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是骑马，到了桑株，就改骑牦牛。翻越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冈底斯山后，到了嘎大克、普兰、日土等地，那是最艰苦的行军。当年进藏先遣连进军阿里时，彭德怀元帅说其艰苦恐不亚于长征，我感到这话一点也不夸张。进藏先遣连一百三十五人，有一半人牺牲在了高原上，他们大多是被高原病夺去了生命的。世界屋脊一直是中亚最为闭锁、最为神秘的地区，在解放军入藏之前，只有斯文.赫定翻越昆仑山，穿越过那里。我们慰问团还没过界山达坂，就已经躺倒了一半，就得不停地往回护送，我适应能力还可以。我把它当作一次探险，但最后返回时，我还是得了高原心脏病。当时并没有在意，吃了些药，感到没事了。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加，病情也就凸现出来了。
从西藏回来，我寻到了他的坟墓。那里很少埋过汉族人，加之他是上吊自杀的，属于凶死，好些人说撞见过他，挺恐怖的。所以他的坟前少有人踪，坟也早被野草覆盖，一片荒芜。我按南方的风俗，为他的坟添了土。
不久，我被抽去学开汽车，然后，我就成了农垦部队的一名司机。中印边境战争打响后，我驾着车，翻越昆仑山，往战场上运送过物资，拉过伤员，也运过印军俘虏。有好多次，车差点从那些高耸入云的达坂上翻了下去，但每次都化险为夷。
似乎没人知道我学过英语。当时，包括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它因是资本主义的语言文字而受冷落，热门的是苏联的俄语。但“文革”中，我还是被抓出来，进行了批斗。
我自认为已历经苦难，可以忍受人世间的一切。但那似无止境的批斗和那非人的生活还是使我崩溃了。我逃了出来，先是回到湖南。不想父亲——一个旧知识分子，清末考取过秀才，解放前教私塾，解放后当语文老师----已经在“文革”初就自杀了。投的湘江，尸体没有找回来。母亲承受不了那样的打击，病倒后就再也没有爬起来。弟、妹和亲友人人自危，根本不敢与我这个“潜逃右派”接触。弟哭着塞给我四十多元钱，说，姐，你还是走吧。
为了不连累他们，我当即就点了点头。
可我往哪里去呢？天地如此之大，却没有我的一个容身之地。百般无奈，我买了一套黄军服，找了一幅红卫兵袖章，化装成了红卫兵，搭上了免费的火车，在全国“串连”。
我是三二年出生的，当时才三十多岁，这一化妆，竟没有一个人认出我来。后来，我又这样去了四川，到了我男友的老家。他的父母当时还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早已去世，还只是认为他在新疆工作，还在抱怨独生子何以不来信，不回家看看。我不忍伤他父母的心，就没有对他们说任何有关他的事情。他母亲当时已七十多岁，因想念儿子，眼睛都哭瞎了。我为了安慰她，就说自己是她儿子的同事，她儿子很好，只是在一个保密单位工作，不便与外界联系。然后又拿出仅剩的三十四元钱中的三十元钱，说，这是她儿子托我代给她的。他的父母相信了，他们欣慰地说只要他还好就行，只要他还活着就行。
剩下的四块钱已做不了任何事情，我仍只能靠串连为生。我跟着那些狂热的青年学生，到了西安、延安、西柏坡，去了北京，然后我又回到了湖南，去了韶山。正准备再次远行时，不准串连了，这种管吃、包住、包行的好日子再也没有了。我被困在了湖南，不知道该怎么办。正在绝望的时候，我找到了当年的一个如周的同学。虽然她的日子也不好过，她还是把我接到了她家，让我住下来。长沙那么大，但当时似乎只要多一个人，这城市就能感觉出来。那时，每一个人都是监视员，我这个可疑人的出现，马上就被注意到了。她只好把我送回她的位于湘西的老家去。她老家住在山里面，人烟稀少，生活穷困，远离革命的漩涡，我在那里躲了二年多，直到毛主席去世，才又出来，经同学介绍，到一所中学当了一名英语代课老师。
转眼间，十年浩劫，我有近六年时间处在逃亡之中。因为我教学教得好，学校舍不得我走，我就留了下来。但我还是想念新疆，想念孤身留在那里的他，我在七九年离开学校，踏上了回疆的长路。
他们为我平了反，让我继续开车。我就又开了五年汽车，然后，开不动了，就让我去了汽车修配厂，直到九一年退休。
我开始还能拿三四百元退休费，最后修配厂垮了，退休费也拿不上了，我就干脆来到了这个小城，离他近些，有个守候，感觉自己一生毕竟没有落到一无所有的境地。
有人也问我，你是否值得为他而付出一生。
我说这肯定值得，因为这是为爱；他是因爱来到这里又因爱而死的，在这个世界上，唯有爱是永恒的，唯有爱能战胜一切，唯有爱能挽留时光。
虽然我知道我即使再爱，他也会理解，甚至为我高兴，但我看了许多不幸地、被撮合的婚姻，我感到害怕了，对婚姻都害怕了。还有，就是我要用行动来抗议他们当年的那种作法。我想，我做到了。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时间是柔软的，而生命自有它无可比拟的硬度。
十二.汪柏祥：她好像是整个荒原的母亲
劳动，劳动，劳动呀劳动，
劳动创造了世界，
劳动改造了我们，
我们吃得饱呀，全靠劳动，
我们穿得暖呀，全靠劳动……
这首歌在荒原代替了军歌，用充满汗水和艰辛劳作的苍劲声调代替了充满鲜血和硝烟气息的激昂旋律。前者用以鼓舞人们用韧性与生存决斗，后者鼓舞大家用生命实现短暂的涅槃。
被扬起的沙尘味、土里的碱味、人身上散发的汗味，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气味，这气味充斥着一片又一片古老的荒原。
除了泥土，这里一无所有，还没有播种下种子，还没有看见新生命的萌芽。一切，都还是一种内心的希望……尽管对绿的萌芽渴望得大家心里冒火，但这新垦的处女地，还得等待水、肥料、种子和至关重要的季节……
但荒原上的第一个母亲正在孕育着。
孩子的降生，是荒原第一个生命的诞生，是拓荒人捧出新一代的开始。这使这位母亲异常荣耀。她好像是所有拓荒人的妻子，好像是整个荒原的母亲。
当时，这里只有三名从湖南军政大学分配过来的女性。陈康涟到后四个多月，就被组织介绍给三营李营长结了婚，很快就有了身孕。这个消息使垦荒的军人们无比兴奋，同时也感到了某种紧迫——新生命即将诞生，而这里还一无所有。
十月怀胎，终于到了分娩的时候。那天，整个荒原都显得庄严而神圣，每个男人的心都十分激动，好像在迎接一个宗教圣典的到来。
地窝子外站满了人，烈日如火，但大家似乎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屏息静气地站着，像一座群雕。
母亲躺在土台上。四周的泥土使她觉得自己很像一粒正在挣扎着萌芽的麦种。一阵阵的剧痛使她觉得自己的身体被一次次撕裂了。她的手抠进了泥土里，那把土被她捏成了团。
两名女兵被她的痛苦搞得不知所措。不光是她俩。包括所有的人，都是第一次面对生产。因为这个营，还没有一个人作过父亲。
血不停地流出来，渗透了土黄色的军被，又渗进了土坑，渗进了泥土深处。
产妇的每一声呻呤，都撕扯着每一位军人的心，更不用说一阵阵撕心裂肺的惨叫了。他们没有想到，生育要经受这么大的痛苦。
李营长忍不住，不时地捶一下自己的头，又不时的捶打着泥土，最后，他冲进地窝子，问两位女兵，怎么样？
好像生不出来。
他听说后，转身冲出地窝子，大声喊叫，卫生员！
到！
你进去看看！
我？可我是男的。因为不好意思，卫生员的脸羞得像猴子屁股一样红，愣了一下，又说，我？营长，你知道，过去总是打仗，我也就包扎包扎伤口，平时看个头痛感冒的，对接生孩子，我可是想都没想过，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没有这方面的书？
没有。
那你也得进去看看，这里就你一个卫生员，你要想办法，争取让孩子顺利地生下来。
卫生员红着脸，在地窝子门口犹豫着。
快进去呀！官兵们一见，着急地齐声对他吼叫起来。
他没有办法，很难为情地搓着手，红着脸，低着头，像个罪犯似地进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