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曹玺、曹尔正兄弟没有爵位，这同宁荣二公的爵位相差太大。飞将军李广一生未封侯，司马迁替他惋惜，后人也替他惋惜。曹玺兄弟连男爵、子爵都不是，曹雪芹却给他晋封公爵，这符合纪传写实的体例吗？这种把“无”说成“有”的写法符合“写实到底”吗？曹雪芹写自传给自己的曾祖、叔曾祖晋封那么高的爵位，难道不怕朝廷追查、不怕后人耻笑？
第四，《红楼梦》所描写的贾府是一门有百年兴盛的贵族，家里出了一个贵妃，经历了一场“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后进入了末世，最后被抄家，彻底败落。周先生笔下的曹家与此大不相同。他说曹雪芹“若依我推作生于雍正二年，到六年北归，刚刚五岁，其记不起南京，乃是当然的”（《新证》第169页）。他认为《红楼梦》所写是雍正十三年秋到乾隆三年之间的事，“傅鼐、福彭，皆为乾隆即位后重用；曹家亲戚既复极臻显赫，本身亦复中兴小康。依余推雪芹书中省亲，即当之本年（指乾隆元年）”（《新证》第424页），以为小说写的是曹家的“中兴小康”。这样周先生人为地制造了两个破绽：一是他说的现实的曹家经过两次抄家，而小说的贾府只经过一次抄家；二是他描绘的《红楼梦》是写曹家经抄家后过了十余年之后的“中兴小康”，同小说实际描写的贾府是末世不同，这全对不上号。
（三）把恭王府当作大观园遗址同样存在巨大破绽
在《红楼梦新证》中，周先生说：“和大观园最相像的，我以为是果亲王的承泽园”，“进门之山水掩映，出门之深而反近，有专植卉草者，类蘅芜院；有梵寺，类栊翠庵；有潄流亭，类沁芳；‘藕花荇藻’，类藕香榭；‘修竹成林，构数楹读书其间’，大类潇湘馆；平田野蔬，则绝似稻香村”（《新证》第150、151页）。现在周先生修正了大观园遗址的看法，他认为“恭王府就是大观园遗址”（周汝昌《恭王府考》第5页）。他不仅找到了大观园，还找到宁国府遗址。他在《恭王府考》中说：“所以，恭王府居巷西，俗称‘西府’，阿拉善王府居巷东，俗称‘东府’者因此”，“从种种迹象看，曹雪芹由于住处或别的原因，对这一带地势是非常之熟悉……很可以说明，他的以荣宁二府为背景的小说，要写出这个环境，就采取了他所熟悉的李广‘大第’遗址（按：即后来的恭王府）为主而运用了‘一墙之隔’东西两府的这个特点，以为小说布置上生色”（《恭王府考》第117、119页）。他认为这里的“西府”恭王府即荣国府，“东府”阿拉善王府即宁国府。我们先假定周先生的这个研究成果是正确的，然后看这里边存在什么破绽。
自传文学一般要求人物、事件、时间、地点基本真实，不能出格，倘若出了格就是小说而非传记。周先生说：“雪芹写他的老宅故院，更该是‘实录其事’、‘追踪摄迹’了。”（《新证》第151页）此话不错，比较符合写实自传的要求。按理讲，雪芹要写自传，必定会让父母、祖母和自己生活在自家的“老宅故院”，不料他却实行空间大调换，硬把自己和父母、祖母搬入恭王府去过日子。这图的是什么？为了打肿脸充胖子，借王爷府抬高曹家身份？是曹雪芹害了失心疯？都不是。“恭王府就是大观园”对写实自传说是不利的，它从一个侧面说明《红楼梦》不是曹雪芹的自传，世上哪里有让自己冒用别人家园子的自传呢？周先生写自传，能借别人的名园当自己的家吗？
把阿拉善王府当作“宁国公”曹尔正的府第来写，其破绽同把恭王府当作荣国府大观园一样荒唐。此理易明，这里不赘。
周先生既然把《红楼梦》的史事坐实为雍正十三年至乾隆三年发生在曹家的事，那么他的写实自传说又暴露出一个破绽：即曹尔正的儿子曹宜（按周先生的写实自传说就是《红楼梦》中的贾代化）与曹寅（即贾代善）从来没有像《红楼梦》描写的那样对门而居过，在南京时是这样，在北京时也是这样；他们的后人曹颀（相当于贾敬）与曹頫（相当于贾政）此时在北京也没有像宁荣二府那样对门而居。这样可证曹雪芹借鉴阿拉善王府和恭王府写宁荣二府，显然属小说手法，它同曹氏家族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合，它同写自传的纪实笔法完全不同。周先生十数万字的《恭王府考》除了证明曹雪芹写小说选素材“东挪西借”手法以外，其他什么也说明不了。
“写实自传说”除了上列三大类破绽外，还有许多破绽，随手再举几条吧。例如《红楼梦》描写传主曹雪芹的文字所占比例太小，根本不符合自传的要求。不管是自传还是他人写的传记，描写传主的文字应占全书的主要篇幅，起码要占80%的篇幅，甚至更多。但《红楼梦》根本不是这样，很少用整回描写宝玉的活动，用半回以上文字比较集中地描写宝玉的也不过十四五处。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八十回小说实际描写宝玉的文字在全书中约占20%左右，最多不超过25%。世上哪有作家主要不写自己反而用绝大部分笔墨去写别人的自传？
周先生说雪芹二十二岁时“始草《石头记》”，从第十八回到五十三回止，主要写雪芹十三岁这一年的事，并一直写到十五岁（《新证》第425页，第171页）。按常规要求，自传应全面反映立传者的生平事迹和成就，随着年龄增长，愈往后来愈详写。但《红楼梦》这部自传却不同，作家只重点详写十三岁这年的事，十四岁至十五岁这两年只略写一下就过去了。十七岁及以后只字未写，这能叫自传吗？伟大作家曹雪芹写自传，以他的才学应易如反掌，照生活实录，略加“精裁细剪”即可成功，何至于要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篡成目录，分出章回”呢？书名为啥不叫《贾宝玉自传》，却“题曰《金陵十二钗》”呢？
纪昀曾这样向《聊斋志异》提出质疑：“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盛时彦《姑妄听之》跋转述纪昀语，见《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八）纪昀用纪实文学的标准去要求可以虚构故事的小说，这就混淆了不同体裁文学的特点。但用这段话衡量曹雪芹的“自传”《红楼梦》则是可以的。我们套用这段话的口气以向周先生请教：《红楼梦》既是自传，即属纪实，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那么小说多次写到房中之爱，“其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从何而闻见之”？《红楼梦》80%的生活内容宝玉不是当事人，即曹雪芹不是参与者，那么他是根据什么资料来完成这些丰富内容的描绘的？是根据史官的记载？还是根据曹家人及其亲友的日记？周先生能提供雪芹写这些内容所依靠材料的证据吗？
既然曹雪芹说自己创作的《红楼梦》是真事隐去的假语村言；既然脂砚斋说贾宝玉只存在于《红楼梦》中，这是古今小说戏剧中从来没有的人物，也是他在生活中从没见到过的人物；既然“写实自传说”存在那么多难以弥合的破绽，它连自圆其说都没有做到，那它怎么可能成为20世纪红学的唯一成果呢？
如何评价“写实自传说”？梅节说：“周先生近半个世纪来苦心营建的红学体系，其核心部分即关于《红楼梦》原本与续本的整套故事，纯粹出自虚构。从开始‘立项’，周先生着意的就不是客观的事实真相，而是社会的视听效果。就这点而言，‘龙门红学’的基本倾向是创作而不是科学研究。‘龙门红学’长于编故事，但编故事利于创作不利于考证。”（梅节《说“龙门红学”》，见《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4辑）并把“‘龙门红学’的开山者”的桂冠奉送给周先生。孙伟科在《20世纪红学研究的启示》中说：“周汝昌先生既是考证派‘自叙传’学说的集大成者，又是将传记学方法庸俗化的最突出者。”（见《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一辑）这无疑都是实事求是的评价，不知周先生以为然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