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欧阳业：一夜之间人变鬼，一夜之间人成兽
作为“剥削阶级”，我的父亲是先被枪毙的。七天后，我叔父也被枪毙了。没过几天，堂伯父也被枪毙了，小侄儿失去了生活来源，靠乞讨为生，后来眼睛瞎了，没法出去，就饿死了。我永远难以忘记枪毙我叔父时的情形。他们把我捆起来，和叔父一起往刑场上押，乡亲们跟在我们后面看热闹。我想，我完了，也要被枪毙了，我们家的人会一个接一个地全部被枪毙掉。一想到这时，我就恐惧得发起抖来。
刑场到了。叔父被押到枪毙过我父亲的位置上，把我押到他的旁边。我们都被五花大绑着，叔父用悲悯的目光看了我们一眼。他的表情倒是平静。阳光照着他左侧的脸，照着他在北伐战争中留下的一个伤疤。行刑开始之前，有人从后面在我和他的腿弯处踢了一脚，我们都被踢得跪在了湿乎乎的泥土上。我看见了几只黑蚂蚁被惊得四散走开，一只蚂蚱连续弹跳了三下，躲到一片草叶后面去了。我突然觉得阳光太强烈了，让人晕眩。
突然，我听到了一声枪响，像谁拿了一颗大鞭炮在我的耳朵边点爆了，我吓得跳了一下。随即看到，叔父朝前栽去，他的脸啃进了泥土里。那只蚂蚱再次被惊吓，不停地蹦跳着，逃得没了踪影。那几只蚂蚁则吓得伏在地上好半天，才怆惶地逃开去。
我等待着给我的那声枪响。
我对死亡一无所知。我只是看着前面。远处有树，有房屋，更远处有山丘，阳光在我的头上，一朵云在不远处投下一大片阴影。
有人过来把叔父拨弄了一番，验证的确已死后，就把我拉起来，指着已仰面朝天、满脸是泥和草屑的叔父对我说，欧阳业，这就是剥削阶级的下场，你要记住这生动的一课。
我木然的点了点头。
我站起来后，才感到自己浑身无力，整个天和地都在旋转，我眼前冒着纷乱的火星子，只想倒下去。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中去的。
张治中和陶峙岳两位将军毕业于保定一期，我父亲是保定二期，我叔父是从哪个军校毕业的，我就不知道了，他是少将军衔，我父亲是上校。抗战结束后，他们先后解甲归田，回到了乡里。解甲前，父亲一直是湖南黄埔军校的教官，他精通日语，回到老家后，就靠翻译日本军事著作为生，他自己也写过《步兵操典》一书。我们全家实际上是靠他的稿费生活。解放前夕，他得了一笔较丰厚的稿酬，就买了二十亩田地，就是这二十亩田使他后来成了官僚地主。当时来抄家时，抄了半天，也就有些书——父亲的书被付之一矩，烧了三天三夜。
其实，我的父亲只是一个在国民党军队谋过事的读书人。他一点也不适合从政，他与程潜是同学，可自己混了那么多年，也只不过是个上校教官。他的思想也是很开明的。所以我大姐是地下党员，她原在湖南大学读书，党组织介绍她去了哈工大，也就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刚解放时，她又支持我小哥上了军政大学，不久就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我二哥也上了哈工大，我大哥四七年就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了，家中就剩下了我和二姐。我去考军政大学时，父亲也是支持的，但我年龄太小了，没有考上，所以也活该我承受家庭的巨变。
我们家一落千丈，一切都变得艰难起来，人人都歧视、仇恨我们。二姐出嫁后，我与母亲相依为命，似乎看不到生活中有一点光亮的地方。就在这时，我无意中在《新湖南报》上看到了新疆军区的招聘启示，就对母亲讲了，母亲也是个开明的人，但她忧虑地说，你若果能去，当然很好，但我们家是这个样子，他们能招你去么？
我可以去试试，可是，假如我走了，你一个人怎么办？
你能走就赶快走，我一个人没关系的，实在不行，我可以到你哥姐那里去。
我就这样告别了母亲，到了长沙。没想到部队什么也没说，我顺利地考上了。我当时非常激动，觉得这个社会并没有因为我父亲或叔父是被镇压的剥削阶级而嫌弃我。我与其他女兵是一样的！我在心里反复地说着这句话。我写了一封信给母亲，算是辞行。
我一路上晕车很厉害，不停地呕吐，根本管不住自己。这全靠李英照顾——没有她，我可能就死在路上了，所以她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知她现在在哪个地方。从西安往新疆走的那一个月时间里，她就一直把我抱在她的怀里，她强迫我吃东西，我吃了就吐，她就让我吐了再吃，我就这样熬到了迪化。
没有想到的是，好多人分到下面团场去了，我和另外两百人一到迪化就分到了八一农学院上学。我是那样的出身，部队却给了我这样的机遇，我不知该怎样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可贵。
在老家时受过了歧视，在新疆那一切都不存在了，我的心情十分舒畅，就一心一意地读书，我的成绩门门都是五分，一直名列前茅，第二年我就加入了共青团。
王震将军当年为农学院从上海和北京请来了一些教授，我们的院长张学祖就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留过学。当时的人都穿着一色的军干服，他仍然西装革履，头发也梳得板板的，他对学生特别好，知识也十分渊博，从他那里，我们学了不少东西。
由于兵团急需农业技术人员，我们五四年就毕业了。我分到了农十师作业科。同去的十三个人，我是唯一一个留在机关的。科长梁翼民毕业于西北农学院水利系，还有一位同事李少刚，则是从四川大学毕业的，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与他们特别好相处，也能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东西，所以工作也特别愉快。这种愉快的心情一直保持到了一九五六年。
那年我写了入党申请书，申请书交上去不久，就让我填表了。那一刻，我的心情与同意我入伍时一样激动。我在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把父亲和叔父的事一五一十地填出来了。到了七月份，组织上找我谈话，说，你的表看了，也进行了函调和实调，你家庭关系太复杂了，上头有指示，对家庭出身不好的，暂缓发展，所以，你要经得住考验。
这无疑当头一棒，我当时恨不得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给党看。我也十分伤心地知道。我决心好好学习，走不了红专道路，也走个白专道路。我就去买了课本，开始自学，准备考大学。
我小哥从朝鲜战场回来后，考上了南京工学院电机专业，我收到他的信后，受到了很大鼓励。我想，他一个初中毕业生都能考上，我也能考上。但因为我初中只上了一学期，加之工作繁重，抽不出多少时间学习，我考了两次，都没考上，也就死心了。
到一九六六年，许多东西就开始变化了。有人不断地说我地主阶级的本性没有改造好，我下去搞科研调查，有人说我没有把苦大仇深的东西贯彻进去。七月份，“文化大革命”集训开始，历时八十天，全面否定了前十七年的教育成就，二百三十余人受到批斗，首开打人、罚跪、戴高帽游街，刑讯逼供的先例。不久，又开始了“革命大串联”、“破四旧”、“立四新”。我惶恐地看着这一切，预感到了自身的不幸，也预感到了国家的不幸即将降临。
我诚惶诚恐地迎来了一九六七年。不久，我就听到了上海“一月风暴”的消息。没到十天，也就是一月二十六日，我突然听见了枪声，我当时正从总机房旁边经过，枪声就是从房顶上传来的，我赶紧趴下。到处一片混乱。那就是发生在石河子的、震惊全国的“一·二六”流血事件。当时死了二十六人，伤了七十九人。三月份，又拘捕干部、群众四十九人，株连千余人。到了四月份，开始清洗机关。全师团级干部二百一十六人，有一百六十五人被“打倒”，二百八十名机关干部，有二百六十人“靠边”，我也就在这次清洗中“靠边”了。他们要我参加学习班，写“献忠心”的材料，要我承认自己“比蒋介石还坏”，“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然后，组织了一个针对我的专案小组，不分白天黑夜地对我进行逼供。六八年八月，又开展了“深挖叛徒、特务的对敌斗争”，全师有近七百名起义干部被审查，逾千人遭株连，师长罗汝正，副师长韩荣福、王慕韩被强行隔离审查，先后含冤死去。这使我受到了很大震动，这三人都曾襄助陶峙岳，为新疆和平起义立下过汗马功劳，他们的结局使我一度认为也是我的结局。半年后，又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清理对象是“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国民党反动派残渣余孽、里通外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全师清出“阶级敌人”二千六百多人。
如果说刚解放时我还只属于陪叔父死刑的陪刑人员的话，这次我已成了主角之一。他们更加不顾一切地、疯狂地逼供。我当时已怀了第三个孩子，由于那种非人的折磨，我流血不止，一下就流了五十多天，即使这样，我照样被逼供，还得写材料，最后孩子流产了。
我当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非得逼我认为自己反动透顶才行。谁会无端地自己污陷自己呢，所以，我写了无数的材料，都因为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反动性而不能过关。因此，每一期的学习班，我都要参加，如果那些在学习班的时间我拿来学习，我想我完全可以拿一个博士学位。
我是六一年结的婚，当时已有两个孩子，我丈夫去了莫索湾蹲“牛棚”，我只好把老二送到公公、婆婆处，老大才四岁多，只有跟着我在学习班，我怕这里的一切扭曲他幼小的心灵，也希望有个地方照管他，我想到了学校。他还没到上学的年纪，但在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把他送到小李庄小学去上学。
没想学校知道我在受批判，对他有看法，其他的孩子也打他，欺负他。有一次，别的孩子撵他时，把他从楼梯上推了下来。我孩子懂事，怕我听了后伤心，就没给我讲。直到他两天后开始尿血，他才跟我说了。
我背着他去看医生，医生说，你们这些地主分子就会娇惯孩子，有一点病就要看医生，他早上吃的啥东西？
玉米糊糊，半个鸡蛋。
全国有那么多人吃不饱，你还有鸡蛋给孩子吃，地主分子的孩子吃了鸡蛋会过敏的。
最后，一位好心的护士对我说，你孩子摔得不轻，要送到师医院去才能看，不能拖，赶快去。
我就去跟看管我们的王主任请假，说要送孩子去医院。
王主任一口就回绝了，你的问题还没交待，你现在主要是交待问题，小孩的病算什么！
我从没求过人，我求他看在孩子的份上，批我半天假，但他死活不同意。后来，我一见他就乞求，请他救救我的孩子，让我承认什么罪行都行，但他还是不同意。
看到孩子尿血越来越厉害，我的心都快碎了，我从来没有这么绝望过。
过了好几天，我看见一个在农十师一起工作过的人，叫刘俊杰。我像见了救星似的，流着眼泪扑过去，拉住他的手，说，我孩子在尿血，已有十来天了，学习组不让我带他去医院治疗，我求你帮我带出去治疗一下。
他犹豫了一下，答应了。
我把五百元的存款单缝在孩子衣服里，对他说，孩子，叔叔带你去看病，妈等两天来看你。你去了后让医生叔叔给妈打电话，把你的病情告诉我。
但他们不让我接电话，说我无权接电话，所以我一直没有儿子的消息。好几天我心里像火在烧、像蝎子在咬一样难受。
我终于等到了五一劳动节，那天要放假，有车到团里和师里去。
五辆车停在那里。可我到每个车跟前，驾驶员都说王主任说了，你顽固不化，不能上车。
我说我也是机关的。
王主任说了不让你上，我也没有办法。司机说。
我去找王主任，说，我想看看儿子，我托人带他治病去了，好几天了，没个消息，这你是知道的，求你让车带上我。
你不能去，看什么儿子，你的任务就是交待问题。
这是国际劳动节，今天台湾海峡还停止炮击呢，还让金门人过节呢，我看一看孩子都不行吗？
你比台湾蒋匪帮还坏，所以你不能过节。
听了他的话，我气得肺都快炸了。我真恨自己不能变成一头狮子，去把他撕碎。
车就要开走了，我疯了一般冲过去拦车，但没有拦上。
我坐在厚厚的尘土里，看着萧条的天地，我不明白人怎么会一夜之间变成这样，不明白他们对我的仇恨来自何处。我觉得人与兽之间的差别仅仅一步，人与鬼之间的差别也仅仅一步。
快十二点钟了，我决定徒步到团医院去。从学习班到团医院有五十二公里路，要过两条河，但已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即使有一千里路，我也要走到儿子的身边。我走得很快，几乎是在奔跑。直跑得浑身大汗淋漓，头发跑散了，我也没管。一路上的人像看疯子一样看着我。
汗水把所有的衣服都湿透了，我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跑到半夜，我终于赶到了八一路口，看到了远处的一星灯光。我希望那是儿子病房里的灯光。但不知为什么，我哭了，泪水和汗水都从脸上往下淌。那时，我才发现我的双腿已没了知觉。就那三公里，我一下觉得自己走不完了。但我连坐下都不敢，我怕我一旦坐下，就再也起不来。我抱住一棵白杨树，无所顾忌地大哭起来。
只有风一阵阵从原野上刮过。
我哭了一阵，折了一根衩当拐杖，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那三公里路，我走了二个多小时。
我跌跌撞撞地闯进家里。家人见了我的样子，都吓得不行。我想站住，但却倒下去了；我想说什么话，但喘不上气，说不出来。我跌倒在地上。丈夫牛光荣把我扶到床上，见我汗水淋淋的，问，你跌到水里去了？
我摇摇头。让他递水给我。喝了几口水后，我问儿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