己的红学成就实际处于领袖群雄的地位，对红学界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术园地这一特点也有了更为切己的体会。（《泰斗传》第324页）
想当会长的欲望呼之欲出。“默认了”，其实是不满。会长没有当上，于是逐渐“疏远”了红学会，进而宣布：“已经不是红学界的人。”“红学成就实际处于领袖群雄的地位”，这是妄人对自己的估计，主流红学界没有一个学者会承认这种“妄自尊大”的。周氏“疏远”了中国红楼梦学会之后却得到了以下尊称：20世纪唯一的红学家、最伟大的红学家、红学泰斗、新国学的样本等等，不一而足。
开动红学机器，在短短两年中生产15种著作，没有一丝丝新意，只是旧文重组，旧话重说，是图利的恶性发展。
追名图利，除过留下笑柄，其他什么也留不下。
治学不靠真本事，依靠给上面写信打报告扩大影响，捞取利益，有时靠此挤压对手。学术界人所共知，周汝昌有个喜欢给领导写信的毛病。吴世昌先生披露周氏十年动乱中给江青、康生、姚文元上了不少“效忠信”的秘事，进而表示：“一九七○年秋北京‘将调’周汝昌回京的‘指示’到达干校时，成为一个轰动全校的重要新闻，尤其是因为这指示来自中央文革的‘顾问’。”④中央文革“顾问”乃康生之谓也。林东海《师友风谊·红楼解味——记周汝昌先生》明确记载：“1977年6月，人文社古典部曾传阅周汝昌先生写的一份材料，交代他曾给江青写过两封信，给姚文元写过三封信；7月5日和9日，周先生两次到编辑部说明写信的情况。”⑤林东海说：“据我所知，他的写信，既不是告密，也不是巴结，更无意向上爬，而是希望得到帮助。”我相信林东海的看法的真实性；但是周氏的信获得的“帮助”是他那本“每页上都有错误”的《红楼梦新证》在文革中出版了。
周氏从给康生、江青、姚文元写信中尝到了甜头，文革结束后，仍然乐此不疲，写信告状，成了家常便饭。
他在《靖本〈石头记〉佚失之谜》⑥中深文周纳，诬陷俞平伯先生把靖应鹍藏本《石头记》藏匿起来了；为此他向中央打了报告。他在文末的“又记”中强辩说：“对于某先生，毫无他意，并向中央打过报告，陈明原委，曾言我们不宜再伤害他的声誉了。”既然“毫无他意”，那为什么还要执意发表这篇文章，在海外向俞先生提出公开的指控呢？
1992年3月13日《书刊导报》发表段献民《震惊人类的发现：〈红楼梦〉应有两部》，文中透露他给领导写信，吹捧王国华的《太极红楼梦》“有重要价值和深远影响”，“这门专学建立以后，红学上的所有重大问题（争议）都可以顺利解决”，“中央有关领导阅罢这份材料，当即作了批示，要求中宣部、文化部同有关方面核实情况，予以处理”。这次妄人妄言，除了自己兴头了一阵子外，只是让中国红学界蒙羞罢了。
沈治钧因《木兰花慢》疑案揭露周汝昌借造假篡改顾随词而抬高《新证》，因此也遭遇过非学术的手段。他说：“据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红楼梦学刊》主编张庆善（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告知，由于拙文《顾随〈木兰花慢〉一阕辨惑》发表，有人于2009年春节（己丑新年）期间向中共中央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告状，说《红楼梦学刊》对他搞‘人身攻击’，恳请中央领导出面干预。当时陪同拜年的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时兼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随后不得展开调查，包括找张庆善了解情况。张庆善据实说明，那是正常的学术讨论，根本不存在‘人身攻击’问题。其事遂歇。”⑦手中有真理，绝不怕争鸣辩论的；因为理亏，所以才恶人先告状。
周汝昌耐不住寂寞，只要有人投奔，不管其是非曲直，他都能找到理由予以大力吹捧。既无知人之明，更无自知之明。前文提到的王国华即是一例，此处不赘。
三、新红学派应该清理门户
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发表；次年俞平伯撰写了《红楼梦辨》，并于1923年出版，标志着新红学派的成立和对索隐派的胜利。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新红学派的纲领。这篇论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索隐派红学观点的归纳与批评，一扫旧红学的阴霾。在论文第二部分，胡适根据可靠的版本和材料，考定《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和生平，第一次使《红楼梦》研究走上科学的道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在胡适取得的成就基础上，从文学上对曹雪芹的创作做了许多独到的研究，正确评价高鹗的续书，开创了对脂评本和佚稿的研究。
我过去一度把周汝昌当作新红学家的代表人物来论说。近几年撰写了七八篇批评周氏文章，才发现周氏的龙门红学与新红学本质不同。
他是由胡适领进红学之门的。开始他站在新红学的旗帜之下，借着“考证”的名义，行着索隐派之实。等到时机成熟，他就大着胆子说：“事情也很分明：胡氏之于《红楼梦》研究，实未建立一个堪称独立的新创的‘学’。可知世之所谓‘新红学’，原是一种夸大了的名目和概念。”他还说：“俞先生的不少论点也是这么反反复复。他的真正的确切的意见很难捉摸。”这种行为实在是欺师灭祖。他在没有名气之时，就在“新红学派”中鱼目混珠；当羽翼丰满之时，就另张旗帜，公开亮出“索隐派”的招牌。他在《红楼小讲》中说：
我久蒙世人称号为“考证派”，其实他们识力不高，看不清我自一开始就是一个“索隐派”，只不过所“索”之“隐”与蔡元培、王梦阮等前贤大不相同而已。（《红楼小讲》231页）
大家看清楚，周汝昌说谁把他称作“考证派”，那就是“识力不高”的表现。我们得服周氏的这个定性，我就承认自己过去识力不高，把他错当成新红学派，误以为他是考证派。新红学派的考证作的是去伪存真的学问；周氏冒称的所谓的“考证”的目的则是要把假的证成真的，如雪芹说的“假作真时真亦假”了。他还郑重地说：
60年的经历和感怀当然绝不止此。如今只想补充一点，其他也就暂从省略了。这一点就是我的“考证”是人家给的名目，我的本心本质其实就是“索隐”，这么一个小绕弯很多人就是绕不过来。所以，在本篇停笔之前又想补说几句，考证的真正存在价值和实际功能没有别的，就是为了“索隐”。“索”什么“隐”？作者雪芹在书前不是早早告知我们了吗？他是：“因曾经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日甄士隐梦幻识通灵。”你看这还要再怎么明白才好懂呢？（周汝昌《九十年华花甲红——研〈红〉60年回思简录》，《晋阳学刊》201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