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林的戏，潘村的祭，凤村的炮仗打个不断气。
泾川民谚
五代十国时期，山西太原人刘知远曾割据称雄。他早年因家境贫寒入赘大户人家备遭白眼，替人牧马遭僧人捆绑毒打，从军后舍命救石敬瑭于激战中，石敬瑭借契丹之力灭了后唐称帝建后晋王朝他韬光养晦，契丹人打后晋二世石贵重他坐观其变；石重贵被掳后，刘知元受部将郭威鼓动而称帝，改国号为汉，世称后汉高祖。刘知远本是沙陀部人[1]，其祖上何时及为何改姓刘，于今无从稽考。他自称东汉皇族后裔，大约是图个名正言顺，好立得住脚。可惜他称帝的第二年，公元九四八年，就病亡于开封，时年五十三岁。
后汉是五代十国中朝代最短的一个王朝，至郭威称帝（世称后周太祖），只有四年光景。投靠郭威的赵匡胤于公元九六〇年发动“陈桥兵变”，旋即称帝建大宋帝国。宋朝皇帝对刘知远的后人戒心很重，所以早在北宋初年，这支刘氏家族就南迁宣州泾县，改姓凤，隐居于边远的阳山东麓，即现在的凤村，其始迁祖为凤世杰。
怕树大招风，凤村凤氏家谱讳言其家族是刘知远的后代，即使对凤世杰南迁的年代，也有所隐讳。一说宋朝有明文规定，一说家族有族规昭示，凤村有“凤不入朝”之说；即凤村凤姓人家再有学问，再有本事，不让做官，或不屑于做官。
因此之故，凤村的凤调元先教书后做生意，深谋远虑，胆识过人，有其先祖刘知远之遗风，清朝乾隆年间任芜湖典当业大总管名望卓著。凤村的凤迪明，早年跟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在天津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是同班同学，常撰文评论时政，虽然有违祖训在山东做过几年知事官，但后来还是弃仕经商，回乡办实业，造福本乡村民。凤村的敦福堂乃凤迪明故居，其门坊上端的白石嵌方，刻有“大夫第”三字。新四军叶挺军长，曾骑马来敦福堂与凤迪明促膝谈心，至今村里有老人能指认叶挺拴马处。
还是五代十国时期，后汉高祖刘知远去世的那一年，山西祁县人王溥考中状元，时年二十六岁。后周太祖郭威称帝后的第三年，王溥任宰相，时年三十二岁。后周世宗柴荣，民间尊其为柴王爷，对运筹于帷幄的王溥极为赞赏，当面夸奖他：“为朕择帅成边功者，卿也！”宋太祖赵匡胤称帝后，保留王溥的宰相职位，谓左右曰：“王溥十年做相，三迁一品，福履之盛，近世未见其比。”乾德二年被罢相，过早结束官宦生涯，这时才四十二岁。
王溥为史学家所推重，并非他官运亨通，而是他于在任期间著述《世宗实录》四十卷，修编《唐会要》一百卷及《五代会要》三十卷。前者已经失传，只能在其它史学著作中看到其残本；后者却流传至今，主要记述李唐及五代十国时期的国家典章制度、田徭赋税以及有关天文、地理、经济、文化等史料。而王溥为民间所称道，却是一个孝字。其父王祚在家中宴请客人，身为宰相的王溥每每侍候于左右。为客人斟酒时，客人起身告罪，王祚对客人道，这是我家犬子，诸位安心受他敬酒，不必一一起身。
王溥虽然还是因为当过前朝宰相被罢官，但生前仍被封为“祁国公”，死后被谥为“文献公”，所以他的后代于南宋理宗年间来泾县后岸定居，不必改姓隐讳其身世。来后岸的王氏始迁祖为王千九，他手里有一尊金鼎，那是宋太祖赵匡胤赐给王溥的，所以后岸王姓家族有“金鼎王氏”之称。而那尊金鼎，据说丢失于民国时期。后岸村王氏宗祠，亦称宁远堂，它的寝堂石磉上就刻有古鼎图案，令游人有所遐想。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就出自后岸“金鼎王氏”家族。
孔子称西周时代的泰伯为“至德”，泰伯以禅让王位、建立吴国而著名。后来泰伯的后人，准确地说，是泰伯的弟弟仲雍的后人季子札，也三让王位古风绵延。季子墓在江苏江阴，因江阴古称延陵，所以古人称季子札为延陵季子。著名典故“季子挂剑”，就讲的是他。
泾县茂林吴氏以吴泰伯为姓始祖、雍仲为生身始祖。十八世吴王梦寿有四子，其长子名叫诸樊，幼子就是季子扎。茂林吴姓虽是诸樊所传，但其后人因敬仰季子札，自称“延陵世家”。茂林吴姓的始迁祖吴希贤，于宋朝皇祐年间来茂林定居，其子吴安国兴土木营建住房，起名为“延陵新宅”。明朝万历进士，曾任泾县知县的李邦华，为茂林吴氏大宗祠撰写一对镏金楹联：“延陵世泽传江左，荆里名家著水西。”
大概就是从明朝万历年间起，至清朝中叶，茂林吴氏家族进入鼎盛时期。“吴氏大宗祠”其祠名嵌之以“大”字，有自吹自擂之嫌，但当年却无愧于四乡八邻。祠堂内另一对楹联是：“庭前罗玉林传家唯存五车书，门口扬朱旗报国曾持三尺剑。”上联讲的是建这座祠堂的吴尚默，明朝万历文进士，曾任湖广布政使[2]，几度上书朝廷，直言进谏，要求惩办专断国政的魏忠贤；下联讲的是吴尚默的侄子吴江龙，明朝万历武进士，曾任贵州布政使，一次单枪匹马入苗寨谈判，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3]”。
祠堂前原有四座石头牌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褒扬吴尚默、吴江龙叔侄二人的“文武进士坊”。另三座，一是吴尚默怀念其父吴云麓的“恩纶重贲坊”，一是纪念乡贤吴伯恳的“乐善好施坊”，一是“百岁坊”；而“百岁坊”旌表的是哪朝哪代哪家的老人，村民语焉不详。可惜祠堂门前的这四座牌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拆除，现在只能看到孤零零的旗杆石，以及暗喻“福禄寿”的“蝙蝠、白鹿、麒麟”白卵石图案。
古祠堂之多，古祠堂之大，以泾县一县之力，较之于徽州一州之功，却无逊色之处。被誉为“中华第一祠”的桃花潭翟氏宗祠自不待言，即使在查济看到破败不堪的洪公祠，在万村看到更为不堪的万氏宗祠，触目惊心的只是那种华美的破败，以及破败的华美。
泾县古祠堂及古民居，于经典的徽州，是经典的认同、仿效及变异。古祠堂的门厅、享堂及寝楼，享堂与寝楼之间的两个金水池，两个金水池之间的石阶小桥，以及池与桥的石狮柱头，均经典而富于变化。古民居的诸多细节，如堂厅和厢房于中轴线的对称，矩形“四水归堂”的长度及一字“四水归堂”的宽度，马头墙“五岳朝天”的错杂，以及门墙与屋顶的比例，均严格而富于韵味。其实，马头墙于江苏、浙江、江西乃至福建，都有看到，但经典的，看起来舒服的，无可挑剔的，还是在皖南徽州，皖南泾县。
泾县对徽州的仿效，多在形式方面，如祠堂或民居的格局；而泾县对徽州的变异，多在精神方面，如化繁为简的宗族理念。严格而言，徽州不是程朱理学的起源地，因为程颢、程颐兄弟虽然祖籍是古徽州的歙县，但他们定居于河南洛阳，朱熹虽然祖籍是古徽州的婺源，但他本人主要侨寓福建建阳，然而，全中国没有哪个地方比旧时的徽州更认同程朱理学，对“存天理、灭人欲”，对“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理解及践行，比任何一个地方都彻底。
一般认为，起源于宋朝的程朱理学，是对中国传统儒学的一次至关重要的解救与提升。而中国古代文化的源远流长，绵延不断，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惯性，中国人的家族聚合效能，中国帝王的治国安民手段，无不与孔孟儒学关系密切。古代泾县文人虽然也“格物穷理”，追究精神世界，却不是亦步亦趋地跟着徽州人走。更多的文人，喜欢徽州人不喜欢的阳明理学。王阳明确信“心外无理”，认为“（若）人人自有，个个圆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4]”，显然这有悖于朱熹的“心与理为二”。然而，对于洞悉中国社会的泾县文人来说，提倡在有限的自由空间中保持个性，“自有”而“圆成”，无疑是乐于接受的。
古代中国是一个讲究“理论指导实践”的保守型国家，相信若理论上失之毫厘，实践中就会谬以千里。幸好王阳明对孔孟儒学的核心成分予以肯定，他在《传习录》中写道：“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中国儒学的经学、理学著作汗牛充栋，各执己见的学术流派亦纷纭杂乱，泾县文人化繁为简，将庞杂体系的、越说越说不清楚的儒学思想，简化为“忠、孝、节、义”四字，书之于祠堂内墙。往往一面墙是“忠、节”二字，一面墙是“孝、义”二字，字体是十分的大，位置是十分的醒目。在徽州的古祠堂中，虽然也看到过这四个字，但它们的出现，其组合的序次及体例，远不及泾县来得经典而普及。
“忠”是忠君。
茂林吴氏一世祖吴文举，五代十国时期是南唐的一个县令。宋将曹彬下江南灭南唐时，吴文举以绵薄守城池，劝降不从，历时三个月之久，城破被俘后，又授官不受，其忠，其勇，于此可见一斑。吴文举忠的是那个填词填得特别好的南唐李后主李煜，守的是当年的池州池阳。
茂林洪氏始迁祖洪璧，是洪皓第六子洪邈的后代。榔桥洪氏则是洪皓长子洪适的后代。洪皓是江西波阳人，他于历史的著名，不是填词也填得特别好[5]，不是把西瓜种植技术从金国带到中原来，而是作为南宋大金通问使，出使金国探望徽钦二帝，被金人拘留十五年。
《宋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二》记载：“皓至太原，留几一年，金遇使人礼日薄。及至云中，粘罕迫二使仕刘豫，皓曰：‘万里衔命，不得奉两宫南归，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愿偷生鼠狗间，愿就鼎镬无悔。’粘罕怒，将杀之。旁一酋唶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剑士，为之跪请，得流递冷山[6]。”
南归后，宋高宗当面称赞洪皓：“卿忠贯日月，志不忘君，虽苏武不能过。”因此之故，洪皓家族于泾县的家祠宗祠，无不将洪皓尊为一世祖，无不悬挂“忠贯日月”匾额。
附带讲一句，在广东花县，其家谱亦尊洪皓为一世祖的洪秀全，则是这个家族的异类。洪秀全以忠君为耻辱，金田起义，号太平天国，自称天王，攻克南京。
“孝”是孝亲。
具体而言，就是孝敬父亲母亲。
在徒有宗教形式而无宗教精神的古代中国，忠君为了稳定国家，孝亲为了稳定家庭及家族，这有别于西方社会或印度社会以宗教稳定情绪和思想；显然前者注重群体，后者注重个体。自南北朝起，就有人把主张忠君、孝亲的儒学叫做儒教，与佛教、道教并称，因为儒学并无创世假说、终极审判、轮回转世、因果报应以及信仰仪式，所以它是一种思想流派而不是宗教。然而，孔孟儒学于古代中国的影响，比宗教更为深刻而持久，细密而有力。
孝亲于民间的演绎及呈现，其实非常单纯，不会考虑到国家、民族那么多。民间最常见的祈愿，即“福、禄、寿”中的“寿”字，一是理解为身体好，生命力强；二是理解为儿女孝顺，多子而多福。
泾县桃花潭万村有一座门楼，取名为义门，初建于唐朝贞观五年。当年唐太宗李世民旌表“泾县万晏自高祖万頵至仲芳五代同居”，工匠把这座八字型门楼造得十分对称，彰显圣旨圣意的尊严和隆恩。
据万村人讲，万晏家不仅五代人和睦相处，而且家里的一百条狗也彼此相敬如宾。有一年在祠堂里办酒，不仅叫齐了家里人，也把那些狗叫来了。先来的九十九条狗对着狗食盆垂涎欲滴，但一条也不先吃。等家里人把最后一条也找来，狗儿们才开始一同细嚼慢咽。
五世同堂是代代孝亲的极致事例。泾县茂林的尚友堂，是一处经典的皖南民居。日本东京艺术大学茂木计一郎教授，曾于一九八六年拍摄尚友堂花砖门墙，刊发于日本著名学术杂志《住宅建设》封面。而尚友堂于家庭及家族的经典，是它的主人曾经有过不可思议的“四代五世同堂”。自出生于清朝康熙年间的第一代起，至出生于光绪年间的第九代止，历时一百七十余年，连续四代五世同堂，前后十三人受朝廷旌表，其旌表匾额多达二十四块。这个家族的第一代吴善政有十三个儿子，分十三房，尚友堂是他的长子吴寿昌的住宅，著名画家吴作人是他的第九子吴大鹤的后代。
旧时朝廷的旌表形式，多数是匾额或牌坊。泾县黄村乡九峰村有一座建造于清朝嘉庆二十四年的四柱三楼牌坊，其外侧石柱旁立石鼓呈品字形，内侧石柱旁立石狮两两对称。这座牌坊隆重旌表的是，当年九峰村一位名叫徐财桂的百岁老妇人，被称为百岁坊。
旌表五世同堂及百岁老人，于孝亲是间接关联，除非其匾额或牌坊题词中有“孝”字出现。而细察古代孝亲的直接表现，就会惊讶古人在形式上的种种讲究。比如“父母在，不远游”，比如丁忧服丧三年，在外地做官的，必须回乡守制；茂林的吴芳培，即使身为吏部尚书，也要抛下手头的国事政务，回家给父母守孝。
忠孝两全是古人的最高人生境界。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就会产生严重的道德冲突及人生悲剧。“忠贯日月”的泾县洪氏一世祖洪皓，南宋时“忠义之声闻于天下”，被时人称之为“宋之苏武”，然而，仇视洪皓的秦桧，暗中指使“侍御史李文会劾皓不省母”，罪之以不孝之名，轻而易举将洪皓逐出京城，流放岭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