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她毫无对手地站在自家门口又开始唱她的猫腔了，而且手里拿着一只漏底的破盆子和一根棍子。她一边唱一边敲，可总也不见有人出来应战。因为她不断地重复，我听清了她说的话：“我是历史反革命……我是历史反革命……”
我问姐姐：“她为什么骂自己呢？”
我姐姐说：“她在骂咱们，在骂爸爸。”
我爸爸是随国民党起义部队进驻新疆的，可这个只会骂街的女人怎么知道了？她居然还会关心政治，令人刮目相看，也令人心惊胆战。
我站在我家的窗下看着这一幕，心里觉得很刺激，也很紧张，没想到我们家居然也有跟人吵架的事了，这在以前从没有过。可我爸爸后来的回敬是多么无力啊，他实在太不会吵架了。他反击的时候居然还在笑：
“你不用那么费劲，不用为我是反革命把自己气出病来。”听听，这哪像在吵架，简直像在安慰人家。可后面这两句还像回事：“你是个疯婆子，气死你吧！”
我想爸爸还不如不出来呢，我三个姐姐要厉害得多，她们要联起手来，只怕真会把这老女子气得跌过去。我甚至能想象出她坐在地上要唱的猫腔：
“你养这三个恶丫头哎……就是专门为了欺负我的，咦呀……我不活了……嗷，嗷，嗷……”
就在我单单把自己择出来的时候，那女人杀气腾腾地从我身边经过，好像要去上厕所，就在她离我最近的一刹那，她突然“呸”地一声啐在我的脸上，飞沫四溅。我像被人突然扇了一记耳光，怔怔地呆在那里。
后来我一直没把这件事告诉过人。我无法说出口，我觉得这于她于我都太耻辱了。在我看来一个成年人是不能对一个孩子做这样的事的，哪怕她是你仇人的孩子；而在一个八九岁小姑娘的成长里也不能容忍发生这样的事，这真是人生的耻辱。可它就发生了，而且正好在我的身上，我只能用缄口不语来掩饰它，消灭它。
这是我当时的直接反应，我像保护一个秘密一样守口如瓶。等我的人生不断前进之后，我的见识也不断地增加。我知道我们所在的这个人世间，既有很多高尚的爱，也存在数不清的相互蹂躏。而我所经历的这件事如果和更可怕的暴行相比，只能算是不疼不痒，说出来恐怕连隔靴搔痒都谈不上，所以也就不用再掩盖了。作为一个曾经的孩子，我肯定是个幸运儿。
明星之死
我十六岁的二姐异想天开地要去参加红卫兵战斗队的长征，要去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见毛主席。我爸爸不放心，坚决不同意。但革命洪流不可阻挡，有一天她就突然消失了。
我看到妈妈伏在床上哭，头也不抬。我第一次看到她哭。
我站在她脚的远处，矮矮的，不让她发现。她没有因为我还存在着而减少她的悲哀，肩膀颤抖得很厉害。我就想，我二姐为什么愚蠢到非要让我妈妈伤心呢？只要她待在家里就不会这样。
那时我知道了，人的命运是互相关联的，可以互相制造出悲哀。
后来消失了近两个月的二姐突然又回来了。他们一行走了八天，只走到柳园就走不动了，又坐了很多免费火车到了兰州、西安等地，途中大家分崩离析，二姐就蹭车回来了。用了那么长时间还是没有见到毛主席。可她真是命大福大造化大，我妈妈一直为此感叹不已，说不知她死活的日子真难熬。
因为环境太乱了，除了我大姐，妈妈把我和二姐、三姐全都送上了火车，送到成都舅舅家去，那时我姥姥还活着，住在成都。
火车上人可真多啊。哈密没有始发车，我们没有座位，每个车厢都挤得水泄不通。二姐把我放在车厢顶头的那张桌子上，上面有很多玻璃杯，我和杯子睡在一起。我已经不记得我们吃什么、喝什么，怎么上厕所。后来我又被挪到两排位子之间，坐在自己的旅行袋上。我安静得像一只病猫，可我其实很健康，能在那样恶劣的环境里一声不吭地坐上几天几夜。我的脑袋不停地栽下去、栽下去，但我没有胆量开口向谁求助。后来我旁边那个善心的男人拍拍我说：“小姑娘，你趴在我的腿上睡吧。”我就立刻昏睡过去了，也因此得救了，后面的事全不记得。
成都真是一个大城市，车水马龙的，润泽的感觉总是整体地保持着，就好像被一个容器护卫着，安全得很，也闷得很。
我舅舅和舅母都在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工作，但不是演员。舅舅保存的有郭兰英签名赠言的照片被我三姐带回哈密到处给人显摆。那时的郭兰英还很年轻呢，照片是黑白的，漂亮得很。舅母也在剧团工作。虽说是个大美人，却不是演员，做服装工作。她一句普通话也不会讲。
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正好赶上剧团的演员剧组去大邑县集中学习，我舅舅把我们姐仨都带去了。
那是一个清秀翠绿的地方，人也少。大邑县当时在全国声名显赫，因为那里有大地主刘文彩的庄园和那一组家喻户晓的泥塑《收租院》。在此之前我这个小孩儿也已经看过《收租院》的纪录片，在这里看到真迹后还是很震撼。那些泥塑的人好像活的一样在身边喘息挣扎，个个都是苦难深重的生命，感染着你。我第一次体会到假的东西居然比真的东西更具有打动人的力量。这就是艺术吧。
在大草坪的池塘边，我第一次看到了浮萍这种植物。精美的浮萍静止在水面上，一片柔嫩的淡绿，让人心旌摇曳。从没见过这么优美安静的小植物，没有根，漂在水上，居然一点不忧虑，还活出一种羞涩的表情。
有个农民背个竹篓撅着屁股在泥巴里掏。我很好奇，千方百计朝竹篓里看。第一眼看见蠕动的黄鳝在里面纠结成一团，我被吓住了。农民在立起的木板凳上用钉子钉黄鳝的脑袋，然后杀它们，把那根细骨头剖离。鲜血淋漓像杀人，让我心惊肉跳。
那天早晨，有人突然喊：“有人自杀了！有人自杀了！”
我也跟着人群跑向一处房子。在一个不大的煤房里，有个人脚下悬空地吊在屋顶垂下的绳套上，安然不动。他的舌头微微向唇边吐出，绳子深深嵌进他的脖子里。
那人一点挣扎也没有了，一切都像定格了一样。一只自制的小木凳踢翻在他的脚边。他死了。可他的脸一点都不狰狞恐怖，也不难看，很安静的样子。
我认识这张脸，这是张著名的脸，也是张英俊的脸，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他就是冯喆。
冯喆是五六十年代活跃于中国影坛的当红小生，他最著名的电影是《桃花扇》、《南征北战》和《金沙江畔》。在《桃花扇》中他饰演了那个被江南名妓李香君爱恋的多情才子侯朝宗，而在《南征北战》中他又扮演了解放军英雄高营长一角。他把反差那么大的角色演绎得游刃有余，让人逐个铭记。这些熠熠生辉的经典形象都已进入了中国电影的历史画廊。
可眼前呈现的触目惊心的惨景，和我心目中的美好想象，又有着怎样的天壤之别啊！
我想不通。
冯喆，他怎么能容忍自己曾经那么辉煌的生命如此一落千丈，居然毁在这间阴暗凌乱的小煤房里，并且以当时人们最不齿的自杀的方式？他难道不知道，他一旦闭上了眼睛和嘴巴，一切就都没有重来的可能了吗？他就不想向人们解释一下吗？他既然连死都不怕，为什么怕活着？他到底怕什么？
在回成都的路上，我们看到他的灵车经过，就是一辆普通的卡车。他的棺材放在上面颠簸着，有两个模样平常的女人在扬尘中坐在棺材旁，她们表现出的似乎不是悲伤，而是对自己不得不这样在事件中出现的无奈和羞愧。车上再没有别的人了。
路人们谁也不知道那个车上有一个自己崇拜过的银幕明星。一个曾经那么闪光的生命，它的逝去竟沦落到这步田地，太可悲了，太没有尊严了。死毕竟也是一个人生命的一部分，最后一部分。
这就是我看到的第一个名人的台前幕后。它告诉我，辉煌者的背后其实也是平凡的，有时甚至是更坎坷和狼狈的。
冯喆的死因那时也有风传：因为他演戏和生活上的种种错误，第二天就要开斗争他的批判会了。
谁也救不了他，再也救不了了。
葡萄事件
妈妈姓危，一个绝无仅有的姓，放在名字的第一个字让人觉得一点也不安全。那时她除了当校长，还当过什么主任，也有人叫她危主任。当了走资派以后她在学校里喂猪，我就想，妈妈的称呼不用变，现在还是个“喂猪人”。
也不知学校里哪儿来的猪，两三头呢，又长又大。妈妈用平时搅石灰的大铁锅给它们煮猪食，用铡刀铡一种有小籽粒的草，我第一次知道那叫猪草。煮猪食的味道是甜腥腥的寡淡，浓郁地弥漫在空气中，在我的记忆里成为了那个年代的味道。
猪很喜欢妈妈煮给它们的食物，总是吃得呱嗒呱嗒，汤汁四溅。它们那种天真的满意表情在当时给人带来很大安慰，在那个时候和猪待在一起比和人待在一起要感到平等和安全。妈妈很认真地喂着它们，就像喂小时候的我们。
我的父母从来就是在家庭中最少干涉孩子的那种父母，斥责也是极少的，他们总是最多地用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打骂体罚的事对我们是完全陌生的。
我爸爸最纵容孩子。在他眼里，孩子的身上几乎不存在过错，他们都是对的，起码是正常的。任何事情他都愿意向我们耐心地解释清楚，结果我们总是不耐心听，还反过来捉弄和欺负他。有时他恼了，就伸出胳膊做出要大打出手的样子，我们并不害怕。因为他有个著名的理论：打孩子千万不要打脑袋，那样会把他打傻；也不能打后背，那样会震坏他的内脏。那么哪里是可以打的呢？屁股，那是肉最多的地方，打不坏。所以他一冲我们举手，我们就赶紧把屁股藏起来，他就不会下手。他对自己的诺言很守信，就追着我们找屁股打，追不到就一直追，于是就好像开始了一场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最后他也笑了，骂一句“屁孩子”，代替了打屁股。
妈妈很严厉，一句话、一个表情就会很管用，根本用不着动手打人，那会有损她教育者的尊严。可就是我——这个一向最乖的孩子竟制造了让妈妈动手扯我耳朵的奇迹，从而把自己也变成了一个肿耳朵的小可怜。
有一段时间哈密武斗了很久，万人空巷。一贯爱四处浪荡的一个叫冈瘸子的男孩儿，在街上玩儿的时候被流弹击中。这个调皮的、略带邪恶的男孩儿竟悄然地躺在那儿死了。没人来收尸，被鸡吃掉了眼珠。
就是在那之后的第二天，狂风乍停的寂静街道上出现了一辆维族老乡的毛驴车，车上的两个藤筐里装的竟是新鲜闪亮的葡萄，它们看上去灿若星辰。
我的心里涌满了对鲜葡萄的渴望，我已经很久没看到过那么亲切、那么熟悉的自然界的果实了。我特纳闷儿的是，那个年代人们忙着搞运动的时候，土地好像也突然死去了，什么东西都不长，牛也不下奶，猪也不产崽，没有鸡蛋，没有水果，商店里四壁空空，又黑又硬的糖块排一次队也只能买到几颗。我们每天除了吃玉米面发糕、馒头和土豆，根本就没有别的东西吃。而在以前，两元钱就可以把一毛驴车甜瓜拉回家堆满床底。那时水果不仅多，而且糖分足，一个小孩整个夏天只吃甜瓜和西瓜也不会减少体重。可后来偌大的土地就什么果实也长不出来了。
但此时，晶莹的葡萄就在毛驴车上闪亮，像一片海市蜃楼中的湖水。
我从大人的胳肢窝底下往毛驴车跟前蹭。回头看见妈妈目光犹疑地站在旁边，她显得心绪烦乱，不愿意加入这小小的纷乱的人群。她突然拉住我往回走，说：“人太多了，不买了。”
妈妈的这个决定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的。她怎么能认为那么几个人就是多呢？怎么能因此就轻易地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呢？
我气急败坏地跺着脚一路狂奔回家。
没有吃到那些葡萄，我心里仿佛损失掉了一切，其他任何事情都变得对我不再有意义。进了屋，我把家里所有的椅子全都乒乒乓乓地使劲推倒了，我希望摔碎它们。我的恶气足以推倒这座房子。
妈妈回来看到这个景象后，并没有迁就我，她口吻严肃地让我把椅子扶起来。那怎么可能呢？我正好用这个横七竖八的景象报复她。她在学校里对别人整天都顺从着，却果断地夺走了我唯一的欢乐。
我的公然挑衅终于激怒了妈妈，她平生第一次揪住了我的耳朵……
那个事件是我一生的大事件。
我一直为此心怀感伤和隐恨，我甚至怀疑过妈妈，认为她并不爱我。
后来随着人生阅历的不断增加，我对这个事件也不断地更新着感觉。当我具有了设身处地的觉悟和能力之后，我真希望那件事的情景能再重现一遍，我一定要改变它的情节。
妈妈的悔恨我从未听她说过，可我自己做了母亲之后才体会到，偶尔用粗暴对待孩子的父母，自己受到的惩罚有多大，比皮肉之痛深重多了。成了母亲，我才真正学会做孩子。
美术课
上小学时，音乐课和美术课对我们来说，就像家常便饭后的额外点心——奢侈品，带有享受和娱乐的性质，总觉得那是老师用名正言顺的方式让我们在课堂上玩，因为那太像孩子们的游戏。那种课上起来轻松简单，唱首旋律昂扬的革命歌曲，画点色彩鲜艳的民族图案，不知不觉就过去了，而且从来不考试，也没有固定的老师。从未听谁说不喜欢这些课，也未听谁说过特别喜欢的，因为谁也没真把它们当成正经课上。
有次我们上美术课，黑板上挂了一幅让我们做范本的水彩画，画的是一个工人模样的青年，拿着一支特别大的毛笔，他刚写好一张大字报，显得心潮澎湃。他目光如炬地挺立在那里，很有气势，画的题目是《拿起笔作刀枪》。
我从来没有画过人，老师没教过。可大家都一样，就依葫芦画瓢吧。
