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年前我读高中的时候，就知道周汝昌先生的名字，知道他的《红楼梦新证》。有这么厚的一本学术专著，并世没有第二人，那时闻其名真的有如雷贯耳之慨。
1959年秋开始，我在西北大学中文系读书，第一次读完《红楼梦》，几乎在同时读完何其芳同志的《论“红楼梦”》。那时虽然没有读周先生的《红楼梦新证》的意愿，但凡是遇到他的论文，或者从报章杂志上看到他的论文目录都要找来认真读一过。读他的论文与读何其芳的著作感受不一样，感觉怪怪的，总是莫名其妙。
1964年我欣喜地买到他著的《曹雪芹》。书中除敦敏、敦诚兄弟和张宜泉所述资料外，其他所据资料大都不可信。后来他把这部著作扩充后，以《曹雪芹小传》的书名于1980年出版。文字增加了四万多字，全书达到十八多万字，内容似无大变化。1992年他又有了《曹雪芹新传》问世。在《自序》中他说撰写这部传记“困难中最大的一个，是历史给我们准备并遗留下来的可靠的文献资料太少太少了”，“文献资料极度稀缺”。说实话，我对周先生的主要红学观点是不同意的，比如他的曹雪芹籍贯丰润说、雪芹生于雍正二年和卒于癸未说、他的绝对化的“写实自传说”、史湘云是曹雪芹的妻子脂砚斋等等，他和清代和民国前期的索隐派一样，都是在“证假为真”。周先生创撰“曹雪芹传”的艰辛我是理解的；作为红学一家言，自有存在的价值。
后来他支持王国华的“太极红楼梦”制造出了一个“震惊人类的发现”；又支持丰润人王家惠的“曹渊即曹颜”说，丰润人刘润为同时发表《曹渊：红楼的原始作者》，弄出了否定曹雪芹著作权的事：在我看来这都是“非学术非道德的喧闹”。此时我也并无撰写文章与他商榷的念头。
读周先生的文章多了，我也逐步弄清了他的恩怨。他多次为文说明《红楼梦》新版本校注是他的主意，有人冒了他的功；他还多次说研究一个作家起码得研究作家的家世，可是有人居然靠研究曹雪芹家世被称为红学家的；他还多次旁敲侧击“揭露”洪广思撰著《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被他多次批判的人原来是冯其庸先生。
张国光曾尖锐地批评了他“极端崇曹，极端贬高”的错误，还从多个方面批评了他支持王国华“太极红楼梦”制造了一个“震惊人类的发现”的大错。这是很严肃的学术争鸣。他气急败坏地为文进行狡辩，反映出他的霸道作风；他的学风、文风之恶劣，都让我很反感。这时我依然没有与周先生商榷的念头，我不愿意参鸟到他的这种闹意气泄私愤的是非之中去。
1994年全国红学会年会在山东莱阳召开。我为这次学术会提供的论文是《曹雪芹的籍贯、生年和卒年——兼与周汝昌先生商榷》。这是一篇急就章，因为当时没有其他成熟的题目，对这方面的材料看得比较多，有感于周汝昌在论述曹端明、曹端广兄弟后人的籍贯时偷换概念，逻辑混乱，既然曹端明的后人是丰润人，为什么首迁铁岭卫的曹端广的后人不是铁岭人反而是丰润人呢？多少有些自己的想法，于是仓促为文，写成这篇小文。
1995年《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发表周汝昌《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重点摘要）》。我原以为周汝昌要恢复红学的学术品格，读完文章才发现他的所谓“学”同实际的红学之学根本不同，他通篇文章贬人扬己，通过歪曲鲁迅的观点肯定了他自己的绝对化的“写实自传说”以外，大笔一挥，把20世纪《红楼梦》研究的辉煌成就抹成一片白地！王国维、胡适、俞平伯、王利器、冯其庸等红学大家以及其他所有《红楼梦》研究工作的成绩都没有“学”的因素，只有他的“写实自传说”才够得上“学”的品质。最好笑的是他嘲笑别人研究《红楼梦》基本功不够，没有资格研究这部作品，他的学问好，却连清朝是那一年建立的都弄错了。
正是由于《还“红学”以学》使我对周先生的人品、文品和学风、文风，有了清醒认识。对红学的大是大非问题，我应该说明自己的看法，哪怕身陷是非之地也就顾不得了，干是就有了《读周汝昌（还“红学”以学）——兼说（红楼梦）研究的学术品格》。这篇论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尖锐批评了他的错误：首先，歪曲鲁迅，为我所用；其次，贬低俞平伯，唇枪舌剑，用心良苦；第三，批倒一切，使百年红学史几乎变成一片白地；第四，学风不正，漏洞百出，贻笑大方之家。
如果说《曹雪芹的籍贯、生年和卒年——兼与周汝昌先生商榷》是一篇学术商榷文字的话，那么这篇论文则是纯粹的学术批评，而且以后我的所有与周先生的“商榷”文字也都是学术批评。
从此我开始思考他绝对化“写实自传说”究竟错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
1996年9月，在乌鲁木齐召开了“世纪之交中国古典文学及丝绸之路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著名红学家邓绍基、张锦池、周中明等先生与会，在私下我与他们交流过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说明我准备批评周汝昌“写实自传说”的想法，得到他们的支持。在边城乌鲁木齐一切报刊杂志信息资料都处于极其缺乏的状态，自己对20世纪的《红楼梦》研究现状以及历史并不熟悉，见闻狭窄，是否有专家学者批评过周汝昌的“写实自传说”都不知道。为避免重复劳动，我就这个问题向张锦池、周中明二位学兄请教，问他们是否读到或者见到过类似批评“写实自传说”的论文。他们做了否定的回答，并鼓励我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写实自传说”是周汝昌红学的核心，要从理论上批倒它并非易事。有一天会后，张、周二位光临寒舍，我又郑重地就这个问趣向他们请教，他们又一次鼓励我选择并希望尽快完成这个题目。
这次学术会后，我就确定了“论周汝昌先生‘写实自传说’的失误”的题目，开始重新阅读他的全部学术论著。
经过十个月的艰辛劳动，1997年7月初，终于完成这篇两万多字的论文。
我在参加1997年北京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时，曾把这篇论文送冯其庸、邓绍基、张国光、张锦池、周中明等先生，请他们批评指正。冯先生指出一个观点错误，会后中明兄寄来详细修改意见。
既然你周汝昌说20世纪只有你的“写实自传说”才具有“学”的品质，我却用大量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写实自传说”是个虚假命题，是“证假为真”，根本不能成立，所以连“学”的边都不沾。自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以后也就不准备再写批评周汝昌的文字了。
1999年，有个朋友约我撰写一部“周汝昌《红楼梦》研究评传”。当时我没有答应，一是因为教学任务重，精力不允许；二是觉得自己的才力不够，完不成这个大题目。
2006年春，在贵州的一个学术会上，又有个朋友想和我合作完成对周汝昌《红楼梦》研究的总结与批评。他说：“我出手快，写出初稿，寄给你修改就行了。”我虽然没有答应，却对他说：“假如以后有机会合作，对周先生我还是有些话可以说一说，比如他的方法论就是。”学术会议上的聊天，是不能作数的，会后各奔东西，自然作罢了。但我的内心是把他引作知己的，因为他看重我不多的批评周汝昌的文字：他有批评周汝昌的思想，自然就是我的同道了。
不管是约稿还是合作，都没有引起我继续批评周汝昌的激情。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我的老同事和老朋友楼友勤同志从北京给我寄来一本周汝昌新著的《红楼夺目红》。她说这本书很有趣，推荐我读一读。
周汝昌在这本书里集中篇幅宣传他的“湘云嫁宝玉”，果然写得很有“趣”。在他的笔下，“木石姻缘”不是指林黛玉与贾宝玉，而是指史湘云和贾宝玉，因为湘云的生活原型本姓李，是木，这就与宝玉这块顽石构成“木石姻缘”；在他的笔下连“金玉姻缘”也不是指宝钗和宝玉，而是指湘云与宝玉，“金麒麟的故事，才是宝玉的真姻缘”。他说“宝玉真爱的是湘云”，根本不是林黛玉，“宝、湘二人是青梅竹马，是同食同榻，是旧圃新房，是风尘知己，是患难夫妻，钗、黛如何能与之比肩哉”。林黛玉、薛宝钗似乎不是小说的主角，“不悟湘云方是红楼之‘主角’，可乎”？为了他的“湘云嫁宝玉”论，他说“湘云是夜不但是住在怡红院，而且是与宝玉同榻而眠的”，不惜口含脏水喷向读者喜爱的这两个人物。他还说神瑛侍者降生人世是甄宝玉，顽石来到人世借用了神瑛侍者的形貌便成贾宝玉，林黛玉向贾宝玉还泪是找错了对象。他又说“看看这些女儿的‘总领衔’（脂砚所谓‘群芳’之冠）宝玉”，明目张胆地连宝玉的性别都给改变了！宝玉竟然成了“女儿的‘总领衔”’！“‘群芳’之冠”在《红楼梦》中有明文，那是薛宝钗，因为她是壮丹花，艳冠群芳。脂砚斋的原批语是“宝玉系诸艳之贯”；“贯”是线索、连物的绳索的意思，批语说宝玉是联系所有女儿的一条线索；但被周汝昌纂改成“‘群芳’之冠”，贾宝玉成了所有女儿中的第一名！
总之一句话，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内容和人物关系完全被周汝昌的“湘云嫁宝玉”颠覆了！这是我不能接受的内容，不批评它就愧对曹雪芹和《红楼梦》。
有一天，轩辕春梅同志来我家里，看到桌上摆放着一本《红楼夺目红》。闲谈间，她闻知我有批评这本书的意思，高兴地说：“太好了！我支持您！去年我买了一本《红楼夺目红》，鉴于周汝昌的名声，我准备认真阅读学习这本书。但在读的时候，发现这部书的结论与论据没有关系。从主观臆断出发，不从小说的大量描写找根据，而是想当然。这本书会把读者的思想弄乱的，因此我特别生气！您确实应该批评一下这本书。”
春梅的意见是一个普通健康读者的义愤，对我是个很大的鼓励与支持；我意识到任凭《红楼夺目红》流播，会把读者从谷子地领到糜子地里去的。我不能让他们失望，一定得写点什么才成。2007年11月，广西民族大学召开全国古代文学研究新方法学术讨论会，于是就撰写了《周汝昌先生常用的红学方法论》，主要依据《红楼夺目红》，参照他的别的著作，总结其常用的方法有以下六种：随意附会法、曲解作品为自己观点服务法、大话欺人法、泼脏水法、无中生有法、“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法”。在大会发言，受到普遍的欢迎与肯定。
在搜集资料撰写《周汝昌先生常用的红学方法论》的过程中，我对他昀《红楼梦》研究重新进行梳理，弄清了他所谓的“贡献”。到这个时候，要我不撰写批评周汝昌的文字已经不行了，他自诩的所谓“学”究竟是真“学”还是假“学”？非弄清楚不行。
2008年他的《红楼别样红》出版。与《红楼夺目红》相比，这本书更出格。他说：“我讲湘云才是一部《红楼梦》的真正女主人公”，“所以，书到‘后之三十回’，湘云才是真主角，文章的精彩也全在后边”。他还说：“近日觉得有一新意：《红楼梦》可称为‘云之梦’。”在他的笔下连林黛玉的名字表现的都是湘云同宝玉的爱情，林黛玉就是“麟待玉”，“确实，湘云是佩麟而等待宝玉重会的后半部书的主角”。
真太过分了！太狂妄了，居然要给《红楼梦》改书名，要用《云之梦》替代《红楼梦》；居然诬蔑曹雪芹给我们留下的八十回书稿不精彩，“文章的精彩也全在后边”，精彩全在他构想的“后三十回湘云嫁宝玉”中。这时不批评他“超出常理之外”的观点能行吗？
周汝昌一生的红学研究成果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史湘云就是曹雪芹的妻子脂砚斋。”他一生的红学既是这个观点的延伸，又是在卫护这个观点。这既是他的“写实自传说”的核心，又是他的探佚、脂砚斋研究、两扇大对称结构及其他《红楼梦》艺术研究的目的。
于是我在2008年撰写了《“史湘云就是曹雪芹的妻子脂砚斋”是一个伪命题》。
这之后一发不可收拾，于是先后有了以下论文：
《（红楼梦）并不存在万能的“大对称结杓”》，
《不要把瞎编的一百零八钗硬栽到曹雪芹头上》，
《周汝昌先生辱骂诬陷高鹗的背后》，
《周汝昌研究（红楼梦）的主观唯心论及其走红的原因》等等。
去年年末，我发现他的《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读后很震惊，水准这么差的东西居然能出版，居然被吹捧为“恢复了曹雪芹的真笔原文，是迄今为止最为可靠的《红楼梦》版本，一个最接近原著真实面貌的《石头记》”。这个本子既是对曹雪芹《红楼梦》的极大破坏，又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不批评它就愧对雪芹和读者，于是就有了以下三篇文章：
《一部极不合格的校订评点本（红楼梦）——读（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札记之一》，
《一部充满错别字的（红楼梦）校订本——读（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札记之二》，
《一部肆意破坏曹雪芹（红楼梦）艺术结构的坏校本——读（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札记之三》。
以上就是我如何走上批评周汝昌先生的心路。由于有以上论文做基础，于是就有了这本小书。
聂绀弩先生对周汝昌《红楼梦》研究的经典评价是“周汝昌根本不懂《红楼梦》”！本书的所有文字无不在说明这个评价的正确无误。
胥惠民
2012年1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