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私有化不是制度变迁的中期方向。农地制度变迁中期来说，一方面，新的农地制度构建必须考虑我国现有政治体制的制约成本，“公有制”是我国政体的核心属性，任何农地制度的创新不可能动摇这一根基，因此所谓完全私有化的农地产权制度是当前宪政制度所不允许的，也是不可能得到国家强力组织所支持的，其政治“鸿沟”无法逾越。另一方面，新的农地制度构建也不要固守在原有体制之上。在农地占有权、收益权、使用权、处置权等都有创新的空间。只有与不断变化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相适应，新的农地产权形式的构建及其推行才有可能。采取渐进式的产权形式改革比所谓的一步到位的农地“私有化”的改革更切合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实际。[52]我国农地制度的变革重心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应逐步转移到农地市场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上来。在“家庭承包责任制”基础上构建农地市场制度同样需要支付大量的成本。
三是国有化的现实合理性决定了制度变迁的中期方向。构建新型的市场化配置利用农地制度必须考虑“计划”与“市场”的配置成本差异以及带来的配置后果。原有的“一统制”的计划使用农地制度固化了农地的配置利用方式，忽视农地的市场化配置利用规律，农地产出品及农地剩余完全由国家控制，扼杀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但农地配置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国家不可能在农地资源的配置利用上充当守夜人的角色，需要从国计民生的宏观角度调控农地资源的合理利用，这是新的农地市场化制度构建时必须考虑的前提要素。同时，在构建农地市场化制度时要根据农户分散经营、市场风险过大的特点，利用强力组织的信息及组织成本优势，面对国际与国内两个市场，建立相应的农地利用及其产出品的预警机制。协调地区及行业的农地资源配置比例，促进农地资源的可持续配置利用。因此，市场化配置农地制度的构建并不意味着国家的退出，国家在市场化配置农地资源时只是不再具体干涉农户的经营行为，但在市场引导、农地资源保护以及市场秩序维护等方面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纯“市场化”配置农地的制度不可行，纯“计划”的单一利用农地制度不可取，这是新的市场化农地配置制度必须考虑的成本因素。
“小产权房”制度创新在产权权能层面上，突出了使用和占有权，弱化了所有权；在农村土地所有制方面，弱化了集体所有制，扩大了农民的私有权，限定并规范了国家所有权，在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农民私人所有三者间寻求了适合当前我国发展阶段和现实国情的最佳平衡点，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探索并指明了方向。
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1]文森特·奥斯特罗姆.隐蔽的帝国主义、掠夺性的国家与自治[A].见：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45.
[2]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75—378.
[3]D·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25—226.
[4]安立仁.经济增长与经济制度变迁动力分析[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51—56.
[5]曹泽华.以产权改革为核心完善农村土地制度[J].求是，2005，（3）：86—88.
[6]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文件（简称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各项农村政策的推行，打破了我国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
[7]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101.
[8]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23—24.
[9]刘伟，李凤圣.产权通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289.
[10]蒋玉珉.“国家悖论”与转轨中的政府职能[J].经济问题，2002，（10）：2—4.
[11]胡代光.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4—5，157—161.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2—53.
[13]王埃亮.论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71—74.
[14]法里德·扎科里亚.文化决定命运——李光耀访谈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210.
[15]冯继康，何芳.中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现实反思与制度创新[J].齐鲁学刊，2000，（6）：79—83.
[16]徐广义.现阶段“社会保障型”农村土地制度的副作用[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3，（5）：49—50.
[17]王东进.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发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86.
[18]谢东梅.土地保障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创新研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33—37.
[19]高帆.我国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应逐步弱化[J].经济纵横，2003，（6）：4—7.
[20]何建华，于建嵘.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权益保护问题[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19—23.
[21]夏永祥，鞠春燕.“三农”问题与利益集团博弈[J].生产力研究，2007，（8）：23—25.
[22]程浩，黄卫平，汪永成.中国社会利益集团研究[J].战略与管理，2003，（4）：30—40.
[23]周继红，田伟.从利益集团视角求解“三农”问题[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120—123.
[24]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19.
[25]刘锋.自主创新与制度环境[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增刊）：266—267，275.
[26]刘易斯教授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模式，并用它解释和探索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现代工业只能率先在少数部门或地区出现，而其他部门或地区则停留在传统状态，由此形成了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同时并存的二元结构。参见[美]刘易斯：《二元经济论》，施伟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页。
[27]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条第1款.
[28]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
[29]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
[30]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128.
[31]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农地课题组1999年对全国17个省的1 700个村的1 700个农户的调查表明，多数村自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来至少进行过一次调整，只有极少数村明确提出防止在30年内对土地进行调整。参见王景新：《新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安排与法律建设》，《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第4期。
[32]赵红梅.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政府、社会联动模式之构想[J].法商研究，2006，（2）：27—34.
[33]袁铖.二元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农地法律制度创新——一个产权的视角[J].法商研究，2007，（3）：9—15.
[34]汤敏，茅于轼.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40.
[35]樊纲.市场机制与经济效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103.
[36]王艾青，安立仁.激励机制、制度变迁与增长效应分析[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38—45.
[37]王艾青，安立仁.激励机制、制度变迁与增长效应分析[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38—45.
[38]Z.E.戴维斯，D.C.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A].财产专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派译文集[C].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70.
[39]邓大才.国企制度变迁的成本分析[J].企业改革与管理，2001，（8）：8.
[40]R·H·科斯.社会成本问题[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56—59.
[41]陈昕.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145—147.
[42]张五常.经济解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78—179.
[43]张卫东.关于中国农地的转让性及其利用的关系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201—202.
[44]王泽鉴.民法物权（2）：用益物权——占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9.
[45]汪洪涛.制度经济学——制度与制度变迁组织解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64.
[46]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A].科斯.财产权利于制度变迁[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371—403.
[47]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110—114.
[48]杨瑞龙.论制度供给[J].经济研究，1993，（8）：23—27.
[49]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110—114.
[50]陈吉元，韩俊，等.人口大国的农业增长[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4.
[51]邓大才.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国农业改革的选择[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4，（2）：10—14.
[52]韩冰华.再论我国农地制度的变迁成本[J].咸宁学院学报，2006，（6）：93—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