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军医院干了半年多，组织上了解到朱楚兰和其他几名姑娘是学织布的，正好军区后勤部要在莎车建一个纺织厂，就把她们调到莎车纺织厂工作。到厂的第一项任务，也是建厂，盖厂房、盖宿舍。这期间，朱楚兰一直担任班长。后来，根据她有初中文化程度，又表现好，领导上把她调到军区后勤部皮革厂任文教。一九五三年因婚姻关系，调独立工程三团三营任记账员。
朱楚兰婚姻上的遭遇是不幸的。小时候，因为家里穷，孩子多，生活苦，差一点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参军后，在工作中她本结识了意中人，但组织上给她介绍了一个在革命战争中作出过贡献的老同志，并反复作工作，劝说她为革命作“贡献”。她作为一名青年团员，懂得应该听组织的话，也懂得为革命作贡献是光荣的。最后，她经不起轮番“轰炸”，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十三岁的战斗英雄。临结婚时，她接受不了这一“事实”，连夜跑了出来。后来，在同志们的劝说下，心绪才慢慢平静，与他生活在一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物质条件的改善，生活好起来，日子过得满意了。但没有想到升了官的丈夫，手中有了权，思想滑了坡，在“道德”的泥潭中屡屡失足，不仅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更使朱楚兰蒙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当初，她盼望他改过，但没有想到他屡教屡犯，原先的夫贵妻荣变成了别人投过来的鄙夷目光，这对于一个争强好胜的女性来讲，是多么大的打击啊。她不想要这个家了，长时间的精神痛苦和内心的压抑，使她四十多岁就病倒了。到一九八九年终于离开了人世。
我们在老家时曾听说她们到新疆满三年后就能回来。没想到第三年时，收到姐姐的信，说她已经结婚，又过了不久，知道她的第一个孩子已怀上了。我们当时就感觉她不会回到湖南来了。
记得她在给母亲的一封来信中说，在艰苦创业的年代。怀孩子时，周围同事全是男人，只自己一个女人，有话没处说，也不好意思说，就跟着大家一样拼命干活，孩子生下来时，跟前没有老人，如何养育孩子没有经验，全凭自己一人待弄。白天走进办公室忙工作，下班回到家里忙孩子，后来实在没法坚持，委托一随队家属帮助看管。生第二个孩子时，是一九五六年，当时正在安集海开荒建农场，连住的房子都没有，孩子是在帐篷里出生的。
这一切在我们看来，太不可思议了。真的无法想象姐姐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自她怀第二个孩子时，母亲就想过去帮她。但姐姐想着自己在安集海开荒，吃得差，住的又是地窝子，劳动强度又那么大，怕母亲见了伤心，就没答应。直到她怀第三个孩子搬到石河子时，才答应让母亲去。
这回轮到我和妹妹去送母亲西行。母亲一生没出过远门，姐姐她们还有一大批人同去，可母亲则只是孤零零地一个人了。我听说火车已从兰州通到了张掖，但我在地图上没有找到那个地方。我只看见了一条黑色的线延伸到了一片苍黄的地方。张掖离新疆还很远的，那么远的路，母亲得坐汽车了，她能受得了吗？我们都非常担心，但母亲去意已决，她说，我有五年多没见女儿了，即使有啥事，能见她一面也就心满意足了。我就是爬，也要爬到新疆去。
母亲就是这样，当年她是那么担心自己的孩子去那个地方，但为了孩子，她却什么也不怕了。她说，人家能去，我也就能去；人家在那里能活命，我当然也能活命。母亲变得那么勇敢。
我们真想劝阻她，因为她的确不知道新疆有多远。我找到一幅中国地图，给她指乌鲁木齐，说那有上万里路呢，你自己看看吧。母亲倔犟地说，只要没远到天上去，我就能到哪里。
看着母亲独自一个人上了火车，我们感觉母亲再也回不来了。不想，她一个人到了新疆，找到了姐姐那里。收到姐姐的来信，我们真是不敢相信。但她的确没再回来，她成了我们家继姐姐之后，第二个走向天山的人。
第三个就是我。
我当时在湖南省税务局工作。到新疆来，主要还是因为思念母亲。还有就是觉得大西北艰苦，能锻炼人，刚好我写信给姐时，干部处的人见我的字写得好，信也有文采，就半开玩笑地对姐说，我们这里需要你弟这样的人才，你能不能把他动员过来呀。
姐说，让我试试。
她就写了一封信来。我想母亲在那里，去就去吧。信去后不久，新疆发给湖南省人事厅的调函就来了。
时值五六年冬天，我怀着满腔热情上路了。一过淮河，进入河南，景色就苍凉起来。到了郑州，我就想回去了。我也是一个人走的，独自走在这的确可称为遥远的路上，想着要从此告别故乡的山水亲人，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心中难免有些凄凉。但我想母亲都能去，我也一定要去。我是个男人，踏上的也算是一条追求理想之路，怎么可能半途而废呢。
那时火车已通到清水。冬天的北方景色真是萧条，让人越往西走，越觉心寒。我是初出湖南，在郑州转车之后，我能大概听懂他们的话，他们却听不懂我的湖南话了，交谈不了，旅途异常寂寞。
我就这样走了三十五天，终于到了冰天雪地的石河子。
但我没想到的是，二姐和弟弟也随后来了。
二姐朱楚馥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岳阳一所中学任教；姐夫朱获毕业于北京大学，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到了河南焦作教书。当时两人分居两地，政治压力又大，加之家中除了自己和弟弟以外，都去了新疆，所以，五九年二姐也以探亲为由，带着九岁的弟弟到了新疆，安排在农八师中学教书。当时已不让姐夫教书了，把他下放到了农村劳动。他写了一封信来，说自己是右派，在新疆来要不要。二姐去请示了农八师领导，那时真是思贤若渴。一听是北大毕业的，当即就让他来，说来这里只要好好工作，完全可以保护他。
姐夫当时已一无所有。他背着几本书，就偷偷地跑出来了。一路上他没钱，也没吃没喝，受尽了苦，终于到了石河子。他到后就被安排在农八师中学教高中的物理。他是这里的第一个北大毕业的知识分子，也是这里的第一位物理老师。后来姐姐和姐夫都成了高级教师，都荣获过农业部“从事农垦教育30年”荣誉证书，他们为兵团培养了大批人才，早已是桃李满天下了。
我主要从事文秘宣传工作，主持和参与编修了五部史志著作，近三百万字。弟弟是一名基层领导干部。
五十年过去了，一家人在新疆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由一个人发展到四代近五十口。除了还未成人的第四代，大多为知识分子。大姐十七岁入伍，母亲四十四岁入疆，她们都已埋骨天山。虽然业绩平凡，但自从建国之初毛泽东主席借鉴历代西域屯垦戍边的成败得失，将驻新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十点五万名官兵集体就地转业至今，能发展到二百多万人口，能在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上开垦出一千四百多万亩耕地，修建六点四万公里水渠，九十三座水库，能年产粮食十多亿公斤，年产棉花一万一千万公斤，能兴建一千三百多个工矿企业，工业总产值能达到三十多亿元，能拥有商业机构近三千个，在一九八八年的商品零售总额就能达到十八亿多元；能修桥筑路近两万公里，能有高等院校十二所，中等专业学校三十七所，普通中学近六百所，小学一千二百余所；能有科研机构一百多个，卫生机构六百五十多个，正是因为有这些普普通通的人。
虽然我们全家来疆的目的各不相同，但和许许多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儿女一样，被这块神奇的土地吸纳到了这里。
这是命运，这也是这片土地对我们的恩赐。
她无疑已是我们的故乡。
我还要说的是，如果说当年赞扬左宗棠的那句“湖湘子弟满天山”的诗，还只是前人的一个梦想的话，如今这个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
最后，我想起了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作家刘鸣泰率领记者在新疆采访时，口占的一首七律，就把它作为我的结束语吧——
左公筹边未肯还，
引得春风渡玉关。
王陶屯垦开新史，
直叫塞北变江南。
御敌湘军称十万，
征西湘女过八千；
代代湘人戍边来，
丰碑座座满天山。
2000年12月9日一稿
2001年2月17日二稿
2002年2月28日修改
2005年5月21日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